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以重典驭臣，甚至不惜对开国元勋大开杀戒，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朱元璋看到皇太子宽厚文弱，担心自己死后强臣压主，所以要清除隐患。明朝的宫廷逸闻描述道：有一天皇太子劝说父亲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长满了刺的棍子丢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来。皇太子一把抓住刺棍，结果给扎破了手掌并连声呼痛。朱元璋说：我事先为你拔除棍上的毒刺，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
朱元璋以重典驭臣，巩固了朱家江山、吏治也为之整肃，一些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也得到了惩处，鉴于元末吏治混乱、贪污腐败横行的局面，朱元璋重典治国，可谓用心良苦，本无可厚非，但是朱元璋对待臣下过于刻薄、冷酷，为了打击功臣、豪强，不惜牵连无辜；对其独断冷酷的作风稍有指摘的，即受重罚；为了监视人民、官员、富商，发展特务、鼓励告密，朝中上下乃至社会一时之间都陷入恐怖气氛。士人、官吏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无不战战兢兢，说话做事要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这样一来，人心惶惶。
对于新朝而言，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朱元璋严酷的作风，不尊重士人、官吏，甚至凌辱、迫害他们，使很多本来想效力新朝的士人望而却步，有的人宁可终生隐居，老死青灯之下也不出来做官。在朝的人，也是恭恭敬敬行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庸碌度日。
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是一个失败的管理者，早期为了打江山，礼贤下士、宽厚待人的作风，至此已荡然无存。朱元璋虽然收纳了很多人才，但是却不懂得尊重他们、珍惜他们，疑忌他们图谋不轨，甚至因为自己出身卑微而迁怒于人，必欲除之而后快，最终弄得人人自危，避之不及。“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对待人才，需要尊重、宽待，而不是苛责，并且要善始善终，这样才能得其心，为己所用。
五十一、现代管理者从张居正身上能够学到哪些成功经验
张居正改革，是在明王朝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当国家纷乱之时，需要雷厉风行地采取非常措施，虽然有可能因此而矫枉过正，但不这样的话，就无法稳定乱局，使国家安定。这句话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但张居正本人也因此遭到“时政苛猛”的责难。是是非非，固然一时难以辨明，张居正为人行事，也难免为人诟病。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张居正过人的胆识、勇气和眼光，以及其用人不拘一格的特点，确实值得后人师法的。
明朝中后叶，统治阶层昏庸腐化，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为了稳定明王朝的统治，一方面，张居正以得盗即斩的手段加强镇压，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使民足食足衣革新政治的措施。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认为这一举措既不减额，亦不增赋，农民的贫困得到了缓解，地主豪强没法侵占农民土地，欺压百姓。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张居正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简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张居正的任政，是和他的严苛的风格联系在一块，没有他那卓越胆识、勇气和目光，明朝残破混乱的财政局面，恐怕难以补救。在他执政的10年期间，边境大安、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一时政绩斐然。
虽然这样，张居正最为人称道之处，恐怕还在于他选拔人才的不拘一格。张居正对这些选拔上来的人才，能够信任他们，并委以重任。
张居正的不拘一格，不单单是排除论资排辈的偏见，还包括重视从下层选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认为选拔人才没有固定的思路方法，唯才是用，哪怕是身份低贱的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同样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士兵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职员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因为张居正用人能够破除成见，不拘一格，所以在他执政时期，虽然明王朝四面都是强敌，但南有戚继光，北有李成梁，边境一时整肃，呈现少有的安定局面，而在之前的百余年时间里，明王朝还在为东南的倭寇，北方蒙古部落的频繁骚扰分身乏术，苦恼不已。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支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荒芜了十几年的土地又变成了良田，同时因为河道治理得当，水利运输也发展起来。
五十二、崇祯勤勉而亡国的历史教训对现代管理者有哪些启发
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无数，或者贪婪昏庸、或者残暴冷酷，要么就是贪图安逸、荒于声色之徒，凡此种种，无不遭人唾弃，然而明朝的崇祯，虽然也是亡国之君，却没有身后骂名，原因就在于他的勤勉。不少人甚至因为他的勤勉却招致亡国的命运而为之扼腕叹息。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崇祯皇帝就像是一个孤独的斗士，面临内忧外患的乱局，江山社稷已是风雨飘摇，却仍然勉力支撑，试图力挽狂澜。
《明史·本记第二十四》这样描写崇祯皇帝的勤勉，“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一个“有道明君”能做的，崇祯皇帝都做到了，他不近声色，为国家事务勤勤恳恳，宵衣旰食。对于自己治下的黎民百姓遭受的离乱痛苦，崇祯皇帝常常为之惭愧自责，下“罪己诏”安抚民心。
“罪己诏”也许是出自皇帝的真心，也许仅仅是政治作秀，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对于一个皇帝而言，能有这样的举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这也正是崇祯皇帝为人所惋惜的地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勤勉治国、体恤黎民的“好皇帝”，却落得家破国亡，吊死煤山的下场，这又是为什么呢？
皇帝虽然走了，但他的背影却投在今人的身上，其勤勉亡国的教训，常常引人深思。
人们说崇祯皇帝是个倒霉可怜的皇帝，江山社稷到他手里，已是千疮百孔，难以疗治了，崇祯皇帝只是无力回天而已。
然而事实也不尽如此，国家毕竟亡在崇祯手里，即使抛却了前任、外界的因素，崇祯皇帝对于亡国，也同样难辞其咎，至少他加快了这一步伐。
如果把大明王朝比作一艘大船的话，崇祯皇帝就是船长，在面临大风大浪的时候，他需要的是沉着冷静、坚忍不拔的毅力，对自己的副手、船员、水手的爱护和信任，上下齐心，各尽其力，这样才能安全到达彼岸，而不致颠覆沉没于茫茫大海之中。
然而崇祯皇帝却没有担当好自己的责任，他虽然有心把国家治理好，但不懂御人之术。崇祯一朝，宰辅大臣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在位17年，他换了50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14位兵部尚书。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多达11人，杀死巡抚11人、逼死1人。这还都是直接死在他手上的，被他抓进监狱关押、殴打、间接逼死、战死、自杀、判刑的相当于现在省部一级的官员可能多达几十人。崇祯十四年，也就是亡国前三年，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具有大臣资格的官员就多达145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具有大臣资格官员的1/10。
满朝文武，能够得到崇祯皇帝信任的寥寥无几，因为身处尊位，崇祯皇帝得以滥用生杀予夺大权。
而最让人引以为憾的是，满洲皇帝皇太极一个不甚高明的反间计，崇祯皇帝竟信以为真，断定袁崇焕通敌叛国，最终自毁长城。“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连袁崇焕这样的人都被杀了，肯为崇祯皇帝卖命的人自然越来越少。自此朝政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皇帝越来越不信任大臣，大臣鉴于前车，也不敢尽心卖命，对皇帝也是阳奉阴违，甚至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另投新主，弃崇祯而去。
等到上下不信任的时候，国家的灭亡，也就不久了。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领导与员工的团结与信任，对于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企业的稳定、发展有赖于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领导自然要总揽全局，乾纲独断，但同时也应该信任员工，尊重员工，让他们放手去做，员工有所瑕疵，要能够婉言指正，宽以待人，而不是苛责重罚。而对员工而言，要珍惜领导的信任和关怀，勤勤恳恳，遇有不和，要积极和领导沟通，尊重领导，服从大局，而不是开小差，甚至另起炉灶。这样，上下齐心，各方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企业发展自然就走入良性轨道。
五十三、康熙皇帝的用人之道有哪些可资借鉴的地方
治国之本，在于用人。康熙帝选拔人才，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本。
在自己亲政之初，康熙就多次与大臣讨论人才问题。有一次他请大学士熊赐履谈谈用人之道。熊赐履说，选拔人才要以品行为本，至于才气，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根据每个人的才性，只用他的长处即可，不必求全责备。
康熙十分赞成熊赐履的观点，而且他也开诚布公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人才选拔要先观人心术，其次再看才学。一个人如果心术不正，即使有才学也难以委任。
识人难，用人更不容易，但是治国之道，全在于此。所以康熙帝在官员选拔上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本的标准。对于每一个选拔上来的人，他都以此严格要求，使德行成为官员的为官任政之道，而不仅仅是一块叩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