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明代1472年—1529年）
唐宋以前无论已，明兴三百年，名公巨卿间代迭出，或以文德显，或以武功著，名勒旗常，固不乏人。然而经纬殊途，事功异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气，所云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矣。
——清代学者马士琼
作为士大夫，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王阳明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的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受到读书人的敬仰，可见其非凡的人格魅力。他一生中先后被朝廷委以诸多的军国要职，功勋卓越，战功累累，无人可及；但他又的的确确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也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在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留下了极其闪亮的一笔。
《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阳明心学远祧孟子，直承象山，针对程朱理学越来越脱离人的生命而知识化、外在化的倾向，特别是其末流暴露出来的支离破碎的弊病，以更加简易直截的功夫与“先立乎其大”的入手方法，开辟了另一条与朱子不同的成德之学，拓宽了主体自立自主的精神价值世界，展示了道德自律与人格挺立的实践精义及具体路径。他强调的“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等理论主张，实际就是强调人的内心深处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知识论应该与活泼的生命相结合。
王阳明是继朱熹之后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发展高峰。对一个受传统理学教育多年的文人而言，能走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完成一次如此彻底的思想突破，不得不让后人叹为观止。人们开始从单一的理学体系中解放出来，并学会了用另一种方法来思考问题；明代的哲学思想，也从此多了一个参照系。自“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始终讲学不辍，弟子广布天下，形成历史上罕见的大学派。直到今天，在当代新儒家中仍具有着深刻的影响。
王阳明一生著述很多，《传习录》是他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传习”一词出自《论语·学而》：“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部书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书中阐述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心学观点，体现了致良知、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等思想宗旨，可以说是阳明学说的精华。
王阳明深受先秦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又直接继承了南宋陆九渊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形成了庞杂的哲学思想体系。“心即理”原本就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心外无物”，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所以“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
王阳明还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在他看来，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说“心即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伦理规范的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然不同。朱子认为《大学》的“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的“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而“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就是“良知”。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将心与理一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他的主张是以“心即理”为基础，所以同时又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的做法。“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能算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连的。
在当时社会上、理学发展的过程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因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纠正时弊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
总的来说，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就是本心的明白觉悟，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格致”的功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内心私欲的屏蔽。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的确为人性善作了本体论的说明，有其历史意义。但他的学说对人性恶的原因研究不够，虽然在明代下层人民中亦有影响，但仍不具备较大的普遍性。
《传习录》中还记载了为王学继承人争论不休的“四句教”。这四句话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本意是说，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越经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至善之心自然作用的体现。这是告诉人们，不要去执著于具体的善行，而要认识自己的本心。
“四句教”对人心本体的界定，和宋代哲学家程颢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颢说：“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就是无心无情，没有先入之见。有了这种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
《传习录》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哲学著作，总结了王学之大成，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而阳明学说作为中国儒学最后一个高峰和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其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超越时空的。晚清许多志士仁人对王阳明礼赞有加：林则徐称赞王氏为“国家所祷祈以求”之才，魏源更直截了当地称颂王阳明是“百世之师”，左宗棠也称他是“卓然一代伟人”。在清末革命派中，宋教仁、陈天华等亦多“服膺”王氏之言，更有人将他抬到“亚圣”地位。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仍有其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文化思想史及哲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传习录》与阳明学说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其中有一段说：“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又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体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从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以及两人所代表的学派的不同。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王守仁用这样的宇宙的概念，给予《大学》以形而上学的根据。我们从第十六章已经知道，《大学》有所谓“三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纲领又归结为一纲领：明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