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他从创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总结了创作的经验。在《神思》篇里对创作构思过程有着非常简练生动的描绘，而且对作家构思过程中主观的“神”和客观的“物”之间的关系有比较准确的概括：“神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同时指出要使“关键”、“枢机”活跃疏通，一方面要“虚静”，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平时的才能修养和生活阅历的准备。在《附会》篇中他用非常生动的比喻说明了文章体制的有机的完整性：“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些都是针对南朝形式主义文风而有意识发挥的议论。他认为形成风格的因素，有才（艺术才能）、气（性格气质）、学（学识修养）、习（生活习染）四个基本方面，而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风格的不同，正由于作家在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存在着差别。把人们认为玄虚奥妙的风格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在这方面，他也大大地发展了曹丕文气的理论。在有关形式修辞方面，他也往往针对关键问题立论，在《比兴》篇里他指出了两汉以来的作品中存在“日用乎比，月忘乎兴”，只讲形容，不讲寄托的不健康倾向。在《夸饰》篇里指出运用夸饰手法应该准确得当：“饰穷其要，则心声并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诸如此类的论述，至今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四、他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反对“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错误批评态度，认为应该“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他还正面指出批评家应该有深广的学识修养，“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又提出了“六观”的方法：“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这六方面虽然更多是从形式上着眼，但是他认为只有“披文”才能“入情”，只有“沿波”才能“讨源”，只有全面地观察形式才能深入内容。
《文心雕龙》的理论对唐以后的作家批评家有相当大的影响。陈子昂革新诗歌标举“风骨”、“兴寄”，杜甫、白居易论诗重视“比兴”，韩愈论文主张尊儒、复古，论学习古人应该“师其意不师其辞”，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勰理论的启发。清章学诚倡导“战国文体最备”的著名议论，实质上也是继承和发展了他《宗经》等篇的看法。至于刘知几、黄庭坚、胡应麟等著名作家、批评家的一般赞扬，就更难于列举了。（佚名）
中国古代文论的奇葩
《文心雕龙》写成于齐代。书的本意虽是写作指导，但立论从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出发，广泛涉及各种问题，结构严谨，论述周详，具有理论性质。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前所未有的。
《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有以下几点：一、强调文学的美质，这是与当代文学风气相一致的。缺陷也同当代文人一样，是单纯地以华丽为美。二、主张宗经，提倡雅正，在原则上排斥一切离经叛道的文学。但在对待具体作品的时候，态度并不那么褊狭，尤其在以后的各篇中，并没有以是否雅正的标准随意否定有成就的作家与作品。三、刘勰所说的“宗经”，是指以儒家经典为典范，而不是要求把文学作为阐发儒家之道的工具。他还是承认文学有抒发个人感情的作用。这同后世极端的载道文学观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四、联系刘勰对六朝文学的批评，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离异于儒道，包括思想感情不够纯正、艺术风格诡奇轻艳等等，二是有单纯追求辞采而缺乏充实的感情的现象。
作为“文之枢纽”的五篇，其意一在赋予文学以哲学本质上的说明，同时也由此赋予文学以崇高的意义，这一种理论上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明诗》以下20篇，是《典论·论文》、《文赋》等批评著作论文体之别的继续，但要细致深入得多，每一篇差不多都是简短的文体小史，虽未必无误，但多见精彩。如《明诗》说建安诗的特点，谓之“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说正始诗歌，“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感受敏锐，概括精赅，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具有先导的意义。论各种文章之风格特征，亦能举其大要。
创作论的前几篇，围绕具体的文章写作（主要针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神思》篇主要说创作的构思，承《文赋》而来，但也有精彩的新解。如文中细致描述了创作活动中“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的现象，从而探讨了从形象思维到语言表现之间的距离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体性》篇指出，由于作者才学修养不同，形成典雅、远奥等八种主要的不同风格，进一步发展了曹丕、陆机的意见。文中举前代名家为例，对他们的为人气质与文学风格的关系，有很好的概括。《风骨》篇要求文学作品应有充沛的生气（指感染力，不是指思想内容）和简洁有力的语言表达，从而达到刚健明朗的美学效果。以后“风骨”成为文学批评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通变》篇论新变，“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这一节赞语，表现了作者对文学的健康态度，可惜又说“还宗经诰”、“参古定法”，毕竟还是显得拘谨。《情采》篇论情志与文采的关系，力主华彩，但要求“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对六朝文学中“繁采寡情”的现象提出针对的批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以后《熔铸》、《声律》等10篇集中谈修辞问题，对声律、骈偶、用典等当代文学中普遍使用的修辞手段，加以充分肯定。在此以前，专门讨论修辞的文章还不曾有过，所以，《文心雕龙》在修辞学上也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批评论则脱离了具体的写作（只有《物色》兼及写作），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讨论有关文学的问题。《时序》论历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推求文学演变的原因，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作者主要从政治状况、社会风气、统治者的好恶等几个方面论述文学的兴衰，注意文学与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关系。这是历史上第一篇具有文学史性质的重要的论文。《才略》篇简论历代作家，与《时序》相辅相成。《物色》论文学与自然景物的关系，专立此篇，也是当代文学风气的反映。《知音》专门谈文学鉴赏与批评的标准问题，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来说，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作者指责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知多偏好等错误的态度，要求批评者提高自身修养、理解作者、博观圆照，进行公平的批评，并且提出了若干条从事批评的客观原则。
《文心雕龙》在关于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众多问题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提高，提出了相当系统而富于创新的意见，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次空前的总结，其成就十分重大。
（《中国文学史》）
刘勰字彦和，是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的祖籍在东莞郡莒县（今属山东省）。永嘉之乱，其先人避难渡江，此后就世代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入梁出仕后，兼任东宫通事舍人的时间较久，后世因此称他为刘舍人。
刘勰的家族并非高门。他的祖父没有官职，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去世较早。刘勰家境清贫，一生没有婚娶。后来在建康（即南京）郊外钟山上的定林寺依靠名僧，在那里居住了十几年。这一时期，自幼“笃志好学”的刘勰在深研佛理的同时，又饱览经史百家之书和历代文学作品，“深得文理”。从“齿在逾立”开始，刘勰经过五六年的努力，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年—502年）间，写成了《文心雕龙》。
据说刘勰写完《文心雕龙》之后，苦于无人慧眼识珠。在当时，一部著作倘若能够获得某位文坛名人的赏识，便立刻可以声名鹊起。于是刘勰便乔装成货郎的模样，把《文心雕龙》的书稿背在身后，在路上堵住了朝廷重臣沈约的车子。沈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在当时是文坛领袖，地位很高。他对《文心雕龙》一书很欣赏，认为它“深得文理”，于是便常常将这部书放在案头以供翻览。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因此成名。
梁武帝天监初，刘勰出仕，先后担任和兼任过中军临川王萧宏、南康王萧绩的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今浙江衢州市）令，步兵校尉，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务。在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期间，他与昭明太子萧统交好，共同“讨论篇籍，商榷古今”。萧统选录的著名文学总集《文选》，与《文心雕龙》“选文定篇”多有契合之处，可能正是因为受到了刘勰的影响。中大通三年（531年）四月，昭明太子死后，刘勰奉旨与沙门慧震于上定林寺撰经。经成以后，他便弃官为僧，法名慧地。出家后不到一年即去世。
与六朝以来儒佛交融混杂的思想潮流一致，刘勰既业于儒，又染于佛，他的思想是矛盾的、复杂的。因此，后代学者对于他撰写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也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认为他在《文心雕龙》里严格保持儒学的立场，拒绝佛教思想混进来；另一种则认为刘勰的指导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综观刘勰一生的思想脉络和人生观，虽然长期濡染佛理，但其思想仍以孔儒为主。而且他为“奉时骋绩”作了很大的努力，如当太末令时“政有清绩”；只是到晚年做栋梁材的希望灭绝之后，才最后遁入空门。作为一个文论家，刘勰基本上是以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为指导，来阐述文学的功用、探讨其规律的。
刘勰在上定林寺期间还写过不少有关佛教方面的著述。《梁书·刘勰传》说他“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庙的塔铭以及名僧的碑志，都要请刘勰来撰写。当时高僧僧柔、超辩等人的墓碑都出自他的手笔，可惜其文集在唐朝初年便已经失传。刘勰的著作现在除了《文心雕龙》以外，只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篇保存下来。
钟嵘这位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继承和发扬我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传统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诗品》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著名的诗歌理论批评专著，这部杰出的专著专门评论五言诗作家的作品，除了无名氏的一组古诗外，共论及从汉朝至梁代的作家122人。书中把所论作家分为上中下三品，计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按三品编为三卷，每品之前冠以序言，除分等级之外，对作品的优劣还作了评论，故《诗品》又叫《诗评》，对后人研究诗歌发展历史很有借鉴意义。
宋后期诗歌虽说情况纷杂，但脱离往日宋诗主流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严羽的《沧浪诗话》。严羽一生未仕，他在诗歌创作方面没有很突出的成就，但他的《沧浪诗话》却是一部极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门，以第一部分为核心。全书完全不涉及诗与儒道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而重视诗的艺术性和由此造成的对人心的感发，这与理学家的文学观恰成对立，很值得注意。《沧浪诗话》是一部对后世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都有很大影响的著作。元明诗人十分推崇盛唐诗的立场及清代袁枚的“性灵说”之提出，均与此书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