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制于郡县之中”为宗旨的，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则古称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为书生之见，但“主分权、重自治”的主张依然闪耀着进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历史舆地之学方面，顾炎武同样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炎武治史，其志仍在经世致用，曾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在金石考古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炎武卓有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这两部著作。这两部长编性质的书虽然主要出于抄录，但有断制，极富价值，不仅为清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开启了先路，也是后人研究地理沿革、古代经济特别是明代经济史不可缺少的必读书。生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不仅是旧学术传统的破坏者，更是新风气的开创者。他严谨朴实的学风、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调查研究归纳取证的治学方法，诸多学术门径的开拓，与其“行己有耻”的耿介而傲岸的人格交互生辉，既取得了宏富的学术成就，又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后人尊奉顾炎武为汉学之“不祧之祖”，虽然未获炎武之心，但炎武实足以当之，他不愧为清初学术界之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师。（邱进之）
明清之际的思想碑石
顾亭林《初刻日知录自序》云：
炎武所著《日知录》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顾亭林做此感想时已经64岁。《日知录》的著述已延续了30多年，此书在士林早有名声，顾亭林却仍旧说“未敢自以为定”。“老而益进”四字点题，它足以概括顾亭林晚年不凡的生命过程。顾亭林亲历着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所以“今是而昨非”的扬弃，其意义已超出了一个个体生命的独善其身、自我完善，而开启了在历史大变局下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对待民族存亡、本土文化，及为人气节等重大问题上“处变之则”的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又因其晚年坎坷的经历，凸现其情深如许的灵魂，使这种文化精神弥漫着博大的人格化情怀。此情怀数百年缭绕不散，印证着自明清以降，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在现实中所经历的命运历程及在精神世界中走过的心路历程。
可以相信，若顾亭林晚年再多几个“十年”，《日知录》的修订仍将继续延续下去，直到临终绝笔为止。这是很难令人释怀的一种历史场面。顾亭林那忧伤的跋涉者的形象已别具一格地留在清代文化学术那琳琅满目的长廊上。顾亭林式的愤世、忧患以及强烈的爱憎，300年后仍如状在眼前，握手可感，炽热逼人。
明末世风浇漓，士风尤其衰颓，在晚年顾亭林从未停止对其做文化意义的批判。其愤世之深，忧伤之切，及振聋发聩之效，直启20世纪前期不少思想者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日知录》“廉耻”条有云：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
顾亭林不是第一个愤世伤时者，可是说顾亭林是千年间将士风与国运紧密结合起来考察，以辨天下兴亡轨迹的突出学者，大概是不会错的。十分难能可贵的是，顾亭林的愤世嫉俗并不关乎个人的进退、一己浮沉的悲戚，而具有“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的博大胸襟。这可以说是将自“屈贾”以来遭时不遇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顾亭林对末世士风的批判已近冷酷无情，20多年间，顾亭林在著述或与人书的议论中常常表达了他对士人“无耻”行径的深恶痛绝。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哉。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与人书》）。“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与友人论学书》）。这样的抨击，比比皆是。很多年过去了，顾亭林笔下有着特别含义的“士风”、“廉耻”、“人心风俗”等词，依然有着其不灭的震撼力。
在士风糜烂、人心尽丧的千年大变局下，顾氏以“致用”、“实学”激浊扬清，努力使久已不传及已被歪曲的“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返之淳正；并身体力行，坚定不移，30多年孜孜不倦，以巨大的人格力量、饱经忧患的晚年遭际，在混浊、颓败的末世，用活生生的形象重新阐释了罕见的“君子之道”。在当时的士林，已没有人可以视而不见这样一个形象；在后世，追溯明末清初这段文化伤心史时，更没有谁可以漠视这样一个形象。
这是一块无法绕过去的思想碑石。（陆键东）
顾炎武初名绛，别号亭林，字宁人，后世称为亭林先生。明朝灭亡以后改名炎武，号蒋山佣。他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为官，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然中落。顾炎武从十岁起，就跟随祖父读书并受到过比较严格的儒家教育，特别是他的嗣母王氏和他讲过很多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的心灵。这些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顾炎武14岁正式入学，性情耿介，很有志向，与同乡归庄最为要好，并与他一起加入了政治性学术团体“复社”。两人性情特异，为乡里俗人所不容，被一并称为“归奇顾怪”。顾炎武苦读14载，在科举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对于功名举业逐渐淡薄，于是日益发奋读书，研究实用之学，这为他以后的学术方向奠定了基础。
甲申（1644年）之变（即大顺军攻占北京，明崇祯帝自杀，后清兵入关）后，顾炎武积极投身到当时的江南抗清斗争当中。公元1645年，清兵南渡长江，攻陷南京，大肆屠杀。江南各地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等在苏州、昆山起义。后起义失败，昆山城陷，死难者4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的嗣母王氏闻讯后绝食15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此后5年中，顾炎武辗转于太湖沿岸，联络各地抗清志士，屡经磨难，甚至蒙受牢狱之灾。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不可能继续待在江南了。
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变卖家产，只身北上，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漫游生活。在25年间，他遍历大河上下，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同时广交师友，砥砺学问。后人记载顾炎武在旅途当中往往用骡马载书随行，每到一处，都会访问当地故老，将所见所闻与书中的记载相参照，一旦发现不同之处就记录下来，详加考辨。他一生学问的结晶《日知录》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
在后半生的羁旅生涯中，顾炎武坚守他的遗民身份，终生不渝。康熙十七年，当时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联合举荐他，遭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他的助手，顾炎武以死自誓，绝不仕清。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当时担任清廷高官的徐乾学兄弟，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顾炎武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布置好妻子的灵位，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痛哭失声。“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6岁的长孙。在地下你见到年迈的父母，请禀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20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清朝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四，顾炎武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幸失足，初九丑刻与世长辞，享年70岁。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是现在较为通行的《日知录》版本。黄汝成先生以遂初堂本为底本，参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昕、杨宁四家校本，吸收前人对《日知录》的研究成果，成《日知录集释》刊行于世，可以说是《日知录》最好的版本，流传很广。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爆发了危机。顾炎武感于国家多难，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努力从书籍中搜集有关兵防、赋役、水利、农业、矿产、交通等方面的资料，借以寻找明末社会积弊的根源，以及革除这些积弊的途径。明亡之后他流寓北方，又在各地亲自探访，加以考证。后来，顾炎武把多年收集的资料一分为二，有关地理的部分叫做《肇域志》，有关经济的部分叫做《天下郡国利病书》。这两部书取材丰富，引证宏博，是中国历史地理古籍中的珍品。两部书中的资料往往能够互相补充，可以彼此参证，对照阅读。
顾炎武不仅是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的诗歌也在清初独树一帜。王冀民先生整理校点的《顾亭林诗笺释》，对顾炎武诗歌进行了详尽的注释、题解；并针对全题或全首的寓意、特点进行评析，对诗中涉及的人事进行考论和索引。从这些诗歌中，读者可以透过历史的重雾，体会这位大思想家、抗清志士的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