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以“敬”作为修身的最佳心理状态。朱熹秉持渐修观点，主张通过积累过程培养正当信念、态度和行为的必要性。他要求学生将修养心灵作为日常课程：“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观物，则物之理得。”朱熹相信，心处于恭敬状态时，自然会为人的升华培养端正的性情。
他强调“持敬”，首先要使自身外貌风度得到整肃，要排除杂念，外表与内心做到表里如一、整齐严肃，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他有一句名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意思是说，待人接物必须恭恭敬敬、畏畏谨谨、收敛身心，不要放纵自己。如果人人都如此讲究“修身”，那么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也就距离不远了。
朱熹的修身观念更关注人们的日常行为、生活细节，这主要体现在他对青少年的教育上。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
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来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为此，他主张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生活习惯和行为都按照儒家的标准，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
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朱熹认为，《大学》修齐治平的理论中，最重要的是格物、致知。在朱熹看来，格物指努力穷就事物之理，当人们通晓事物之理之后，人的知识也就完全具备了；致知是作为认识过程找所格之物的一个结果。所以，没有格物谈致知是无法办到的。朱熹用“格物所以致知”来说格物和致知的关系，一方面说格物以致知为目的，另一方面，致知是在格物的过程中实现的。
《玉山讲义》中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修身的目的。
对朱熹而言，内圣与外王的结构关系是“论本末，修身为本；论轻重，天下国家为重”。作为儒学的一分子，朱熹的修身观念体现着宋代儒学的政治文化理念。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讲求立志、修身，以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在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愤立志等方面，朱熹的修身学说数百年来发生过重大影响，体现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发扬了士的承当精神。
二十六、管理者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中能得到哪些启示
王守仁（色元1472年～公元1528年），字伯安，人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其徒将他的著述编纂成《王文成公全书》，其中《传习录》和《大学问》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他死后三十九年被皇帝追封新建侯，谥文成，享有极高的荣誉。
王阳明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还曾经建立了赫赫战功，最著名的是平定宁王之乱。王阳明不是军事家，宁王叛乱后朝野震动，许多军事家都束手无策，独有曾被朝廷打入大狱的王阳明挺身作战。王阳明没有正式的官军来统御，所辖的只不过是金陵城附近州县的衙役兵勇甚至一班刚被招安的土匪流寇，三千人以上就称“大军”，然而他却用这支队伍无往不利，四十天而竟全功，一时被誉为“大明军神”。——一介大儒，指挥千军万马如提笔研墨，正是由于“知行合一”作为一种理论成功地指导了他的行动。王阳明有一著名论断，“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并不是要说他的战功，而是指出他心学思想的核心。
王阳明深受先秦孔孟学派和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又直接继承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形成了庞杂的哲学思想体系。“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的重要命题，它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王阳明不仅认为“知行”是以“良知”为本体，知行合一并进；而且还强调行而后有真知，注重实践的重要性。
他从三方面论证知行合一：“知行之体本来如是”，“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知行合一并进”。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凡称为行的，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那么学问思辨也是行。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起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那么行也就是学问思辨。如果说学问首先是思辨，然后去行，那么如何凭空去通过思辨得来学问？行的时候又如何去做得学问思辨的事？行到明觉精察处就是知，知之真切实笃处是行。行而没有明觉精察就是妄行，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强调“知”；知而不能真切实笃，就是妄想，就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也必须强调“行”。知行实际只是一个工夫。古人说知行，都是就一个工夫补偏救弊来说的，不像现在人截然分作两件去做。如果今天的一个人说知行合一，虽然也是就现在的补偏救弊来说，但是知行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合一的。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是为道德修养建立理论基础。王阳明要人们树立一种信念，在刚开始意念活动时就依照“善”的原则去做，将不善和恶消灭在刚刚萌发的时候。
关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冯友兰指出，它的主要意思是“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吾人必致良知于行事，而后良知之知方可完成”。
蒋介石对王阳明的学说有很深刻的理解。他说：“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知识如果‘无得于己’，便不能算是真知，唯有‘有得于己’的知，才是真知，不但真知，亦且益于行。”他又说，“良知是我们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蒋介石认为知行关系中，“行”是第一需要的，所以反复强调“力行”。
王阳明学说的积极方面，致良知就是使自身固有的良知转化为行为，使本心不受遮蔽，立即实现出来。致良知是使知行合一的工夫，力行是使知行合一的努力。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其归宿在一个“行”字。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就实践而言，兼有消极去恶与积极行善的意思，只有善的动机而未具体化为行动，仍不足以达道德的最高层次。但是，知行合一说鼓励人们力行，是王阳明的创见，也是他学术思想的特色。
对于当代管理者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有很多启示。他告诉人们，不仅要“知”，也要“行”。人们不仅要提高自己的认识，更要有实际行动，将自己的理想变为现实。
二十七、刘宗周的慎独思想有什么现代意义
“慎独”是儒家创造出来的自我修身方法。它最早见于《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综观全文，“慎独”是指人们在独处时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随时伴随主体。能否做到“慎独”，以及坚持“慎独”所能达到的程度，是衡量人们能否坚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取得成绩大小的重要尺度。可以说，慎独思想在自我修身方面具有永恒的价值。
作为明末重要的思想家、浙东学派的奠基人，刘宗周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慎独”思想，并作为他儒学思想体系的基础。
明朝末年风雨飘摇，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作为文人的刘宗周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生平坎坷，在历经磨难之后，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名声远扬。
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凶于尔国，害于尔家。每次会讲，刘宗周都让学生收敛身心，使根抵凝定，为人道之基。他曾说：“此心绝无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间不容发处，恰是此心凑泊处。此处理会得分明，则大本达道，皆从此出。”慎独思想已成为他学术思想的根本所在。
刘宗周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强调“慎独”的重要。他说：“慎独是学问的第一义。言慎独而身、心、意、知、家、天下一齐俱到。故在《大学》为格物下手处，在《中庸》为上达天德统宗、彻上彻下之道也。又说：《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日慎独而已矣。《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可见刘宗周把“慎独”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他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独”即本心、良知，是人具有的一种主观道德能力，“慎独”是一种内省的道德修养功夫。刘宗周把“独”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所以，“独”是“至善之所统会”，所谓“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独者，物之本，而慎独者，格之始事也。”这里，不仅宇宙中的万物，而且人类的一切道德准则都包含在“独”中：“独中具有喜、怒、哀、乐。四者，即仁、义、礼、智之别名。”
“慎独”说是刘宗周的道德修养理论。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慎独”，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功夫，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跻于道德高度，以解救“世道之祸”。通过“慎独”的功夫治心，把心作为天地万物之本，心正则天地万物都正，将这作为出发点，要齐家就会家齐，要治国就会国治，天下太平也易如反掌。这里，体现出刘宗周思想的心学特征。
“诚意”与“慎独”密切相关。如果说“慎独”是刘宗周全部学说的宗旨，那么“诚意”则是他的全部学说的根基。诚意、慎独的内向性很明显。刘宗周认为慎独不仅是工夫，也是本体。“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识得心一性一，则工夫亦一。静存之外，更无动察，主敬之外，更无穷理。其究也，工夫与本体亦一，此慎独之说而后之解者往往失之。”刘宗周希望通过对内在超越的道德本体的探求，找到一个实现道德实践的理论基础，然后再向外展开，去寻求这种超验本体的实现方式，达到本体与功夫合一，由诚意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梁漱溟先生曾说：“慎独之‘独’，正指向宇宙生命之无对，慎独之‘慎’正谓宇宙生命不容有懈。儒家之学只是一个慎独。”
“慎独”之所以古往今来受到德育思想家们的重视，是因为它在人们修身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可提高人们修身的自觉性。《淮南子·说山训》中说：“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行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意思是，君子修德要努力做到“不为莫知而止休”，其突出的正是自觉性的品格。程蒙端说：“幽隐细微，必慎其几，是曰慎独”（《性理字训·学力》）。可见，要做到“慎独”就必须在“幽隐细微”处严格要求，毫不马虎。“慎独”要求道德主体对于“人虽不知而已独知之”事，“尤加谨焉”，以便“遏人欲于将萌”，使其不滋长于隐微之中。显然，这里突出的是主体在修身中的自觉性。
同时也可增强人们在修身中的真诚性。“慎独”必须以“诚意”为前提。朱熹说：“君子慎其独，非特显明之处是如此，虽至微至隐、人所不知之地，亦常慎之。小处如此，大处亦如此；显明处如此，隐微处亦如此。表里内外、精粗显微，无不慎之，方谓之‘诚其意’。”用“诚意”来释“慎独”，确实深得本旨。这是因为，只有诚心实意地坚持自我修身，才能把“慎独”落到实处。丢掉“诚意”，“慎独”就是一句空话。坚持“慎独”，有利于增强道德主体在修身中的真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