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战国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
《墨子》中关于舍去己利，树立爱他的兼爱学说，是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先导。这些理论是极为现代化的。“兼爱”过去只指中国，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理论去理解。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
墨子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巨人，胡适称他“也许是中国出现的最伟大人物”，鲁迅将他誉为“中国的脊梁”，毛泽东则认为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墨子生前没有自己的著作，现今所流传的墨学思想集中在《墨子》一书中，大部分由他的弟子们整理而成。墨家的著述平实质朴，不加修饰，既没有华丽的辞藻，又没有玄妙的奥义，更没有哗众取宠的言辞。但其中流露出的伟大的智慧和崇高的救世精神，却异常震撼人心。墨子生逢战国初年，各诸侯国之间攻伐不断，战火频繁。他在乱世中不懈奔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社会危机的方针和措施，着眼于广大平民的利益，发出了响彻千古的“悲天悯人的呼号”。在哲学史上，墨子有着“平民哲学家”的美誉，这不仅是指他的出身和地位，更主要的是指他在学术思想、精神气质和哲学观点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民主和平意识，以及人道主义的救世精神。
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主张“兼爱交利”、人人平等。他的强本节用、强国富民的经济理论，非攻反战、防御自卫的军事思想，全面发展、身体力行的教育理念，尚贤使能、不避贵贱的人才观念，节俭自律、舍己救世的奉献精神，别开生面、体系完整的逻辑学说，以及前无古人、独树一帜的科学思想和发明创造，无论在当时还是如今，都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和重要的思想意义。
墨子的学说，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平民的愿望，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肺腑之声，表现了一位伟大智者的崇高心灵，并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绵延不绝的源头。谭嗣同曾明确表示，墨子的兼爱思想是其著作《仁学》的理论源泉；梁启超则大声疾呼：“欲救中国，厥惟墨学！”几千年来，墨家思想在中国虽然不曾占据主导地位，墨子精神却始终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真理和理想奋斗不息。
墨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以及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见解，主要保留在《墨子》一书中。这部书是墨子及其弟子后学所著，堪称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71篇，流传到今天的只有53篇，是研究墨子及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书分两大部分：一部分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学说，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包括《经上》、《经下》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
墨学主要有兼爱、非攻、尚同、非乐等十大政治思想主张。墨子思想里最核心的东西是“兼爱”，所谓“兼爱”就是尽爱世上之人。墨子认为，“爱”是无差等无厚薄的，提倡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爱，比起儒家的“爱有差等”更具有进步意义。他主张的“非攻”与“兼爱”完全一致，极力反对掠夺战争，认为掠夺战争是一种极不正义的犯罪行为。他在治理国家方面，提出了很多进步的主张。在政治上，主张“尚贤使能”，注重选拔使用人才；只要是贤能的人，就要提拔重用，让他们担任官职，处理政事。
墨子针对统治阶级肆无忌惮地挥霍浪费和放纵私欲，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主张。其中“非乐”反对的是颓废淫荡的靡靡之音，并不反对音乐本身。他主张节用节葬，不仅合情合理，符合人民的愿望；而且很有胆识，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他不赞成“命运”之说，是先秦思想家中第一个明确反对“命定论”的人。他把“天”和“命”区分开，相信“天”而不相信“命”。把本来只是一片苍茫的天说得有意志、有感情，把一切自然发生的现象看成是上天爱人的表现，其目的是给“兼爱”思想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
墨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非攻”，也就是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都属于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因此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样，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强则侮弱”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符合天之利、鬼之利和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小、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一书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总的说来，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不够发达，而《墨经》所阐述的逻辑思想，则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墨子思想中还保存有较多的宗教思想的影响。他承认天有意志和鬼神的存在，以天志为其全部思想的最后依据，认为天和鬼神都赏善罚恶。但他又反对天命思想，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禽兽不必耕织，衣食已足；人则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强调一切要依靠人自己的努力。他还提出衡量人们言行是非的三个标准：上古圣王的经验、百姓耳目之实和符合国家人民之利，这些思想都很有价值。《墨子》中说道：“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这句充满哲理与豪情的名言，充分显示了墨家集团对自己学说的坚定信心。
遗失的传统：《墨子》
先秦的时候，墨家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派别。孟子曾经感叹“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到了韩非子著《显学》的时候，他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当染篇》则把孔、墨并举，说“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孔、墨）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但是，等到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居然无法为墨子作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了一段小文章：“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记述。
汉朝早期的时候，墨子仍然被视为智慧的代表，与孔子并称，比如《史记·李斯列传》中说：“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淮南子·主术训》中说：“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墨子似乎就从思想界消失了。直到清朝的重新校注《墨子》，2 000年间，只有韩愈等一两个人曾经说过同情墨子的话，至于注解的人就只有晋朝的鲁胜一人。
这种现象难道不是非常特别吗？譬如大地上原来有两条河流，几百年后，其中一条干涸了，人们只习惯到剩下的那一条去取水，于是，他们说：天下的水都必须从这条河中去取。假如墨子的思想是无益的，那么，它的衰微就没有什么可以感叹；假如这条河流的水是不可饮用的、无法通行的，那么它被堵塞，就没有什么可以感叹。但是，如果它的断绝只是由于人们的疏忽、无知与偏见，那么，当人们发现它的遗迹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遗憾。历史并不是成王败寇的舞台，从泥土中挖出来的古希腊雕塑的碎片，其价值要远高于教堂的闪闪发光的镶玻璃。今天，当人们去审视墨子所遗留下来的思想时，不免会有同样的感慨。
一辈子饮用黄河水的人，他们也许会说：中国的水是浊的，他们也许会觉得饮浊水就是他们的命。但是，如果他们了解更多源头，就会说：这不过是历史造成的，并不是必然性。对于中国文化，人们已经发过许多议论，但是，那些想要把那些特点作为中国文化的天性的人，如果他们了解更多早期的生动活泼的思想，就会觉得自己的判断过于武断。我们马上就可以用墨子的思想来揭示这一类谬误。
保守性是人们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显示出来的一个特点。这种特性的源头，就是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是，墨子早就明确反对这种态度，他把“述而不作”看做“甚不君子”者的一种。在《耕柱》篇中，他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老子说“知止不殆”，《大学》中说“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但是墨子告诉我们“善”是可以“益多”的，这是中国最早的“进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