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曾经推测科学是很难在中国产生的，因为科学依靠“逻辑与实验”，而这两者是中国传统所缺乏的。但是，如果他了解墨子的思想，他的说法就会不一样，因为在那里已经具备相当全面的“逻辑与实验”的思想。墨子的科学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墨经》以及《大取》、《小取》之中，其中不但已经有纯科学（比如试图对数学的基本概念“平、中、厚、圆、方”进行定义、试图对时空结构进行定义），而且已经对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探讨（诸如对充分、必要、充要条件的研究，对辩论、推理方法的研究）。这几篇文章也许在完备性上还是比一个世纪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逊色，但是就它们在思想中引入了这种自觉性而言，它们是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一样伟大的。如果考虑到由于长期的忽视，这一部分内容肯定有散失和模糊，这种评价就更有根据了。观察与实验也已经被有意识地进行了，诸如在光学、力学上的成就，墨子本人不但以“巧匠”闻名，在他的书中还留下了机械设备的发明。在这一切之上，也许更重要的是，墨子把这部分知识作为他教授学生的重要内容。因此，正如李绍崑先生说的，“（墨子）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发明家，而且即使不是中国古代唯一的最伟大的科学教育家，也是最伟大的科学教育家之一”。而这一传统的衰微直至长期断绝，的确是中国科学史中最不幸的事件之一。
到这里，我们还没有谈到墨子思想中最伟大的部分，还没有谈到他的“兼爱”、“非攻”的伟大理想，还没有谈到他对宿命论的猛烈攻击，还没有谈到他“急义”、“苦行”的伟大人格。他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的社会，他认为父母、老师、君主都不是道德的最高权威，因此，他要讲“天志”、“明鬼”，但正像詹剑峰先生说的，“他的思想和活动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是此岸的，不是彼岸的”。从墨子开始讲学的时候起，就有人攻击他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但是，却几乎没有人怀疑过他的人格。《淮南子·修务训》中说：“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格之一。（佚名）
大爱无言说墨子
古人说，最大的声音是听不到的声音，最大的形体是看不见的形体。这些话听起来有些玄妙，但用在爱上就好把握了，最至高的爱是无言的。从古至今，“爱”或许是我们提到的最多的一个字眼，他被人们永远地追寻，被人们虔诚地崇拜……爱是至言，爱是真理，只有无遮盖、无保留、无算计，方可言爱，因为寻找到了爱就寻找到了幸福。墨子就是在说着“爱”走来，又说着“爱”引领着大家向前走去。现在我们靠近墨子，走向他的内心，了解他的思想，倾听他沉潜舒缓的低诉，我们必将获得生命中的大智慧，洞见历史深处的大光明。
墨子和孔子是老乡，曾经是孔门弟子，但却是从“非儒”起家，进而自立门户独创墨学。如果从封建礼教的角度来说，他这是背叛师门，犯下的罪过如同臣子叛国儿子弃父，是可以杀头的。不过，幸好的是，在那个时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繁缛礼教还没有形成系统用于整个国家的统治，不然，他的小命或许是要不保的。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将失去一个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思想巨子，失去一个大爱无言的圣贤。
说他是思想巨子，是因为他自己开山立派，创立了墨家学说；说他是大爱无言的圣贤，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站在下层体力劳动者和社会弱者的立场上说话的人；说他入乎其内，是因为他与众多的圣贤一道，展开思想的砥砺和交锋，共同创造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说他出乎其外，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者，他始终不脱离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活动，并在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等众多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
墨子出身贫寒，他深知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即使有了名气，也没有因为人们看重他而让自己的生活改观，为自己捞些好处。他始终都和学生们一起穿粗衣、着草鞋、少饮食、勤劳动，以吃苦为乐事，并自称“贱人”。在他身上，真正体现出了艰苦朴素、勤奋向上的民族精神。不过，用现代人的一些观点看来，似乎他活得有点太不“潇洒”了，但正是这种不潇洒让他保持了生命永恒的辉煌，也正是这种不潇洒倡导出了一个民族优秀的品质——兼爱。兼爱，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宽容、平等，强大的不要欺侮弱小的，聪明的不要欺侮愚笨的，富裕的不要欺侮贫困的。在诸侯兼并、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百姓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对于他们来说，生的希望是渺茫的，只有死才是经常光顾的，而弱小的诸侯国家则是强大的诸侯国家的口中之物，朝不保夕。墨子倡导的“兼爱”的根本出发点，正是为了阻止“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天志中》）的暴虐行径，使弱小的诸侯国能摆脱灭亡的命运，使受欺压凌辱的人民能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出于这样为贫弱者代言的动机，墨子的“兼爱”学说总是着眼于实际的利益，让每个人能够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目的（《非命下》）。他说：“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间。”（《非攻下》）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的道理。很显然，他的这些道理，都是真正从贫困的民众和弱小的诸侯国家的利益出发的。不论是君臣也好，父子也罢，让他们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做到真正相亲相爱。这和孔子等级森严的以血亲为宗法、本位为核心的“仁爱”学说相比，是更加人性化的。（佚名）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他的生平事迹，由于史文的残缺，已经难于详考。司马迁《史记》中甚至没有为墨子立传，仅在《孟子荀卿列传》附记了24个字。但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墨家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
墨子是个巧匠，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他的木工技术很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削一块三寸的木头做成车闸。相传墨子曾经受过儒者的教育，后来他发现儒家所讲的礼，如厚葬久丧，并不适用于一般的民众。于是离开儒家，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子的生活俭朴，只要温饱就很满足；他的弟子生活也差不多，吃野菜羹，穿短布衣，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讲究生活大不相同。墨子的思想反映了平民群众的利益，被很多人瞧不起；楚惠王的使者穆贺当面说他的学说是“贱人之所为”，荀子也批评他的学说是“役夫之道”。
墨子曾经是宋国的大夫。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还游历过齐、卫、楚等国。楚惠王（公元前488年—公元前432年）年间，巧匠公输般从鲁国来到楚国，为楚国制造舟战的器械钩拒，打败了越人。他又制成攻城的工具云梯，准备去攻打宋国。墨子得到楚欲攻宋的消息，便从鲁国赶来，脚上磨起了老茧也不休息，撕裂衣裳包住脚，走了十天十夜才到达楚都。他同公输般论辩，责备他帮助强大的楚国攻打弱小且毫无罪过的宋国是不义之举，接着又去和楚惠王讲道理。楚王和公输般都无话可说，但因为自己有云梯，仍然有恃无恐，想要攻打宋国。墨子便解下身上的革带做城墙，用木片当武器，在楚王面前较量城池的攻防战术。公输般九次攻城，墨子九次把他挡在城外。最后公输般攻城的器械已经用完，而墨子防守的器械还源源不断，公输般只好认输。他恶念顿起，想要杀死墨子，继续攻打宋国。墨子当面向楚王揭穿了这一图谋，并且说：“我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操持着我的防守器械在宋国城上，等着你们楚国的军队。”楚王只好承诺，不会再去攻打宋国。
墨子是一位富有实践精神的思想家，他主张“非攻”，不仅是止楚攻宋，还有许多行动贯彻这一主张。有一次，齐国将要讨伐鲁国。墨子前去游说齐将项子牛以及齐王，使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又一次，楚国想要攻打宋国，也在墨子的劝说下而作罢。孟子虽然诋毁墨子的主张是“无父”、“禽兽”、“邪说”，但也不能不承认“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无私品格。
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这是一个有组织纪律，具有政治性质而带有宗教色彩的团体。它的成员生活清苦，首领称为巨子，也叫钜子。每任巨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传，墨者以巨子为圣人，心甘情愿地奉他为主。墨子是第一代巨子，相传为“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另一个巨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城战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他生前派了两名弟子到宋国，把巨子传给田襄子。两名弟子完成任务后，没有听田襄子的劝阻，都返回楚国殉难。墨者团体的成员对类似宗教教主的巨子，有以死尽忠和舍命行道的精神。据《吕氏春秋·去私》记载：墨者巨子腹黄享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说，先生年老，只此一子，我已经赦免了他。腹黄享说：墨者的法律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大王虽有好意，我不能不执行墨者的法度。于是不听秦王的劝说，终于把儿子处死。可见墨家规约之严格。
墨者巨子推荐弟子到各国去做官，他们也必须忠实于墨家的学说。如果不能推行墨家的主张，就要依据“背禄而向义”的精神，自动辞职。墨子的弟子高石子因为卫国君主不采用他的意见，便辞去高官厚禄，得到了墨子的赞扬。在齐国做官的墨者胜绰，随从齐国军队三次侵犯鲁国，遭到墨子责备，并将他斥退。
墨家有经济上的互助义务，做官的墨者，需将俸禄的一部分交到团体中来。墨子的弟子耕柱子在楚国为官，因对过往的墨者招待不够丰厚而遭到非议，不久便“遗十金”于墨子。这种互助不仅限于经济方面，他们标榜“为贤之道”，有力量的人要尽力帮助他人，有财产的人要尽力分给他人，有道德的人要尽力教化他人。“为贤之道”是墨家的主张，也是他们立身处世始终不渝的准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鬼谷子》历来享有“智慧禁果、旷世奇书”之称，它的哲学思想是实用主义的道德论和价值观，讲求名利与进取，其实践方法论是顺应时势，知权善变。它曾对社会尤其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理论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是中国先秦时代游说、纵横之学的登峰造极之作，在国内外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孙中原所著《墨子说粹》选取了《墨子》一书中的精粹内容，给予必要的评述论说，浅显易懂，以便于当今读者了解墨者在各方面的深邃智慧，共同继承、发扬先人创造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