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一种非科学、非功利的人生态度。科学精神实质上是功利主义，它旨在人类物质利益的增值，浮在人生的表面，回避人生的根本问题。尼采认为，科学精神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避而不看人生的悲剧面目因而与悲剧世界观正相反对。科学精神恶性发展的后果，便是现代人丧失人生根基、灵魂空虚，无家可归，惶惶不可终日。
尼采并不否认道德和科学在人类实际事务中的作用，他反对的是用它们来指导人生。人生本无形而上的根据，科学故意回避这一点，道德企图冒充这种根据而结果是否定人生。所以，如果一定要替人生寻找形而上的根据，不如选择艺术。
有一个时期，尼采受实证主义影响，表现出扬科学抑艺术的倾向。事实上，在此前后，尼采对于艺术能否赋予人生以根本意义始终是心存怀疑的。他一再谈到艺术是“谎言”，诗人说谎太多，他厌倦了诗人。但是，问题在于：“倘若人不也是诗人，猜谜者，偶然的拯救让我如何能忍受做人！”所以他不得不求诸艺术。日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致和乐趣。酒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这就是尼采所提倡的审美人生态度的真实含义。（周国平）
悲剧精神与艺术人生
在19世纪后半叶的哲学界中，尼采无疑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一方面是因为他惊世骇俗的哲学观点引起人们对传统基督教文化的怀疑，另一方面，正是在他的影响下，20世纪哲学对感性的高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对文化问题的关心，尼采敏锐地发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症结所在，在后来的哲学中，他把攻击矛头指向了基督教的文明和传统。他宣称“上帝死了，因此一切都可能发生。”必须对所有价值做出重新估价。尼采为他的新价值观描绘的第一个蓝本就是《悲剧的诞生》。如果单从写作目的上看，《悲剧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学的考据作品，然而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发现它更重要的一面——文化批判。在这部作品中，尼采从考据的角度论证了希腊酒神歌剧向希腊悲剧的发展，提出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概念，从而阐述了他对人生和艺术的独特理解。酒神和日神是尼采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他用这两个形象来比喻希腊悲剧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两种力量。在他看来，这二者反映的精神都是人生命意志的本能。尼采认为，日神与酒神这两种力量在人的心灵中相互斗争又平行发展，直到最后，由于古希腊意志形而上学的奇迹，它们竟彼此结合，最终产生希腊悲剧。希腊悲剧所体现的精神既是酒神的，同样也是日神的。尼采认为日神精神体现在雕塑之中，酒神精神则依存于音乐。人类的艺术来源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对立与冲突。一切艺术家或是日神的梦的艺术家，或是酒神的醉的艺术家，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酒神祭》作为完满的真正个体的酒神精神和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精神水火不容。苏格拉底提倡“唯知是美”，而在尼采看来人类的理性所带来的只是不准确的知识。他主张一切价值判断都要从人本身来考虑，反对基督教对人生做出的善恶评价。在尼采看来，人的生命超然于善恶之外，不要压抑生命的本能，要以悲剧精神（主要是酒神精神）享受人生，为自己创造生命的快乐。理性科学精神的实质是功利主义的，它直接的结果是物质利益的增长，无视人生悲剧。这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它的恶性发展造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把审美价值提到了相当高的位置。他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分理由的。”艺术产生于人类的生存需要。在残酷的世界面前，人只有通过审美和艺术活动，给生活以新的价值，从而才能鼓起勇气直面现实的苦痛。他指出：“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而相反的运动——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的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在尼采的思想中，人类要通过艺术来实现对悲剧人生的超越。当一个人以审美的、艺术的眼光看待生存的荒谬时，这种悲剧便不再归到个人身上而带有普遍意义了。世界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一幕幕的人生悲剧，当一个人站在宇宙的角度看待这悲剧时，他便会发现，个人自身的悲剧无足轻重，它只不过是宇宙的一个小小的审美游戏。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尼采虽然信仰悲剧哲学，但他的人生态度并不是悲观的。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我们随处可见他哲学的另一面：对生命的热爱。在他后来的哲学中，对生命的关怀也贯穿始终。正如有人指出的，古希腊是尼采心中的一块圣地，他一生都走在这条朝圣的路上。在现实社会中，当时的尼采也看到了他的希望，这就是以瓦格纳等为代表的德国新音乐的兴起，它是酒神精神在德意志精神的醉境根基上的觉醒。从瓦格纳音乐所创造的世界中尼采体验到一种痛苦的宣泄与快乐，这种艺术的超脱作用使尼采树立了艺术人生的信念。
另外，尼采的酒神精神与他后来极力强调的权力意志是相通的。这种非理性的本能冲动如果成为人生活的主宰，势必会导致一个极端。这一点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无论如何，人的单向度发展总是危险的。但在这里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是把日神与酒神这两种精神并提的。希腊的悲剧精神是这二者结合的产物。虽然尼采更重视酒神精神，但这是他反理性主义主导思想的需要，而且他也曾论述过日神与酒神两种精神在个体意识中必须按照严格的相互比例组合，遵循一定的法则才能达到悲剧精神的作用，使人得到艺术的超越。至于尼采这种学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想那已远离了他本来的愿望与目的。总之，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是艺术的。他把自然界的力量和人生命本身中的基本力量都看成艺术状态，由此极力主张希腊的悲剧精神，幻想悲剧之再生，以其拯救现代人的心灵。（刘春梅）
尼采1844年10月15日出生于德国东部吕采恩镇附近的勒肯村。他父亲曾任普鲁士王国四位公主的教师并处于普鲁士国王的庇护之下。幼年的尼采受到父亲的喜爱，可不幸的是在尼采4岁时，父亲死于脑软化症。数月后，两岁的弟弟又夭折。亲人的接连死亡，使这天性敏感的孩子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阴暗面，铸就了他的忧郁内向的性格。第二年，尼采全家迁居瑙姆堡，投奔祖母和两位姑母。在瑙姆堡，他读完了小学和文科中学。在学校里，他显得孤僻和不合群，但他异常珍惜友谊，择友的趣味很高。他有两个知心好友：威廉·平德尔和古斯塔夫·克鲁格。他与前者常常讨论诗，互相交换诗作；与后者讨论音乐、演奏乐曲，或共同倾听克鲁格的父亲——一位精通音乐、与门德尔松交往甚笃的乐师——弹琴，沉浸在德国古典音乐的旋律中。
尼采1864年，20岁的尼采进入波恩大学，开始研究语言学和神学，但他很快便开始厌倦神学了。尼采不愿一遍又一遍地去读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等人的论文。他是一个诗人，要激情、直觉和具有神秘色彩的东西，不能满足于科学世界的清晰与冷静。而且他在修养和气质上太像一个贵族，他从没想过要过安宁而舒适的生活，所以他不可能对一般人有节制的欢乐和痛苦这样一种可怜的生活理想感兴趣。而在这段时期，尼采对基督教的信仰越发远离了，尼采抛弃了宗教问题的约束，对于权威便愈富于反抗精神。
在莱比锡期间，尼采偶然在一家书店买到叔本华的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立刻被这位已逝6年的忧郁智者迷住了，他狂热地喊着：“我发现了一面镜子，在这里面，我看世界，人生和自己的个性被描述得惊人的宏壮。”尼采深受叔本华那种独抱孤怀的精神的感染，但他并没有染上悲观色彩，虽然叔本华所感受到的时代痛苦，同样地积压在尼采的肩膀上，后来尼采发现叔本华的悲观思想可以用希腊艺术来医治。当时同样吸引尼采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剧作家瓦格纳。这位天才以音乐的形式表现着叔本华的思想，当时瓦格纳之所以吸引尼采，不仅由于他的伟大性，同时也因尼采深爱音乐之故。在尼采和瓦格纳相识的3年中，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出版。在书里尼采说，只有瓦格纳的音乐可以拯救现代的文化的危机。尼采把一个艺术理想置于瓦格纳的歌剧上面。为此瓦格纳将尼采视为知己，他在读完《悲剧的诞生》之后，对尼采叫喊着：“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像这样好的书，简直伟大极了！”可是1876年夏季，瓦格纳在拜垒上演他的新作《尼布龙根的指环》，尼采认为整部剧都充满了基督教的色彩、堕落的气氛，瓦格纳的歌剧变成人类的软化剂！从此尼采与瓦格纳关系破裂了。
1879年，尼采结束了巴塞尔大学十年的教授生涯，从此开始了他的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友伴的孤独的漂泊生涯，也同时开始了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生活，一个独创的哲学家。1882年，尼采与一位叫露·莎乐美的年轻俄国少女结识。在渐渐熟识之后，尼采对这个女孩子心怀好感，希望与之永结连理，但莎乐美却不想结婚。加之他的妹妹嫌恶莎乐美，她的干预使尼采与莎乐美的关系最终破裂。这期间他写作出版了他的大部分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快乐的科学》、《道德的系谱》、《偶像的黄昏》、《曙光——对道德偏见的反思》等。这十年可以说是尼采哲学活动的“黄金时代”。
1889年1月3日，尼采走在街上，看到一个马车夫在残暴地鞭打一匹马，这个神经脆弱的哲学家便又哭又喊，扑上前去，抱住马脖子，疯了。数日后，他的朋友奥维贝克把他带回德国去。病历记载：这个病人喜欢拥抱和亲吻街上的任何一个行人，孤独使他疯狂，他也终于在疯狂中摆脱了孤独。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在魏玛与世长辞。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本以散文诗体写就的杰作，以振聋发聩的奇异灼见和横空出世的警世之语宣讲“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横扫了基督教所造成的精神奴性的方方面面，谱写了一曲自由主义的人性壮歌。在这本书里，尼采宣告“上帝死了”，让“超人”出世，于是近代人类思想的天空有了一道光耀千年的奇异彩虹。
《善恶的彼岸》是尼采另一部伟大的著作。尼采在该书中力图界写“善”与“恶”这两个相对的词，力图区分不道德和非道德。他察觉到人们为使古代道德准则和现代人的需要相一致所做的努力是有矛盾的，他认识到人们经常在道德理论和社会实践之间做出妥协。他的目的是确立道德与需要之间的关系，为人类行为构造一个可操作的基础。所以，《善恶的彼岸》是尼采对一种新道德体系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触及了其哲学的许多最深层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