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春秋生卒年不详）
左氏主要是采用了以史传经的方法，因而发展出今日可以看到的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左传》，其意义实远在传经之上。传经是阐述孔子一人之言；而著史则是阐发了242年的我们民族的集体生命，以构成我们整体文化中的一段生动而具体的形象。
——当代学者徐复观
左丘明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他知识渊博，品德高尚，曾经深为孔子所推许；他双目失明，却一生笔耕不辍，司马迁因而发出“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赞叹。《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是左丘明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先秦时代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宏大的历史著作。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
《左传》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书中对于战争的描写，生动地记叙了春秋年间发生的几次重大战事。因其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事件，并能准确地捕捉到战争的性质、特点，因此被称为“相斫书”，为历代军事家所喜爱，几乎能与《孙子兵法》相媲美。《左传》还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用文学的笔法来叙述历史事件，描写历史人物，这不仅使《春秋》这部经书变得有血有肉有灵魂，对史学的发展和普及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左传》以孔子所修《春秋》为纲领，把这个时代各方面的变迁、成就、矛盾、冲突，都以让历史自己讲话的方式，系统完整地表达出来，而且充满趣味。使生在今日的人，对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的这一段古代史，还可以有着清楚而生动的把握。这种史学上的成就，不仅开我国传统史学之先河，而且也标志着历史散文的巨大发展。上承《尚书》、《春秋》，下启《战国策》、《史记》，在我国史学史、文学史上均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左传》是一本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或称《春秋古文》。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国史，据说曾经过孔子的增删修改，而《左传》则是对《春秋》加以传述的著作。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时间上要超出《春秋》的范围。《春秋》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大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各个阶层；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晋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书中虽仍有不少讲天道鬼神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却已在“民”之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此类议论，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这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之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写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另外，描写擅长外交辞令的人物形象，也是《左传》突出的长处。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也以之为师。在文学方面，《左传》更是后世文人取法不尽的宝库。
春秋笔法与传统精神
读古书，《左传》往往是必选书目，因为它的文学性，更因为它是经史兼备的典范。讲传统文化的人历来喜欢用各自的话描述传统精神，却很少有人从文献典籍的角度来思考。其实，传统精神的核心就是经史合一、互为体用。
《左传》原本是《春秋经》的传注，相传为鲁人左丘明所作，后来独立成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并称《春秋》三传。说《春秋》，离不开春秋义法和笔法。一部最早的编年史被后人依儒家观念发挥衍生出众多精妙的“微言大义”，并通过隐约其辞的史笔凸显出来，这本身就是经学和史学精神互为体用的集中体现，而且贯穿整个思想的历程。由于春秋“书法”、“书例”最早是由公羊学家提出，很多人总错误地把它当作今文学派的专利，殊不知《左传》也讲笔法。杜预在他的《春秋左传集解》里便既解经例、又解史例，这充分表明忽视《左传》的经学成分是不合情理的。另外，我们不要忘记，“微言大义”一词来源于尊《左传》的古文学家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即“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尽管近现代以来随着经学的衰落，研究《春秋》、《左传》渐渐只说其史学和文学价值，但它们所说的义法和笔法沟通了经史，铭刻在传统精神中，所以近人辜鸿铭用英文译写《春秋》时便是以“中国人的精神”为书名的。
清代史家章学诚有过“六经皆史”的论断，事实上《二十四史》又何尝不是无“经”之名的“经”呢？《春秋》尊王攘夷、道尽华夷之辨，《二十四史》正是建立在正统经学思想基础之上的正史，几千年的政治观、历史观和文化观无不以此为中心。《春秋》褒贬美刺、维护儒家秩序，《二十四史》也是宣扬忠孝、协除奸邪那一套。有人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家史，《春秋》难道不是鲁王家史？至于《左传》开创的以春秋笔法的隐性形式和“君子曰”的显性形式阐发大义，均为《史记》、《汉书》等史书继承。可见，在《春秋》、《左传》那里，经史是并通为一的，后世的经书、史书也概莫能外。大到天下兴亡、小到论资排辈，我们的传统精神就是以历史故事的形式积累、传递和展开的。故而，中国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往往兼于一人之身是毫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