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南朝·梁约465年—约532年）
《文心雕龙》这部著作“体大思精”，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而且它分析问题的深刻，组织的细密，评论范围的广泛，也是后来的古典文学评论著作所少有的。
——著名学者詹锳
刘勰生于南朝齐梁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写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专著。刘勰精通儒学和佛学，在文学方面有卓越的见解。不仅超过了前人，也为后期的文学特别是文学批评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和论据。《文心雕龙》就是刘勰根据儒家思想创作的一部文艺理论专著，这部书总结了从先秦直到南朝宋、齐时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丰富经验，论述广泛、体系完整、见解深刻，堪称是一部不朽的传世之作，奠定了我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被誉为中国古代的“艺苑之秘宝”。
《文心雕龙》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还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精粹，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文心雕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书；纵然从这部理论著作本身来看，刘勰的文字也是美如“雕龙”的。在《文心雕龙》之前的文学批评专著，大多篇章短小、结构粗略、内容有限，没有《文心雕龙》这般包容古今、巨细无遗的大气。《文心雕龙》之后，虽然历代学者论文、论诗之作浩如烟海，也出现了一些精彩的著作如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刘熙载的《艺概》等。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来说，都有着独特的贡献，但以著作的整体构思、体系完整、特别是以美学范畴和理论概念的创制来说，却还没有一部书能超过刘勰的《文心雕龙》。
“文心”就是“为文之用心”，“雕龙”取战国时驺奭长于口辩、被称为“雕龙奭”的典故，指精细如雕刻龙纹一般进行研讨。合起来，“文心雕龙”等于是“文章写作精义”。《文心雕龙》是一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巨著，它是古代文论领域成书的初祖。作者刘勰广泛分析了唐、虞、夏、商、周、汉、魏、晋、刘宋、萧齐10代之著作，吸收了先秦以来的重要文学理论和各种论点，凡有助于说明某种文学现象或文学理论，无论道家、法家、儒家、名家、兵家、玄学家以及佛教学说，甚至是他所大力反对的谶纬，都对其中“有助文章”者加以肯定，可以说是深广地集合了前代文论之大成，因此被后人称赞为一部“体大虑周”的著作。
《文心雕龙》全书一共50篇，据刘勰称，这是为了和《周易》当中的“大衍之数五十”相切合。50篇中，最后一篇为《序志》篇，相当于今人著作当中的自序，只是按照当时的习惯这一篇被放在最后。在《序志》篇中，刘勰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自己创作《文心雕龙》的缘起，自称在他7岁的时候，曾梦到漫天“彩云若锦”，自己“攀而采之”；到了成年的时候，又梦见自己怀抱礼器，跟随儒家的宗师孔子南行。刘勰认为这是上天让他著作文章的征兆，于是便创作了这部《文心雕龙》。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虽然刘勰精通佛典、曾经出家为僧，但在他创作《文心雕龙》时还是自觉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
在《序志》当中，刘勰还简要地阐述了《文心雕龙》的结构和内容。除《序志》篇以外，《文心雕龙》共分为三部分，其一为“文之枢纽”，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枢纽”即关键，“文之枢纽”即文章写作的总原则，是全书的总纲。第二部分为“论文叙笔”，这一部分相当于一部分体文学史，它分述了各种文体的产生、演变的历史过程、评价了历代作者的成败得失，总结了不同文体写作的基本准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当中还有一种“文笔之分”，其中“有韵为文、无韵为本”，这也是当时人们对于文体的一般看法。第三部分为“剖情析采”，这一部分为创作论，它详尽地阐述了文章构思、创作与文学欣赏过程当中的各种问题，思想深湛，精义迭出，是《文心雕龙》全书的重点和精华所在。
《文心雕龙》有着卓越的理论成就。
首先，《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创作心理时，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进化的文学发展史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的美学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颇富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关于《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刘勰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与制约，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语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一文学史观把以往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解，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刘勰十分强调文学创作上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一个富于创造性的作家必须具备创新精神，只有“变”才有文学的不断发展。同时他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辩证地统一，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从而获得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事实上，刘勰在他的著作中一开头便说：“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而“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把诗文的源起联系到周孔六经，抬到自然之“道”的哲学高度，可以说，它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对文的自觉的美学概括。而它的文学史观正是建立在这样理论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文心雕龙》影响最大、美学个性最突出的是创作论。创作论对构思、风格、继承与革新、内容和形式、篇章结构、声律和修辞等都作了全面的探讨。他的创作论，在“序志”中称“剖情析采”，包括“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首先，在构思上，他提出了“神与物游”，说明了精神活动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其次，在风格上，他探索了风格形成的因素，虽然看重先天的才气，但对于后天的学习也极看重，认为“八体屡迁，功以学成”，这就高出于天才决定论。他又说明作家个性和风格的关系，提出作家的个人风格，在情理和文辞上的美学要求，那就是“风骨”。风骨的提出，使得好的风格得到保障，使作品声情并茂，文采鲜明。再有，在内容和形式上，他强调情理为主，形式为次，赞美“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此外，在声律和修辞上，他提出要注意声响的调协，到唐代，平仄调协问题的解决，格律诗的形成，说明刘氏的远见。他的创作论，从以上各点来说都是前无古人的。
总之，刘勰的《文心雕龙》在继承先秦、两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系统的文体理论、批评理论、创作理论和美学理论，它的理论贡献是不朽的。
《文心雕龙》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
《文心雕龙》的价值决不在于宗经，而在于宗经的神圣外衣下所独立创造发展的一系列的文学批评的观点。刘勰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他初步地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用他的话说，就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在《时序》篇里，他首先注意从历代朝政世风的盛衰来系统地探索文学盛衰变化的历史根源。例如他论建安文学“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论西晋时代，指出当时作家很多，但因为“运涉季世”，所以“人未尽才”。他最后的结论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也”。在《通变》篇里，他又系统地论述了历代文风先后继承变革的关系。把《时序》、《通变》两篇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刘勰对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具有相当简要清晰的概念。就每一种文体来说，他也很重视历史发展的追索。《明诗》篇对建安、西晋、宋初诗风面貌的变化，概括相当准确；《诠赋》篇对两汉、魏晋辞赋的盛况，也有相当充分的描绘，这两篇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和赋史的提纲。甚至在《丽辞》、《事类》、《比兴》等论语言修辞的子篇中也有文学语言修辞的历史发展观念。由于他对历史事实有广泛观察和深入追溯，他对南朝文风的批判也就显得比较深刻有力，不让人感到是儒家观点的片面说教。这是他超过前代批评家的主要成就。
二、他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质先于文、质文并重的文学主张，比较全面地说明了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在《情采》篇中，他指出：“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盻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因此，他认为创作应该“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并且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晋宋以来许多作家“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的虚伪清高的面目。在《风骨》篇里，他更强调文章要有风有骨。所谓风，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所谓骨，是指坚实的事理内容及清晰的结构条理。必须先有思想然后可以述情，必须先有事义然后可以铺辞。在《定势》篇里，他指出要“因情立体，即体成势”，适应不同的内容来选择文体形式，并适应不同的文体来确定文章的风格面目。在风格上，他并不泛泛地反对华美形式，而是认为“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在文体论各篇中，他还具体指出写作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文章的政治社会作用和客观效果。例如《檄移》篇指出写战争中的檄文，为了达到“振此威风，暴彼昏乱”的政治目的，就应该写得“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在《论说篇》他反对陆机“说炜烨而谲诳”的观点，认为“说”并非对待敌人，就应该讲忠信。总之，宗经六义是他对质文关系的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