至善与亲民的根本是修德行德，是明德的展开和实践，是从“下德不失德”向仁德、义德、礼德这三种基本德性的培养、积累和升华，从而带动信德和智德的全面提升和巩固，真正达到明德的实践过程。
《大学》还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在这段阐述中，其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后世学者称之为《大学》的“八条目”，这些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是一个人道德修养渐进和深化的过程。“八条目”的中心环节就是修身。
在八条目中，“格物”和“致知”是基础。致知而致命，以道德修身，达到和实现德治的高尚志愿。诚意就是用诚信道德的心来规范意识行为。所谓“正心”，就是用德性纠正、改造意识中不符合道德人生观的部分，使人确立正确意识观念，将私心和欲望调整到符合德性规范允许的范围之内。
古人曾说：“道德人家福泽长”，道德之家中必有道德修身之人，这些贤人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改变身边人和整个家庭。如果能以身作则，对家人进行道德教育，使全家都能尊道贵德，以德修身，全家人都达到一致的、同等的道德人生修养状态和境界，这就是所谓的“齐家”。
修身如治国，治国如修身。正如《大学》中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治国的前提。不以德修身就难以肩负治国的使命。
《大学》所谓“修齐治平”，不仅为社会群体规划理想境界，而且为个体人生规划理想境界：作为“外王”的“齐治平”是作为“内圣”的“修”的彻底实现；而“修”的目标不是群体的“大同”，而是个体的“知性”“知天”——“成圣”。“修齐治平”不仅是社会价值的实现，而且首先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将个人修养与现实政治贯通，通过追求道德完善和治国平天下实现人生的根本价值，从而隔绝对彼岸世界的诉求。这是儒家思想最特别的地方，对解决上帝死后，人类遭遇的信仰危机有积极的意义。
二十、“极高明而道中庸”对个人处世有什么借鉴作用
冯友兰先生书房曾经挂着这样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冯先生1988年2月写的。关于这副对联，冯先生自己说：“上联说的是我的哲学史工作的意义，下联说的是我的自我修养的目标，这两句话，是我的自勉之辞。”
“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冯先生一生追求的精神境界。冯友兰说：“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底。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之一，原属《礼记》的一篇，宋代把它和《礼记》中的《大学》独立出来，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极高明而道中庸”即出自《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大致意思是：君子恭敬奉持德性，同时好问勤学以致知，使德行和学问到达广大精微的境界，虽然极其高明，依然不偏不倚地遵循中庸之道。温习已知以增进新知，存心敦厚以尊崇礼节。所以在上位时不会骄傲，处于卑贱的地位也不会背叛作乱。当国家政治上轨道时，他的言论可以帮助国家振兴，当国家政治紊乱无道时，他的沉默足以被接受。
对于中庸的解释，中国学者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毫无疑问，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
《中庸》首篇《天命章》对“中”作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与“中”相关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并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一定义赋予“中庸”以“中和”的新义，并将其提升到天地万物根本法则的高度，以此作为道德修养的终极目标。感情保持“中和”的状态，就可以保证本性因无情欲之蔽而发扬光大，进而达到使“天地位”、“万物育”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在于“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的观念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核心的地位。“中”既是个人的某种主观状态，即含而未发的内在情感要求，又是个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里表现于外在言行的规范和准则。这两者是统一的：内心之“中”是言行之“中”的前提，而言行之“中”又是内心之“中”的外化和表现。
宋朝大哲人朱熹认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当代学者匡亚明先生认为，“中庸”是“作为仁的人生哲学方法论的中庸”，认为“所谓中，即中正，中和。所谓庸，即用也，常也”，因此“中庸”即是“用中为常道也”。学者金景芳等认为：“孔子所说的中，既不是过，也不是不及，而是恰到好处”。
另外，《中庸》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方法。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学问的积累。这些观点对于后代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者钱穆常诵《中庸》之句：“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意思是，大思想、大学问必与“中庸”有关。“中庸之道”乃大道，亦为人道。“惟其中国传统，特重此中庸之道，故中国传统思想，亦为一种中庸思想。”“中庸”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基本特征。归其因由，钱穆认为，这源于在中国思想里“道不离人，亦学不离人。”当然，这种思想特征更根本地来源于中国人的生命活动，而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生命活动。同时，中国思想对于生命的关注乃是它的重中之重，它主张的生命态度正是“中庸”。所谓的“中庸的生命之道”，不仅单指思想活动，还指包括思想活动在内的更为广泛的整个生命实践活动。
“极高明而道中庸”提醒人们，为人处世不能走极端，而应该平衡各种力量，对事物形势洞察了解，明智地选择最恰当的方式，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如果人们能够在一切事情上做到恰到好处，就会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环境。
二十一、管理者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能学到什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周易》，本是《周易》中的乾卦。
《易经》第一卦乾乾为天乾上乾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第二卦坤坤为地坤上坤下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对于乾卦和坤卦，通常有三种解释：
（1）乾为马，坤为牛。用马来象征天。天行健就是以骏马来形容自强不息；坤为牛，以牛来诠释人的品德。
（2）据帛书《周易》，“干”为“键”，“天行健”乃“天行键”，“键”为“干”的古字，而“键”又训为“健”，串在一起：天，行矣，干（键）。干，健也。
据帛书《周易》，“坤”为“川”，“势”为“执”，“地势坤”乃“地执川”，“川”为“坤”的古字，而“川”又训为“顺”，串在一起：地，执也。坤，顺也。“地”也有“原初的肯定性的强力”，“执”为“势”，所以“地执坤”变成了“地势坤”。“执”为执持、执守；“势”即势力、形势。
（3）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定，发愤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易传》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天、地便代表了自然界。如果天、地相对而言，天泛指地面以上的整个天空，如果再分而言之，大体上又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当时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宇宙空间，一是指地球以上的大气层。地与天相对而言，指人类和一切生命生存于其上的大地，它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家园。没有任何一种生命是能够离开大地的，天空中飞鸟也不例外。《易传》不仅用天、地代表自然界（亦可称为宇宙自然界），而且看到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意义，这才是《易传》“自然观”的特点。它是从人的生命存在出发去理解自然界的。万物的生命来源于天，生成于地，正因为如此，《说卦传》将乾、坤二卦视为父母卦。在《易传》看来，人与自然界本来是统一的，不能分离。在发育生长万物的意义上，天可“称”之为父，地可“称”之为母，父母只是个“称呼”，并不是说天地是真父母。人作为天之所“始”，地之所“生”，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一部分，确实与其他万物不同，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在自然界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作用。这正是《易传》所特别强调的。
《系辞传》与《说卦传》都讲到“三材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视为“三材”，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足以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人的地位重要，是因为只有人才有仁义，也只有人才能尽其仁义而“成物”。人性是不能离开“自然性”的。这所谓“自然性”，不是纯粹生物学上所说的生物性，而是具有生命的目的意义和道德意义，也就是说，对人而言，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源，而且是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根源。人之所以能够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固然是由于人具有一种特殊地位，但这种特殊地位归根结底是由自然界给予的，而且同时便负有一种使命。
《易传》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生命联系，而不只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当《乾·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时，就不仅仅是“法天”、“法地”，即效法天地之义，而是变成了人的内在需要，人的生命目的本身。当《乾·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文言》说，“利贞者，性情也”时，这个意思就更加清楚了，“乾道”即天道，就内在于人而存在，就是人之“性命”，人之“性情”，具体而言，就是仁义。这就是《易传》讲“三材之道”的意蕴所在。
《易传》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这里所说的“天”，具有超越意义，但并不是实体，它无非是宇宙自然界的全称，是一种哲学的概括。所谓“天人合一”境界，就是与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合一的存在状态。“天”是自然界，是一切生命之源，也是一切价值之源。这种神圣感实际上赋予人以更加现实的使命感，这就是热爱和保护大自然，热爱和保护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
《周易》对于今天的积极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哲学化本身，而在于它通过确立此后中国哲学的最高范式“阴阳”，确立了一种“东方生命哲学”，而这种生命哲学既可以展示群体生命存在、也可以展示个体生命存在。
天生万物，与天地相比，世间任何事物都是渺小的，但生命是伟大的。生活中我们都尝过酸甜苦辣，凡间尘世谁都有起落沉浮。当回过头来看走过的崎岖不平的路，我们惊喜地发现，我们本身具有战胜困难的潜力。在生死边缘游走过的人就不再在乎斤斤计较的得失。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平平淡淡，自自然然。用易经中的一句话共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体现了人生的真正价值。
二十二、管理者如何养“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这个词一般用来形容一种刚正宏大的精神，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两千多年来，它对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的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请问老师，您的长处是什么？”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又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孟子说：“这很难描述清楚。首先它是充满在天地之间，一种十分浩大、十分刚强的气。其次，这种气是用正义和道德长期积累形成的。如果没有正义和道德存储其中，它就消退无力了。这种气，凝聚了正义和道德。从人的自身中产生出来，它是不能靠伪善或是挂上正义和道德的招牌而获取的。”
不难理解，所谓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人间正气，是大义大德造就一身正气。孟子认为，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切巨大的诱惑、威胁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也就是孟子曾经说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
文天祥写的《正气歌》对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很生动的描绘，“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月浩然，沛乎塞苍冥。”意思是说，浩然正气存在于宇宙间各种不断变化的形体之中。在大自然是构成日、月、星辰、高山大河的元气；在人间社会，天下太平、政治清明时，便表现为祥和之气，而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关头时，便表现为仁人志士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气节。社会秩序靠它维系而得以长存，道义是它产生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