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战国？—公元前235年）
《吕氏春秋》首尾大略完具，编次亦极整齐。不徒包蕴弘富，并可借其编次，以考见古代学术之条理统系，诚艺林之瑰宝也。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
吕不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和政治家，后来位至秦国丞相。当时的秦国已经隐然有一统天下的气概，不仅经济繁荣、军事强盛，文化实力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跃进。这一文化进步的突出标志，便是《吕氏春秋》的问世。
《吕氏春秋》是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最后的文化成就，同时作为文化史即将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可以看作一座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尽管是多人所汇编，但突出表现的还是吕不韦治国、治家、治天下的大政方针政策，包括吕不韦对一些前朝政治和思想的评价等等，对于汉代的政治和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就学术思想的演变而言，它掀起了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潮，推动了汉初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
《吕氏春秋》兼容了孔门一系的儒家学说，假托黄帝的古道家言，墨子一系的墨家思考，老子及庄子一流关于天道与人道的哲理；引用和采纳了相当庞杂的古典，也借用了相当丰富的今典，已经显示了它包容天下思想与知识的野心。书中采用的“十二纪”结构如同一个涵盖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基本框架，依天道循环变化，以四季十二月为纲，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联想，将天象、物候、农事、政事、人事等统统连系起来，综合各种思想、知识与技术，设想了一个日常思想与行为的秩序。据说，吕不韦自认此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命人将成书张贴在咸阳的城门之上，说如果有人能改书中一个字，就奖赏千金，一字千金的典故正由此而来。
《吕氏春秋》一书系统庞大，内容繁杂，难能可贵的是它在编排上做到了杂而不乱，很有技巧。并经常通过讲述寓言、故事、史实自然地将理论引入，又以反复设喻来引人入胜，绝不鼓噪乏味。从这方面看，《吕氏春秋》实在是一部妙书。
中国历史上往往在“道术为天下裂”、思想者纷出的时代里，容易萌生出种种或者深刻的、或者片面的思想，但随着历史的由分而合，思想也渐渐由分裂转向综合。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战争常常也促进了另一种形式的思想交流，渐次兼并和吞食小国的结果，使各种地方性的思考汇集与融合到了一起。
战国末年，随着政治统一趋向的明显，终于产生了《吕氏春秋》这部企图调和诸子的著作。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记：战国时期，群雄鼎立，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都以喜养宾客名闻天下。吕不韦当时为秦相，觉得以秦国之强，而自己却不如四公子是一种羞耻，于是就广招门客并予以厚待，据说一时养士至三千人。当时诸侯都有很多辩士，如荀卿等人便以著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也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合众人之论而为《吕览》，共二十多万言。
《吕氏春秋》虽然成书于秦统一中国之前，但仍可以根据该书的基本趋势而定为秦汉时期的第一部著作。其中包括了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及人生思想，尽管体系庞大，却不乏真知灼见。
《吕氏春秋》虽然是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集论”而成，但开篇《序意》便冠以“文信侯曰”的字样。该书即使不出于吕不韦的手笔，也必然经过他的同意，《序意》中无疑也有他的见解。文中“法天地”的思想，“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圣；三者咸当，无为而行”的思想，以及“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以达到崇“公”的思想，都是所谓黄老道德思想。
《吕氏春秋》在政治思想上也有不少因袭儒家的地方，它赞成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反对家天下，讴歌禅让的形式，有进步的意味。
《吕氏春秋》还主张继续分封诸侯，保持贵族制度。《慎势》说：“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意思就是，从前代的历史来看，分封诸侯众多的天子才能福泽深厚，声名远扬。然而战国末年消灭诸侯割据走向统一，是当时的趋势，主张分封诸侯的观点无疑是倒退的。但它又主张政治上的统一，譬如《谨听》说“乱莫大于无天子”。《执一》也说“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而《察今》中“故治国，无法则乱”，又是很明显的法家思想。由此可见，《吕览》把法家的赏罚跟儒家礼义糅合在一起，它的政治、道德思想是儒法兼而有之。
此外，《吕氏春秋》很重视阴阳家的《月令》，它把“月令”作为十二纪的架子，而十二纪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月令》分“孟春之月”等十二月，即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孟、仲、季三月。
《吕氏春秋》全书均以论说为主，不仅思想上兼收并蓄，艺术也是博采众家之长。诸子散文善于以寓言、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思想，《吕氏春秋》也不例外。据统计，《吕氏春秋》中的寓言故事有300篇之多。这些寓言故事的组织形式，与《庄子》，特别与《韩非子》的“储说”相似。不少文章中寓言故事占了大部分篇幅。《吕氏春秋》中的寓言并非简单堆砌，而是取材说理各有重点。《吕氏春秋》的发表，打破了秦国因有的法家定于一尊的传统，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一个宽阔的思路。吕不韦在此书《序意》中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知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由此看来，《吕氏春秋》的写作，乃是吕不韦依托秦国之势从文化思想上来和诸侯争强的产物，其中还有吕不韦为秦的统一天下而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尽管如此，《吕氏春秋》保存了许多古代遗文逸事，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保存了不少有关农业技术的记载，是宝贵的文献。在文学建树上，《吕氏春秋》在短暂的秦国统治过程中相对涌现的少数作品里独占鳌头，它文风畅达、言简意赅，有很多足可称道之处。
《吕氏春秋》的治国之道
《吕氏春秋》说的是治国之道，当然，其中也有八卦、五行、乐理以及养生之说，但并不妨碍其成为一本体现吕不韦治国方策、人文思想的书。这本书就是描述了按照吕不韦思想建立起来的秦国的样子。
《吕氏春秋》的内容有治国思想，还有历史范例，有些堪称治国的良训。可惜的是秦始皇不买吕不韦的账，一心以法家治天下，焚书坑儒。虽然想要万代流传自己的秦王朝，却只持续了短短的十余年。不知道这是秦始皇的可悲，还是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可悲。难怪郭沫若在其《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写到：“秦始皇的成功一多半是时代的凑成。中国自春秋以来，由十二诸侯而成七国，无论政治上与思想上所走的都是趋向统一的路线，而始皇承六世的余威，处居高临下的战略地位，益之以六国诸侯的腐败，故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大功。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方法正确了。相反，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走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15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
不妨来看一下《吕氏春秋》表现出来的一些观点，姑且当作吕不韦的治国的依据吧。
吕不韦反对独裁。而正是这一点，秦王政对吕不韦最为不满。吕不韦反对独裁，主张君主天下制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句话在我们现在看来当然不足为奇，在那个时候，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天下为一姓之天下，君临天下。特别是在秦始皇这样一个非常专制的皇帝眼里，你敢著书立说来说不是一人之天下，这不就是让我秦王政将江山分与天下人吗，这显然对于秦王政这么一个专权的人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其实，这也只是吕不韦蛊惑人心的一个方面，原来儒家不也是鼓吹“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最后还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那些尊奉儒家的人可曾让一个外姓人来接管江山，让天下人来做主天下事？不过是把这些当做粉饰天下、愚弄百姓的胭脂罢了。就算吕不韦真当上皇帝了，也只能是说一套做一套罢了。
尽管这样，也不能抹杀吕不韦提出这种思想的先进性，至少他看到了，一个朝代要想久远，就不能太独裁，必须为百姓也找一些精神安慰。就算天下是你秦王政的，但你要对外宣称，天下也是所有秦国子民的，如此一来，老百姓自然就不会造反。应该说秦始皇及其儿子——秦二世就自尝了苦果。秦朝以前，并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正是在秦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使得秦氏江山改姓为刘。估计秦始皇要是知道的话，可能会重新启用，信任吕不韦，同时倍加推崇《吕氏春秋》。
另外，吕不韦其实是赞成广纳贤才的，这个不仅在《吕氏春秋》上有体现，在吕不韦当丞相的时间内，他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说日后的秦国丞相李斯，他的门客中有甘罗、张唐，还有司空马等等，都是比较出名的从外地来秦国的人。吕不韦深谙一个道理，人才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一个人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时代。于是他招贤纳士，才有了《吕氏春秋》。其实从秦国的发展来看，基本上也是外来人才当权，如吕不韦之前的秦国丞相蔡泽等等。
吕不韦似乎刻意地想把春秋战国以来各派的思想在他的手里汇集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然，这只是按照他个人的意思来办理），但是有了这个想法后，他就会对各流派的思想有所取舍。虽然，他把儒家作为该书的一种主流思想，如尊师，顺民意、修齐治平的政治等，但是在一部《吕氏春秋》中如果仅仅只有这些，怕是不能被称之为“杂家”的。吕不韦也主张君主无为。无为思想是属于道家思想，无为而治则是道家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如果说，这些尚不足以让秦始皇恼羞成怒的话，吕不韦在书中讴歌禅让就真的让秦始皇忍无可忍。当然禅让制在当时提出来是不是一种进步尚没有定论，毕竟夏朝过后，君主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此时提出来，不仅统治阶级会反对，就连老百姓也会笑其幼稚。禅让制，按照理想的方式当然要比世袭制先进得多，但在当时存在阶级差别的情况下，说禅让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在战国时期中叶，燕国演过一次禅让的闹剧，就成为当时学者间攻击禅让制维护君主世袭制的一个笑柄。此事重提，自然要引起包括秦始皇在内所有士大夫阶级的一致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