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将人的道德修养确定为儒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改良政治的中心环节，进一步强化儒学以人伦道德为中心的本质特征，其中著名的“三纲领”、“八条目”对现代企业管理有深刻启发。
《大学》本为《礼记》中的一篇，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相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4年）所作。唐代韩愈、李翱为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北宋二程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并撰《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称为“四书”。朱熹和程颐认为，《大学》是孔子及其弟子遗留下来的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当代新儒家对《大学》有极高的评价：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说：“不悟六经宗要，读《大学》可悟其宗要。不得六经体系，读《大学》可得其体系。不识六经面目，读《大学》可识其面目。不会六经精神，读《大学》可会其精神。”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说：“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到了孟荀而已大体分别发展成熟；由《大学》一篇而得到了一个富有深度的综合，也可以说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完成。”
《大学》论述儒家人生哲学，是儒家系统的政治哲学。《大学》本不分章节，但经朱熹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经文一章，阐述大学之道，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传第一章，释明明德，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第二章，释亲民，让人们革旧图新；第三章，释止于至善，要达到最好的境界；第四章，释本末，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第五章，释格物致知，穷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第六章，释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第七章，释正心修身，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第八章，释修身齐家，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第九章，释齐家治国；第十章，释治国平天下，谈治理国家平天下的事。
《大学》对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修养的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八个步骤。其中每一步都以前一步为先决条件，而“修身”是其中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前四步是“修身”的方法途径，后三步是“修身”的必然效果。《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具有内在一致性。它明确肯定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大学》“三纲领”。所谓“明明德”，就是发扬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赋的光明道德。所谓“亲民”，是指发扬了善性之后，即从事治民，治民要亲爱人民。所谓“止于至善”，就是要求达到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至善境界，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是《大学》提出的教育纲领和培养目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称之为《大学》“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八条目”的中心环节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对于培养目标和方法，《大学》反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
“格物”、“致知”是八条目的基础。所格的“物”、所致的“知”，都是指伦理和道德原则，即修己治人的道德修养。
所谓“诚意”，就是要不自欺，要慎独。与别人相处时是这样，独处时也应该是这样。内心如此，表现于外更是如此，即所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提倡“慎独”，主张即使在独处的情况下也诚心诚意地恪守道德规范。慎独是一种主观的道德修养方法，注重道德理想和动机的培养。
所谓“正心”，就是教人防止个人感情、欲望的偏向。“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人不可能避免忿愤、恐惧、好乐、忧患等感情，但有必要防止、克服不正当的感情、欲望。
“修身”是“八条目”的基本，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要达到的目的，即把个人修养达到完善的地步，这也是《大学》培养人的最高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反对统治者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聚敛财货，提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些论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大学》是作为“四书五经”之首的儒学经典，是将道德学和管理学熔为一炉的边缘综合性学问，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原理和法则，值得挖掘、整理和提高。
《大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大学》将人的道德修养确定为儒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改良政治的中心环节，进一步强化了儒学以人伦道德为中心的本质特征，其中著名的“三纲领”、“八条目”对现代企业管理有深刻启发。它强调道德修养、修心炼己是治理人心和德治社会的前提。修心炼己、实践道德是为了以德治国，使天下太平安定，使民族回归于道德社会。
《大学》丰富而系统的管理知识要求企业管理者重视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只有领导者先做出表率，才能教化普通民众。
首先，管理者以德行为先，推己及人。《大学》中说：“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
其次，仁德爱民，以民为本。《大学》中说，执政者要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再次，民众是立国的根本。只有让百姓富起来，才能真正得到百姓的拥护。“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儒家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观、政治哲学以民众为本位，与个人修养结合在一起。这种人生观首先要求管理者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以此为基础，修身、齐家，进而承担起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古代漫长而又悠久的历史中，帝王的修为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的修为关系到一个企业的存亡。任何时代的领导者都必须端正自身态度，谨慎行事，以身示范。因为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所作所为必定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效仿的对象，即所谓的“上行下效”。
中国古代有一个可以算得上“代代红”的人物——裴矩。他一生侍奉过北齐、隋文帝、隋炀帝、宇文化及、窦建德、唐高祖、唐太宗，共三个王朝，七个主子。这些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相差很大，可是裴矩在每一个主子手下都很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