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明末清初1613年—1682年）
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国学大师梁启超
大多数学者认为，清代考据学的鼻祖是顾炎武。后世乾嘉学者精深的考据研究，确实是与顾炎武的路子一脉相承，但却很难再有他那种生气淋漓的气象。顾炎武生于明末清初天崩地坼的时代，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巨变，强烈的悲愤与痛苦终其一生都无法磨灭。在那个动荡的历史时期里，在文人武将、举人学子、隐士逸民的群像中，他跋涉大江南北，延续着“不可绝于天地间”的一线历史文化之血脉。因此被视为当时后世学风与人格的典范，也成为一种薪尽火传、不屈前行、昭于天地的文化精神的象征。
顾炎武在清初一反崇尚空谈的学风，力倡经世致用，独辟学术新径，成为举世公认的一代朴学大师，也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古人所追求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顾炎武这里，既落实为一种生活方式，也体现为一种生活境界。他倡导经学研究，反对唯心空谈；他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被誉为“一代儒宗”。
顾炎武一生著述等身，《日知录》堪称是他生平学问的精华。顾炎武从30岁起，每逢读书均作笔记。至60岁时，对所做笔录，反复探究，长期思索，多次修订，才成此书。全书计32卷，涉及面极为广泛，有经学、政治、经济、军事、艺术、天象、术数、历史、地理等等。《日知录》不仅内容丰富，更融贯了顾炎武对于历史、社会、学术的深刻思考和反思，可谓博大精深，深为后世学人所推重。《日知录》当中以考据研究经史之学的治学方法，在清朝被众多学者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就卓著，而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著述终身、义不仕清的操守品格，则是他为后人留下的另一种宝贵遗产。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是他“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顾氏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做废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氏于初刻本卷首对此有说明，以示其笃学之志。在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只有八卷本行世。顾炎武去世后，门下弟子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稍事整理，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成书，共32卷，称为遂初堂本，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常见的版本。
《日知录》内容丰富，贯通古今。后人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30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可见，《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日知录》的思想非常丰富。第一，顾炎武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爱国主义的思想传统。顾炎武把忠君与爱国做了区分比较：“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把忠君思想提升到应该服从于保卫中原文化传统的这一较高层次上，可以说是对忠君爱国思想理论的一大突破。在对忠君与爱国思想做了区分之后，顾炎武又提出了区别“亡国”与“亡天下”的著名论点。第二，顾炎武主张摈弃宋明理学的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宋明理学，主要针对王阳明的心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提出“经世致用”、“引古筹今”。他主张要把天道性命等抽象的论述，还原到日常的经验之中去，避免清谈妙悟，将着眼点转移到探讨论证于国计民生有关的许多现实问题上来，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基于求实的原则，顾炎武把是否“有益于天下”作为治学的准则。第三，顾炎武主张建立限制君主“独治”的政治体制。他认为国事需要“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而利繁（政治不清明）矣，众治之而刑措（政治清明）矣”。并进而提出各级地方官分权的见解。在这里，他实际上是对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对压制言论的行为进行了批判。第四，顾炎武提出了农工商皆为本的经济思想。工农商并重、发展工商，这种观点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城乡工商业者的利益和愿望。
另外，对社会风俗的关注也是《日知录》的重要内容之一。顾炎武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日知录》当中讨论社会风气的篇章如《两汉风俗》等都非常精彩。
清学开山祖前朝遗民心
顾炎武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潘耒《日知录序》），广泛涉猎经、史、音韵、金石、舆地、诗文诸学，在学术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平生著述也极为丰富，“卷帙之积，几于等身”（王弘撰语）。
耗费了炎武毕生心血的《日知录》更是他学术思想及成果的精华。炎武一生学行，可以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八个字来概括。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可知炎武是把治学与做人看做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炎武一生之立身大节已概如前述，此处不再赘言；在治学这方面，则坚决反对当时那种“束书不观”而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主张多学而识、明道救世，探求有益于民生国命的实学。《日知录》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结撰而成的一部皇皇巨著，而作者最用意处即在第十三卷之论“风俗”部分。
炎武详细考索了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情况，认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指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整齐风俗、拨乱涤污的关键，即在于“士大夫”是否有廉耻；并举出魏晋人之“清谈亡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士大夫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而空谈心性，从而致使风俗大坏，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进一步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由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时，顾炎武还认为，除了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顿风俗、挽救时弊之外，“清议”即社会舆论的力量也很重要。他说：“古之哲王……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这些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着眼于风俗人心；同时，由于炎武重视实用而不尚空谈，所以“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其大端则在郡县分权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认为，要富国裕民，首先在于信任地方官吏，并赋予其实权，《日知录》卷9《守令》条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因此，郡县守令应该拥有“辟官莅政理财治军”的权力，则“国可富，民可裕，兵农各得其业”，达到天下大治。炎武另撰有《郡县论》9篇，对这一点加以系统而具体的论述，他提出：“方今郡县之弊已极……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而此种局面的形成，正在于皇权的独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因此，“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有鉴于此，炎武亟求变更，大声疾呼：“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顾炎武还主张均田减租，开矿兴利，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