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汉代经学的前一时期称为神学经学，后一时期的经学可称为“儒教经学”。前一时期的经学以宇宙论的形式出现，后一时期的经学（儒教经学）以心性论的形式出现。中间经过魏晋南北朝佛教经学的补充，使儒教经学增加了体现时代特点的新内容。它超越了宇宙论和本体论，上升到心性论的理论高度，它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经学的高峰，同时也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学已走到了尽头，经学的历史使命已完结了。（任继愈）
《四书章句集注》与儒家道统
两宋时期，“退五经而尊四书”。尤其是《大学》、《中庸》之学，已从《礼记》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经典诠释学。宋儒凸显四书的地位，与其崇扬心性义理之学有关，他们实际上是以四书为其思想概念之渊源。
两宋理学是以“新儒学”的姿态出现的，它的使命是恢复和赓续儒家之道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一是开创了兼综训诂与义理的学风，二是贯彻了理学思想以建立新儒学的体系。因此，《四书章句集注》可以说是理学思想的载体。朱熹独具慧眼，发现四书实是其心性义理之渊海，其所倡导的各种观念都可从四书中找到源头。如《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论，将人心的思维之灵与天下之物的有理构成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而《中庸》的性、道、教诸范畴则是对理学实践的支持。
《四书章句集注》编排的次第也能反映出理学思想之旨趣。朱熹确立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四书学体系逻辑顺序，《大学》定规模，《论语》立根本，《孟子》观发越，《中庸》求精微，构成了他的以复性为根本指归的理学体系的内在结构，不能移易颠倒。在他看来，《大学》主讲“德”，《论语》主讲“仁”，《孟子》主讲“心”，《中庸》主讲“理”，归根结蒂都是讲一个复归天理的善性，而“四书”学不过是一个复归性善本初的思想体系。
《四书章句集注》既不像汉唐诸儒那样信古无疑，遵修旧文而无创新，也不像其他宋儒那样，空衍义理而学无根底，而是在继承传统训诂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融合时代的精神，并将经学理学绾成一体，在训诂中包含着义理方法，在理学旨趣下贯彻训诂方法，使《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理学思想的主要著作载体，实践了经学与理学相统一的原则。
南宋的四书学，是一个庞大的学者群以“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活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起到了学术范例的作用，成为一家显说，因其体制的高卓和学术的闳通而在当时被奉为典范，又因其典范价值产生的强大的凝聚力，引发了南宋四书学的潮流。在此之后出现的《大学衍义》、《中庸指归》、《四书集编》等著作，都是朱熹四书学学术活动影响下的产物，但其气象与规模、形式与内容均没有也不可能超越朱子。
（范立舟）
朱熹字元晦，又字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江西婺源人。父亲朱松是进士出身，从小就教授他儒学经典，朱熹勤奋刻苦，长进很快，立志要钻研圣贤之学。不幸的是，他只有14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朱熹随母亲祝氏定居在福建。
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考中举人，次年春天又考中了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聚徒讲学。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朱熹上书孝宗，力陈国事，提出了“定计、修政、攘夷”之策，主张抗金，并建议从与民休戚的高度注意选用人才。次年，孝宗召见朱熹，他重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孝宗颇为赞赏。但当时的议和派人物汤思退、洪适等占主导地位，朱熹的抗金主张无法实现。朱熹三次呈上奏章，等待他的却是并无实权，而且还要等着空额补缺的武学博士一职。朱熹非常失望，求得了监南岳庙的差遣。由于金廷议和条件苛刻，孝宗任命张浚为右相兼枢密使，希望再度抗战。为此，朱熹特意叩见张浚，提出了北伐中原的具体建议；还面见张浚之子张栻，要他说服张浚，决不能跟投降派合作，这才离开杭州回崇安。虽然朝廷几次召他做官，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他都极力推辞，不肯就职。孝宗说他“安贫守道，廉退可嘉”，极力要他就职，但他还是推辞不就。从此他家居10余年，潜心研究学问，教授弟子，并经常和各地学者交游论学、交流心得。
朱熹46岁时，浙东学派的大师吕东莱来探访，二人畅论学术，共同整理了北宋各理学家的著作，编纂成《近思录》。当时朱熹和江西的陆象山都是当代大儒，但自成一派，学问见解各不相同。吕东莱又与这二人都是好友，便邀请朱陆两位大师到江西信州的鹅湖寺，希望他们两位好好沟通交流，使学术界不致产生分裂。出席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除朱熹、陆象山、吕东莱外，还有象山的哥哥陆九龄。陆家兄弟对这次讨论会非常重视，兄弟俩在家便开始自行辩论，讨论了一整天。这次讨论会开了10天，朱陆各抒己见，中心议题是“本心”说，由于两人思想已经定型，最后还是未能达成共识。但他们相互切磋、各自争鸣，还游览了鹅湖风景、有诗唱和。虽然观点不同，却从此结为好友，使“鹅湖之会”在中国学术史上成为千古美谈。
淳熙五年（1178年），宰相史浩推荐朱熹知南康军，朱熹屡辞不许，遂于次年赴任。到任不久，当地发生旱灾饥荒，他全力救灾，减轻了灾害的损失。还于任内倡导教育，重建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是宋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朱熹亲自讲学，亲撰教规，体现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教育理念，成为南宋以后中国社会700年间书院办学的典范，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书院经常延揽著名学者来讲学，学术空气相当活跃。1180年，陆象山特来拜访朱熹，请他为其去世不久的哥哥写墓志铭。朱熹顺便请陆象山在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义，陆宏论滔滔，将义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时的听众有很多人都感动落泪。朱熹也深受感动，特意将陆象山所讲内容刻石立于院门。
1181年，浙东发生饥荒，孝宗调朱熹到浙东救荒。朱熹在浙东救灾，成效卓著，贪官污吏都因惧怕他而自动离开。不久，朱熹见政局不良，又辞职居家，一心讲学。1188年他应召入朝，再度上书，说今日之中国已病入膏肓，从大脑到四肢，处处有病，劝孝宗正心以立大本，教养太子，选贤任能，振纲纪，变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孝宗接到朱熹的奏章时已是深夜，但却马上起床，点燃蜡烛，读完后再就寝。次日便要朱熹任官，但朱熹还是推辞未就。
宋光宗即位后，朱熹因得罪权臣韩侂胄，遭到攻击陷害。朱子学被称为“伪学”，朱熹的门人也被株连成了“逆党”，他本人则被削职为民，史称“庆元党祸”。当时的局势十分紧张，牵连颇广，朱熹的大弟子蔡元定，就因为被牵连而遭贬，结果死在贬所。尽管如此，朱熹还是每天同弟子讲学，有人劝他关闭书院躲一躲，他却笑而不答。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朱熹卒于福建建阳考亭家中，享年71岁。他在逝世前两天，还在为弟子讲学，修改自己的著作，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时的大词人辛弃疾闻朱子逝世，特作祭文：“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谓朱熹的著作会永远流传，朱熹的声名将永垂不朽。
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下诏，特赠朱熹“太师”称号，追封信国公，并提倡学者习读朱熹著作。从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成为中国的正宗思想体系。他被称为“朱子”，也是孔庙中供奉的“四配十二哲”之一。自元、明、清以后，更被尊崇为“绍道统，立人极”的“万世宗师”，成为地位仅次于孔、孟的又一位儒家圣人。
《四书五经》是古代中国社会正统文化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它所包含的内容可谓博大精深，涉及中国古代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形成了一个以天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它们不仅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几千年来钦定的教科书，而且还被西方学者誉为世界四大思想宝库（基督教思想、伊斯兰教思想、佛教思想、儒教思想）之一。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综合研究的一部专著。作者深入研究朱熹时代的历史世界，系统而全面地从直接史料中搜寻相关证据，重建12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文化史与政治史。《上篇》为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了一个较广阔的背景，《下篇》则进入朱熹所活跃的历史世界的核心地区，细心地描述了孝宗与光宗、官僚集团和理学集团以及皇权三者的互动关系。本书为专业史学家重构历史的理想与努力做了最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