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术”、“势”三者之间，“法”是根本，“势”是基本前提，“术”是执行“法”的必要方法。他列举“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说明“势”的重要，又列举“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功，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不能治三家”作例子，说明“法”的重要，“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相辅为用。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解老》、《喻老》两篇中。
韩非借解释道家《老子》一书，对《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道”，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赋予了客观物质性的内容。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在这里，韩非又第一次提出了“理”的概念范畴。“道”是“理”的依据，“理”是“道”的体现。各种事物所以客观存在，都是由它的特殊规律即“理”决定的，而各种事物的特殊规律即“理”又必然受总规律即“道”的支配。各种特殊规律即“理”的总和，就构成了总规律的“道”。
韩非对《老子》的“德”也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德是事物内在的本质，事物内在的本质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在“道”和“德”的关系问题上，韩非主张“德”是“道”的功效。他说：“道有积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道是根本的，德是道的功效，两者不能割裂。韩非对道和德的解释，涉及了一般和特殊这对哲学范畴，它标志着人们的抽象思维水平又有了飞跃，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在认识论方面，韩非受荀况的影响最大。他认为，人们的认识都必须依赖于感觉器官，人的眼睛能看东西，耳朵能听声音，心能思考问题，这都是人具有的自然属性，所以他称之为“天明”、“天聪”、“天智”。他清楚地说明了人的感觉和思维器官与认识对象的关系，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认识方法上，韩非主张“去喜去恶”，切忌主观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成见来左右人们的认识。检验认识的标准上，则提出了“参验”的方法。韩非所说的“参验”，就是对各种情况在进行排列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然后检查验证认识的正确与否。他认为只有按认识的规律办事，才能“得事理则必成功”。反之，就是主观的妄想和臆测，这样就必然失败。韩非的认识论，虽然还属于朴素唯物论的范畴，但它的理论思维水平，无疑是先秦思想家中最高的。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虽然韩非的主观意图是说明法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着意批判儒家宣扬的礼治思想，为法治战胜礼治制造理论根据，但它确实客观地揭示了当时儒法两种思想根本对立的现实。韩非对矛盾的转化条件，也作了辩证的解释。如国家的强弱，他认为关键是实不实行法治。“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又如祸福的转化条件，他认为关键是“行端直”和“骄心生”这两个条件。“行端直”，则祸能转化为福；“骄心生”，则福能转化为祸。他还以水火为例，说明矛盾转化的条件性。水本来是能够克火的，但若把水盛在锅里，火就可以反过来克水，把水烧干，这是因为条件不同的缘故。韩非又用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解释历史现象，形成了他的进步历史观。他认为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因循守旧、复古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他用“守株待兔”这个寓言故事，猛烈抨击顽固守旧的陈腐思想，为推行他的革新变法主张寻找理论根据。（佚名）
据《史记·韩非列传》载，韩非是战国七雄中韩国的公子，出身可谓显要。这个显贵的地位和接近权力中心的生活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在他的思想和学说中很容易发现。譬如因为他生长于深宫之中，不可能对下层的广大人民和普通官吏的生活有太多的了解，更不会有什么同情，这就决定了他的学说很难像同时代的儒家、墨家、农家那样，有着显而易见的平民色彩。韩非的理论，其唯一的服务对象就是君王，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孜孜以求的，也不外是维护君王地位的巩固和权势的独尊。
与儒家譬如孟子相信人性本善正相反，人性恶是韩非理论的根本起点和前提。韩非子之所以会抱有这样的观念，与他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也密不可分。战国末期是一个权力斗争异常残酷激烈的时代，不仅在战场上进行着规模空前杀戮惨烈的战争；在各国的庙堂之上、宫廷之中，也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争斗。韩非长期生活在权力斗争的中心，对其中的丑恶看得入木三分，目光所及尽是邀宠谄媚或弑君篡位之徒。他们把所有的聪明和机巧全用在了权力斗争之上，为了结交党羽、陷害异己、压倒对手、夺取权势，手段之恶劣、心思之狡黠，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人性的负面在韩非面前的充分展开，使他整日整月整年生活在恐怖之中。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一点欢乐和舒畅的气氛，有的只是算计人的刻薄和怕被人算计的恐怖。在韩非的心目中，这就是全部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性自然是恶的。因此，人性恶成为韩非全部学说的逻辑起点。韩非清醒地认识到人性之恶会在政治生活当中造成何等纷乱的后果，同时也很清楚地了解通过人性之恶，通过制造恐怖和增加恐怖，能够在公共生活中产生的积极作用，于是“惨礉少恩”成了韩非学说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一点又外化为《韩非子》55篇峻刻、犀利的文风。
同时，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强凌弱、众暴寡、大鱼吃小鱼或者一群小鱼聚集起来吃大鱼的特定历史事实又成了韩非最深厚最现实的知识底蕴，在《韩非子》全书中到处充满着这样的故事。这些知识积累和他的人生经验互相印证，这就使他有理由以充满恐惧和疑忌的目光打量周围世界。
另外，对韩非的理论造成潜在影响的，可能还有他自身的因素。《史记》说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一个天姿超群、思想深邃、志向远大的人偏偏不能把他胸中的才学表达出来，这肯定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他的心理状况、对周围人事的感觉，继而影响他对自己学说的构建。可以肯定，这种生理上的压抑长期得不到有效的释放和排遣，必然会加重韩非本已无法承受的“说难”、“孤愤”，强化他人生的凝重、苦涩感和对现实世界的疑惧、动摇乃至丧失他对人性的最低限度的信任。而这些也都将渗透进他的理论学说当中，既而表现在他所要推行的政治策略里面。可以想象，他的学说、政策，肯定是刻薄少恩，充满肃杀甚至是残忍的意味。就像韩非的前辈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当年在魏国也得不到重用，在忍受多年的寂寞之后，终于被秦王起用，掌握大权。结果商鞅的政策也同样严酷，连老朋友也不能被赦免。然而，韩非并未能得到像商鞅那样的好机会，尽管他几乎就要得到这种机会了。他在自己的国家韩国得不到重用，却被韩的敌国秦的国君赏识，秦王甚至为了他而对韩国大兴刀兵。然而可发一叹的是，讲究“术”、“势”、权谋的韩非终于竟因为他所鼓吹的学说而败亡：韩非的同学李斯担心韩非的到来会冲击自己在秦廷的地位，于是向秦王进了谗言，将韩非下了牢狱。最后，又在秦王悔悟之前，逼得韩非服毒自杀。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落得这般下场，真不能不说是命运的讽刺。幸好，韩非的思想仍然为秦王所遵循，并在数十年后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这般功绩，也足以让韩非声名不朽了。
《慎子》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慎到等人所著。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赵国人，原来学习道家思想，是从道家中分出来的法家代表人物。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对于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史记》说他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42篇。后来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清朝时，钱熙祚将其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
《商君书》又称《商子》，也是法家的代表作之一，传说是商鞅的作品。商鞅曾经执政秦国，他的思想有很多被韩非以及后来的秦国统治者所继承，想要全面研究一下法家思想的读者，不妨旁涉一下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