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书更是浩如烟海。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评中国旧史的缺陷时指出，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此话虽然有失偏颇，但也说明中国历史典籍的一个特点，即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纲书写历史。中国古代的皇帝管理着大片土地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皇帝之下又有一整套官僚系统，在没有铁路、汽车、电报、电话等现代化运输工具和通讯技术的前现代，中国的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治理着一个庞大的帝国；同时历代统治者通过对文官组织的不断完善应对出现的新问题。
中国历史上既有能安民治国的贤君名臣，也有暴虐无道的暴君蠹吏。刘邦从一个地方上小小的亭长成为建立西汉帝国的开国皇帝，而项羽从赫赫的西楚霸王到垓下一战身首异处，刘项二人此长彼消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管理才能和胸怀的高下不同。唐太宗善于纳谏，在他当政时期，形成一个彼此互补的管理团队，《贞观政要》能窥见大唐气象的底蕴来自何处。武则天以一介女流，在男尊女卑的传统格局中称帝，并进一步推动唐代的繁荣，没有过人的手段和务实的政治家风范是绝不可能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建立蒙古帝国，并非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莽汉，他在统一蒙古过程中的战术策略用艺术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清前期的统治者如康熙，杀鳌拜以揽大权；平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巩固蒙古；增设博学鸿词科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堪称文治武功。而倒霉的崇祯皇帝，虽然勤勤恳恳，却仍不免自缢于煤山的悲惨下场，其中的教训足令今人深思。
现代中国仍处在变革中，历代改革家的命运与得失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尤其值得人们思考。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富强，商鞅本人却因变法而死。王安石、张居正都曾是当时位高权重的改革者，后人将王安石称为11世纪的改革家，而他的改革并没有使北宋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局；张居正受命于明中叶政治极端腐败之时，他的改革一度使明政府财政得到改善，却没有扭转明走向败亡的趋向。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名臣，他既能出将统兵打仗，又懂得及时放手明哲保身。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积极倡导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的艰难起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些命运多舛的改革者会不会也是我们时代的缩影呢？
曹雪芹说事事留心皆学问，管理无处不在。在风诡云谲的《三国演义》里，在暗涛汹涌的《红楼梦》中，不同的文学人物形象也是不同的管理者。诸葛亮神机妙算，终因事必躬亲而英年早丧；王熙凤弄权算计，结果反害了卿卿性命。德国伟大的文学家卡夫卡说“文学比历史更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话是对的。不信你瞧，我们生活的周围，就有许多诸葛亮、刘备、曹操、王熙凤在发号施令。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管理者于此不可不察。
十四、经世之学的现代启示有哪些
“经世”一词首见于《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这里的“经世”作典谟、规诫解，并非后来所谓的经世。至《后汉书·西羌传》中“忘经世之远略”处，才具备了“经世”之涵义。明末清初一些士子精英们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乃高扬“反清复明”的旗帜，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对晚明学风，首施猛烈攻击，“大声疾呼，以促思想之转折”，使得经世致用学风成了弥漫在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一种共同精神。
顾炎武（公元1613年～公元1682年）初名绛，字宁人。居亭林镇，自号亭林，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人。曾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抗清起义，兵败后离开家乡，北上游历，走遍大江南北，经过亲身考察和考订古籍，著成《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顾炎武给外甥徐元文的信里说，著书的目的是“体国经野之心”，“济世安民之识”。王家范先生称顾炎武的学术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风骨，大学问映照出的是大关怀，高见卓识流徜于实证文字之间，熠熠有人文光彩。顾炎武感于明亡之痛，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话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寓意更为深刻。一个政权拥有领土，称为“有土”；能让老百姓衣食有余而知荣辱礼义，是谓“保民”。有土且保民，方可称之为“保天下”。晚明士风浇漓，不以民生为念，遂致“仁义充塞，以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明之所以亡，与其说是为清人所占夺，不如说大明君臣自身丧失“保天下”职责，以致中国“土崩瓦解”，千里饥馑，血肉横飞。故“甲申之变”不只是政权易手的“亡国”，实乃祸国殃民的“亡天下”，真正遭难的是无辜百姓。
顾炎武自许《日知录》为“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古代学人论史，大多从人物、事件入手，斟酌民生者寥寥可数。顾炎武论著迥异于此，对各地土宜物产、工商货币、交通运输、经济收支、赋役负担等资料均用心搜检，对各地府县“方志”资料的搜集整理尤为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政论代表作《郡县论》，辛亥前后一度被“地方自治论”者奉为圭臬。《郡县论》的中心，是讨论地方政府的责职权能，以及如何提高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顾炎武论“郡县”的独特处，在于对郡县制度的各种弊病决不轻易饶过，眼力犀利；而其用力处，则在为构建除弊去害的改革方案。
顾炎武虽生于富庶之区，看重东南经济开发对中国全局的意义，但并非是一个褊狭的“地方主义者”。他晚年长期寓居山陕，对西北经济尤详加考察，认为西北经济的贫困，只有靠发展生产才能缓解。除建议政府招抚流亡、开辟旷土外，还想到了植棉纺织。
顾炎武所思所论，以天下苍生为念，给后人以亲切的感觉，不能不肃然起敬。其议论重心在民间，在平民百姓，较之今日某些阔气的经济学精英，更多普世关怀、菩萨心肠。
王夫之生在明朝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死在清朝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做官做到南明永历朝行人司行人。后来隐居在湖南石船山，著述讲学，被人尊称为船山先生。他的晚年极端贫困，每每要写书，因为买不起纸笔，要从朋友、门生那里借来，工工整整地抄好了，把成书送给他们。与顾炎武、黄宗羲不同，王夫之的理学趣味最高，他的贡献主要在心性儒学。王夫之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作为亡明的遗臣，他怀着深刻的亡国之恨，严厉地追究、批评明朝哲学思想和政治上的失误。王夫之一生以继承孔孟之志、纠正宋明以来儒学的偏差为己任。他自撰的墓志铭里有：“抱刘越石（闻鸡起舞的刘琨）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张载）之正学，而力不能企”。
王夫之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炎武、黄梨洲均不能及。国破后不剃发，不毁衣冠，隐于深山48年，至康熙壬申始归道山。素恶东林、复社驰骛声气标榜之习，与中原人士、江介遗老不相往来，因此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名气。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他的著述才由欧阳兆熊等人刊刻，晚清重臣、同乡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大加褒扬。王夫之著述丰富，思想构成异常驳杂，几乎涉及了传统中国思想的主要部类。王夫之的政论文章主要以读史札记为主。虽然王夫之没有像顾炎武一样直接关注民生日用，而是转向心性儒学的探讨，但他同样有着强烈的经世思想。他隐居著述是为了匡正时弊、挽救人心，即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直接结果。
黄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生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卒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年85岁。他是王阳明的同里后学。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名士，为魏忠贤阉党所害。他少年便倜傥有奇气，常袖长锥，思复父仇。年十九，伏阙上书讼父冤。祟祯初元，魏阉伏诛，他声誉渐高，隐然为东林子弟领袖。然而他从此折节厉学，师从刘宗周，所得日益深粹。明统绝，他绝意国事，奉母乡居，从事著述。黄宗羲自少时即致力史学。他家里藏书甚多，同乡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范氏天一阁的书，都到处借抄借读，所以他记诵极博，各门学问都有所探索。
黄宗羲是一位过渡人物。他有清代学者的精神，却不脱明代学者的面目。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在三百多年前，对专制政治思想作极为大胆的反抗与质疑，是难能可贵的。此外书中各篇，—如《田制》《兵制》《财计》等，虽多半对当时立论，但亦有许多警醒之说。如主张迁都南京，主张变通推广“卫所屯田”之法，使民能耕而皆有田可耕，主张废止金银货币。此类议论，虽在今日或将来，依然有相当的价值。
黄宗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他虽不应明史馆之聘，但馆员都是他的后学，每有疑难问题，都咨询他取决。《历志》则求他审正后才算定稿。《地理志》则大半采用他所著《今水经》原文。其余史料经他鉴别的甚多。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始，为黄宗羲所著。《宋元学案》，则梨洲发动起例，仅成十七卷而卒，经他的儿子耒史（名百家）及全谢山两次补续而成。
黄宗羲著书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上的“治乱之故”，为后世立言，作为一个前朝“遗民”，黄宗羲着力整理和保存宋元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文献资料。
晚清国运日蹇，读书人不再埋头考据，开始关注现实，因此道咸以将，经世之学大盛，明末清初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经世思想重回思想界。西方的知识分子同样强调学者的现实关怀。明末清初三位思想家的人品、气节和实践在今天仍值得提倡。关注国民生计、注重调查研究、艰苦却不改其志、勇于批判和质疑等等是这些思想家共有的品质，也是具有超越时空界限的价值所在。
十五、现代管理者从四大商帮的兴衰中学到哪些经验与教训
中国古代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按社会地位分为：士、农、工、商。商人们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较高的社会地位，连他们想炫耀一下自己财富的要求都要加以限制，钱穆说：“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因
为从商致富最快，尤其是在明清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商”，成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明清时期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帮的崛起，更为中国的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其中著名的大商帮有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人。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主要靠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连接市场。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是中国16、17世纪现代化的因素之一。对明清时代商帮兴起的社会原因，余英时先生强调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1.中国的人口从明初到19世纪中叶增加了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并未相应增加，因此考中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2.明清商人的成功对士人是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而用经济学来解释，就是对“机会成本”的考虑左右了人们的择业行为。
《中国古代的商帮与商人精神（三人谈）》朱荫贵、封越健、刘兰兮，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index.asp）2003年7月23日刊出。
明清时期的商帮中，以晋帮（山西商帮）、徽帮最为著名。他们是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商人集团，积聚了大量的商人资本。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谢肇淛：《五杂俎》），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尤其是晋商，以其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居各帮之首。晋商绵延繁荣达500年之久，商路踪迹遍布全国和近邻俄罗斯、日本、蒙古等国；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晋商大族大部分起家于贫寒：渠家起家于小贩；王家起家于卖豆腐；常家则起家于背着褡裢小买小卖的“行商”。据资料记载，其他的晋商大族也基本如此。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白银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白银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到白银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但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由于晚清金融倒帐风波不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彻底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