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2004年年初中国政府很明确地表态“经济的稳定成长要作为优先目标”，但到2003年年底还是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大家一直在辩论是不是过热，还没有迅速地采取比较果断的措施。当然另外一方面，政策性考虑是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但是，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对通货紧缩和对就业压力的忧虑要远远超过1986年的日本。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的金融风险比日本大。
第五，与美元本位制的直接关联，不管怎么计算，近年来一直在大大增加，这一点大家是没有疑问的。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连锁反应。据我的预测，全球化要遇到的麻烦就在这儿。2003年年底美国的《财富》杂志搞了一个调查问卷，问美国人“从50年以后的观点回过头来看今年，你认为今年美国社会中发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趋向”。答案排第一位的是“外包”，第二位是“反恐”。选“外包”这条的是44％，选“反恐”的是8％。另外一个问卷表明，现在80％的白领担心自己在未来5年内要丢掉工作。所以，可以看出全球化产生的这种外包的趋势，对整个发达国家的就业市场造成了多大的压力。
根据美国各方面的预测，到2010年IT产业30％以上要外包到中国和印度，他们的预测是，那时中国跟印度可能平分天下，各占外包市场的40％，然后又加了一个小的注报却——可能中国40％，好多印度商人已经来中国开公司了。这说明外包确实从发达国家拿走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机会。华尔街现在的数据分析、数据存储这部分已经大量移到印度。我在两年前上课时，跟学生谈的是他们未来的职业考虑而不是工作。工作是挣钱谋生，职业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发展。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以后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一定要选择一个不能外包的职业，要不然学完了，等三五年之后，东西都弄到发展中国家就完了，你就死定了。
哪个职业不能外包？我当时说医生，医生看病得面对面才行。我一直以为这个大概没事，结果2004年1月份《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说现在美国患者都跑到印度、菲律宾、泰国去看病，接受五星级旅馆、本地最好的医生服务，什么东西都是明星级待遇，最后下来的费用才只是在美国看病的一半，甚至还少。医生都开始外包了，全球化如果照此发展，就等于说现在发达国家的工作都快没了。日本现在的家庭年平均收入大概是’700多万日元，有一本书——《在300万日元收入下如何生活》，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危险了。在美国，大量IT产业都把工作包出去了，结果有一个企业家突然灵机一动，包到印度去不就因为便宜吗？如果在美国就按印度工资水平雇人，看有没有人干，如果有人干，咱在本国雇不就完了。结果，波士顿的一家公司把广告一打，每一个工作有200多人在申请。如果这成为一个普遍性的趋势，结果肯定会造成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
最后这个情况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有好多因素决定，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不管怎么说，外包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导致的对全球化最后命运的影响，肯定是相当深远的。与此同时，全球化还可能由于美元本位制隐含的制造金融风险的机制，说不定哪天就在什么地方造出一个大的金融泡沫，它的破灭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面临着什么
如果用一个“三段论”来表述，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面临着什么呢？
第一，如果现在就在西方的压力下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肯定要完蛋，用不了五年就得出大事。
第二，我们想不放开也不行。为什么不想放开？放开就完蛋。为什么要放开，不放开也不行。为什么不行？就是刚才我讲的道理，工作都往你这儿来，你占了这么多便宜，你还实行固定汇率，这在世界上没有过的。汇率是调整两国贸易国际收支的一个手段，如果你不进行调节，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层面上是不可能的。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实际上是有两个东西在赛跑：一是，我们现在不能开，能拖一天就拖一天；二是，不开还不行。那么应该干什么不就很清楚了吗？在不得不开之前，赶快做好最充分的准备。那好，准备什么？如果实行了浮动汇率，一国如果GDP’的贸易依存度太大，国际汇率风吹草动就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美国和日本GDP的贸易依存度分别是17％和22％，中国2001年是35％，现在肯定在40％以上。如果40％以上的贸易依存度，如果美元像2003年那么贬值，就麻烦了，来回动对国内的冲击会特别大。
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怎么办？欧洲全高，尤其是西欧，他们的经济开放程度深，因为国家小，不可能小而全，什么都做，所以他们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比较深，依存度就比较大。他们怎么办？建立欧元，成立一个欧元区，把内部先给稳定住。然后就用一个欧元对美元，要比美元直接对马克、法郎强得多。中国有没有这种选择的可能．呢？有，很小。因为建立亚元，这得面临多大的困难，国家经济的发展程度的区别太大，政治经济体制的区别太大。因此，在近期内建立亚洲共同货币的可能性很小，欧洲用了二三十年时间，而且最关键的是共同的货币的前提是必须得一个共同的自由贸易区。
所以，中国政府一直在发挥领导力，推动“十加一”，咱们跟东盟国家签订协定，到2010年要实现自由贸易区。这是打基础。但是中日之间有点互相不信任，民族情绪比较激烈，各方面的恩恩怨怨，使得中日两国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很难。而在产生欧元的政治经济过程中，法国跟德国是起了主导性作用的，如果没有它们两个充分合作是不可能的事。
回过头来看第二种选择，我们建立不了区域性货币，如果一国单练怎么样？一国单练的时候，必须把GDP对贸易的依存度降下来。如果太大，冲击也会很大。怎么降？我们总不能把贸易给砍了，把出口一砍，工作没了会更麻烦，不能减少出口。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把GDP的底盘做大。可是把GDP这个盘子做大，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我们现在就要回到经典的社会学范畴，研究社会分层、研究平等问题了。在过去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采取的是让沿海地区先参加到国际分工体系里，以外贸，尤其是出口为主导的这样一种经济成长方式，就是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方式，但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关键的转折点。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模式，已经成功地把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发展到这个水平的结果是我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度上涨。大幅度上涨，就使得我们在国际经济学的连锁反应里面临着来自要求改变汇率体制的巨大政治压力。又由于我们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创造的财富，在分配的时候很不平等，就没法把GDP’的盘子做大。因为有钱人太有钱了，把日常生活能花出去的钱花掉后还剩好多，可是穷人没有钱再花，这就是为什么GDF’再怎么做大，我们还是担心通货紧缩。为什么紧缩？因为“三农”问题不解决，广大农民没有钱花；国有企业问题不解决，下岗职工没钱花。那是占人口的大多数的群体。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问题跟国际政治经济学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很自然地跟社会学的经典传统题目切换了。
从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特别重视农村问题，2003年就提出了“振兴东北”，实际上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再不干这两件事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单纯地靠沿海地区，靠出口，受益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一小部分的受益在国际上的影响已经造成了足够的国际政治压力，要求改变汇率；为了改变汇率，必须得把GDP。对贸易的依存率降低才能。但是，国内的GDP如果不解决，盘子做不大，浮动汇率就要出乱子。所以，完全可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中央政府做这两件事实际上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调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现在是世界冠军，包括实物和工资两部分。这个问题再不加紧解决，还不单单是国内政治安定的问题，还有国际那一块，压力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如果我们保持现状不做任何改变，如果来自国际的压力最后不得不使我们开放资本账户，不得不使我们实行浮动汇率，这么高的贸易依存度，很快我们就将面临类似于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情形。
学者对话
应该在全球背景中思考中国的经济问题
刘少杰：
评论不敢当，想就高柏教授的精彩报告，谈几点体会。我在2002年到美国杜克大学作了半年学术访问，同高柏教授就他的这些研究领域做了许多深入的交谈。我深感高柏教授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许多学科领域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建树，而且对现实重大问题也有深刻的独到见解。从高柏教授今天的报告来看，有这样几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全球化视野的学术研究。高柏教授今天谈论的话题，从落脚点上看是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但是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他是以一个非常广阔的视野，不仅讨论了美国在金融政策上、在这几年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讨论了日本80年代以来经历由兴到衰的这样一个变化，还谈到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野中，来省思中国的经济。这一点非常重要。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而且一体化只能是越来越强，在“人世”之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能是越来越大。所以，思考中国的经济问题应该把它放到全球背景中，放到与西方发达国家、与周边国家各种经济关系中，也包括政治、制度等等方面来思考。
比如经济过热问题，现在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在讨论。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应当注意经济过热，否则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伤害。但是我看很多国内学者在讨论经济过热时，往往就某一个行业、就国内某一个区域做一些局部性的讨论，同高柏教授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相比，国内有些学者的视野显得相对狭窄了一些。
从2004年年初开始，中央对一些局部性的经济过热采取了一些措施。比方说今天早晨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唐山在大炼钢铁，政府要刹车”。唐山最近这两年，通过民间投资、其他各地的投资，在钢铁行业确实形成一个非常过热的现象。钢铁行业过热不仅是唐山，在中国其他省份也有比较明显的表现。首先是因为市场的需求比较大，价格飞速上涨。在唐山如果要投300万资金，一年就可以捞回来本。这个效益是相当了不得的。所以，资金向钢铁行业集中，这很正常。但是，我们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如果仅仅从钢铁行业着手，可能还是盲人摸象，看到的是局部，不能从一个宏观的、比较深入的层面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高柏教授今天的分析，从广阔的全球化视野中看待中国经济问题，这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第二，高柏教授今天的报告是一种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经济社会学是美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的一个综合性的新兴学科。经济社会学不仅仅是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问题放在一起研究，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崭新的视角，是把经济问题放到社会结构、社会网络关系中去思考。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同我们原来单纯地强调经济是基础、社会各种现象都是由经济现象和经济发展变化决定的方式有所不同。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不能简单地强调经济是基础，在很多问题上，社会现象反而是经济现象的基础。用高柏教授刚才的话讲，经济现象“嵌入”于社会现象之中，也就是说经济现象植根于社会结构、社会网络关系中。从这个观点来看，经济现象比如今天高柏教授讲的金融问题，我们就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要把它同制度问题、权利问题、信任问题等等社会生活层面的问题联系起来思考。
确实像高柏教授所讲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的金融危机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它和心理、信任和国家制度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开展研究，就更有意义。
因为中国社会是个伦理社会，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要通过人际关系才能展开，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深刻的思考，经济现象也是如此。在中国办企业、做买卖、搞贸易，如果不考虑到人际关系，不在伦理关系中去思考，去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我们就会停留在一种把经济现象单纯化、表层化、片面化的倾向上。所以，我们应当借鉴高柏教授用经济社会学来研究经济现象的视角，把经济现象同制度问题、权利问题、信任问题、文化传统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这样我们对中国的经济现象、中国的经济问题才能有一个更深入、更准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