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之后，慧能名声大振，公开收徒传教。不久来到韶州（今广东韶关市一带）曹溪，广收徒众，多创寺院，大力传播他自己开创的佛教新学说。慧能佛学在思想体系和传教方式上的特点，使其教派具有强烈的平民宗教色彩。他认为人人具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他把人人向往的极乐世界搬到每人的心中，同时又把修行的方式尽量简化，革去了繁琐的仪式。慧能的弟子法海把他平生授法、与弟子们问答及临终时嘱咐的话记录下来，辑录成书，奉为经典，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或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坛是指慧能平时授法的法坛。慧能的门徒把慧能看得像佛一样，他的法言就像佛经一样，所以叫做《坛经》。中国僧人的著作被称为“经”的，《坛经》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慧能死后，其门徒传授《坛经》，师师相承。若无《坛经》，即无禀受，就不被承认为南宗弟子。可见《坛经》在中国禅宗史上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到了唐末五代时，慧能禅宗以外的佛教宗派相继衰落，唯有五家七宗发展壮大，此后的佛教史几乎变成了一部禅宗史了。唐代以后，禅宗思想继续深刻影响着思想文化界，而以宋明理学中吸收的禅宗思想资料最为丰富和明显。
在禅宗史上，慧能被列为东土六祖，来华传播禅学的菩提达摩是中国禅宗初祖，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所以慧能是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师。但实际上直到弘忍一代，还只有禅学，尚无禅宗。真正的禅宗是由慧能创立的，他是禅宗这一新宗派的教主，是禅宗始祖。
禅宗以重现本心为终极关怀。禅宗指出，世人由于迷己逐物，导致了“本来面目”的失落。因此强调回归于纤尘不染的生命源头，不向外求、重视内在生命的禅悟，直下照见本心本性而回归精神故里，得大自在。禅宗认为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即本来的心、自然的心，也就是不受任何私欲障蔽的心。大道不可以有心求，也不可以无心得。要做到这一步功夫，必须在日用中落实。离开日用别求玄妙，则与禅道相远。
禅宗以犀利的眼光，采用中国禅文化独特的智慧，为众多企业家实现一种超越。而企业家的修身决定企业的立意和发展。禅宗思想中的清心节制给经营一种张弛有度、进退自如的节奏感。清心可以让重大决策摆脱情绪干扰；寡欲可以避免放纵以规避风险；谦和可以培养爱心；节制会抑制非理智的盲目扩张。修养使生命有皈依感，鼓励人们坦然面对人生。在企业与个人全面提升自我的今天，哲学与文化是这股力量的泉源。对于企业与个人来说，多一些禅宗智慧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财富》杂志的专栏作家斯坦利·宾将宗教与管理联系起来。斯坦利认为，公司只凭理性化思维来管理是不够的，成功的公司管理还必须辅之以宗教思想，例如佛教，只有和宗教思想结合起来，才能实行有效的管理，达到预期目的。他从禅宗的角度，以轻松的口吻阐述在职业生涯中与公司高层的相处。禅宗讲的多是修身养性的事，斯坦利用一种禅的态度来处理公司中上下级的关系，本身也是一种修炼。这种修炼能够使人们把那些看似难以处理的事件化解于无形。
十、道家的精神气质与企业人文精神的关系是什么
道家的精神气质就是通过道家的主要著作表现出来的东西，道家的主要著作是被称为《南华真经》的《老子》和《庄子》。
冯友兰先生认为道家分为三个阶段：主张极端个人主义的杨朱、提出弃智寡欲的老子、阐明无知而知的庄子。杨朱的作品已经散佚，关于他的事迹和思想，先秦典籍只有零星的记载。《老子》，又名《道德经》，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竹简，则叫做《德道经》，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道，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起始，探讨宇宙人生哲理；下篇论德，主要是讨论社会和政治，是社会政治学。庄子（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名周，“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他的著作有十万余言，大抵都是寓言，想象丰富，汪洋恣肆。鲁迅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北大哲学系王博教授指出道家精神气质的第一个特点是“玄通”，玄就是一种悠远的意境，一种气定神闲的境界。这种境界中，讲究灵动和变化不拘，不僵化，不固守于某一个东西，一直是与时俱进。道家的与时俱进并不是毫无保留的抛弃过去，而是有一个根本，就是返本开心，没有根底就没有方向。道家的灵活和灵活不僵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不动心，他有根，他有根才可以灵活而不僵化。也就是说他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点都可以保持某一种可以保持的心态。道家精神是一种智者的精神，一定不是仁者的精神，这种智者不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且还有对自己的了解。
其次，在道家的文献里面，特别强调清。《老子》“浊以静之徐清”体现出道家的精神气质很重要的方面，道家是想要在一个浑浊的世界里面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庄子》里面曾经有一个比喻：清冷之渊，有时候清一点的东西是比较冷的，比如说我们呼吸清新的空气。这种清新的空气从温度上来说比我们屋子里的空气要冷一点，正因为它冷一点。所以我们会清醒一点，不至于让我们变得非常的混乱，或者是被什么东西完全的迷惑，被一种东西把握。道家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所以由这种清新的空气带来冷的一种味道，但这种冷不是酷。《庄子》里面很有名的话，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用彼此的唾沫苦苦支持，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一种非常清淡的心境，这个淡里面就有一种定。在一个热闹的经常受到诱惑的世界里面，保持理性的思考格外难得。
庄子和老子都主张“无为而治”，但是所持的理由却不完全相同。老子着眼在“反者道之动”，认为统治者如果一心加强统治，就越是达不到所想达到的结果。庄子则强调天然和人为之不同。统治者越是靠人为的手段来统治，悲惨和不幸就越多。
对于现代管理者而言，智者的玄通、返本、理性是个人成功的内在因素，而对于这个企业而言，要保持不断创新又不失其根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不被过剩的资讯迷惑，做到顺时而动，都要向几千年前的老庄学习。
十一、法家法、术、势对管理者增进领导力有什么启示
战国法家的始祖，一个是子夏的弟子李悝，他曾经是魏国的宰相，在魏国主持变法，著有《法经》，现已失传，据说商鞅入秦时，就带着李悝的《法经》。另一个是曾子的学生吴起，曾经做过魏西河守，他学的是儒家，其后转为法家，又是兵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及法家思想的实践者李斯一同学于荀卿，因此有学者认为法家源于儒家。但是法家与儒家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上说：“法家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是战国时期韩国（今河南西平县）贵族，好刑名法术之学，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未被采纳，于是埋头著书，即《韩非子》，共55篇，10万余言。秦国采用了韩非的主张，得以兼并六国，成就霸业。韩非因而声望日隆，由此遭到秦国宰相、他的旧日同窗李斯嫉妒，被陷害下狱，最终死在狱中。在他以前，法家已经有慎到的“势”治、申不害的“术”治及商鞅的“法”治之说，韩非综合了三人的学说，认为法、术、势三者都是国君治理国家时不可或缺的。他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然后一行其法”（《韩非子·八经》）。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的作用。他驾驭人时，神出鬼没，让人无法捉摸，这是“术”。他拥有围堰，令出如山，这是“势”。任何一种政治手段都应该以治下的人性为基础。在韩非看来，人生性驱利避祸，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此事实正是一切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韩非并像他的老师那样，主张教化“恶”的人性，使之向善，而是针对人性的弱点，建立赏罚的制度，以严刑酷法来治天下。
在《韩非子》中，处处都表现出耐人寻味的冷静与智慧。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认为《韩非子》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今天政治学、管理学的主要观点和主要论证方法。《韩非子》非常深邃，它的地位比尼科洛·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论》重要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法家思想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而是刑名权谋之术，秦始皇凭借法家思想一举征服六国，而他在时势转移的情况下仍用法家的严刑酷法治国，结果二世而亡。汉朝贾谊评价秦始皇政治得失时指出秦亡的原因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矣。”因此，现代管理者在学习借鉴《韩非子》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自己企业的“攻守之势”。
十二、兵家思想中有哪些内容与现代管理相契合
中国古代兵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规律方面的理性认识的总和。战争作为人类的一种暴力对抗形式，蕴含着计谋、策划、指挥、组织、协调、督导等管理要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最富有技巧的一种特殊管理行为。
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核心是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各种客观因素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并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管理决策的统一整体，同时又把指挥者指挥、组织、运筹等军事管理素质作为一项基本因素，并由此总结出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系列战法。
关于计谋（战略）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中内容最丰富的方面，它所揭示的许多带有规律性的原则，是至今仍必须遵守的。许多名言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管理格言。
赵国华先生在对中国历代兵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后，总结中国兵学思想的优良传统有：第一，崇尚和平，重视战争。春秋时代越国大夫范蠡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孙武强调“全胜”，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诸国对立的情况下，形势可以由“不战”向“战”转化，也可以由“战”向“不战”转化，孙武强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就体现了由战向
不战的转化。尽量用“伐谋”、“伐交”来解决问题，说明战争的目标，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甚至不付出代价就能够达到目的。为此，兵家特别强调谋略。第二，强调实力，注重谋略。战争是实力的比拼，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只有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形成绝对的优势，才能稳操胜券。在治军方面，提倡走精兵之路。对于谋略制胜，历代兵学家提出一系列谋略原则，在攻守、分合、诡道等方面均有详细地论述。所谓三十六计就是这些原则的具体实施。第三，务实，首先表现在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使自然条件为我所用。此外还表现在顺应不同民俗，以避免更多的流血与冲突。民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非一朝一夕所形成，也非一朝一夕能改变。“贵势”是兵家务实的又一表现。所谓“贵势”即机动灵活，随势而动。遵天时，就地利，因民俗，顺形势，构造了兵家的务实特征。第四，突出将帅，关怀士卒。就战争指导来说，主要是将帅的事情，因此战争的胜败与每位将帅密切相关，将帅一般要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才可能成为国家的柱石。作为一位将帅，既要善于处理君臣关系，又要善于处理官兵关系。将帅对待士卒，必须注重素质教育，力求全面发展。无论军事训练，还是对敌作战，都要赏罚严明。
（见赵国华：《中国兵学史》628～63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兵家的基本原则，与现代科学管理的理论，不仅基本精神一致，在语言上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几千年来，许多治国治军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这方面的理论。现代的管理者为了适应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自觉不自觉中使用着古代兵法谋略。与其临渴掘井，不如未雨绸缪。多了解些兵家的韬略，对于管理者应对变局有积极的作用。
十三、历代政治合作与权力角逐对现代管理者有哪些启发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历史通过名人的生涯而教人以美德，并给我们提供如何做人的智慧。”司马迁的“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也”，与汤因比的意思相近。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针对全盘西化、一味贬低本国历史的思潮指出：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历史经验可以启迪人们的心智，丰富人们的智慧，了解历代政治家的成败得失，能够更好的管理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