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布迪厄当时所说的社会资本，最初是他提出来的一个网络概念。他认为，人生活在世间，是在网络当中生活的，网络本身有它的一些很多的特质，包括人们之间的互相合作，包括人们之间的互相信任，等等。这些特质能升华到一种资源的形式，这种资源能够对生活在这些网络里的个人或是社会行动者给予投资，他把这个叫做社会资本。布迪厄时代的这个社会资本概念是一种集体形式的概念，也叫做collective—concept，它不是个人意义上的。我现在讲的社会资本的概念，往往还是社会行动者的。
他认为任何的社会资本都是一个网络的概念，有一个网络的属性，有一个社区的属性，有一个集体的属性，不是个人的属性。你们读书的时候应该能注意到这一点。
科尔曼：社会资本观有社区属性
第二个最重要的学者和布迪厄同时代，比他早几年去世，并且也是布迪厄生前很好的学术朋友。这是美国前社会学会会长，叫James Coleman，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科尔曼。科尔曼是非常有才气的学者，他本人曾经是社会学系的理论大师默顿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在美国社会学界，有两位社会学家目前人们是超不过他们的。超不过的指标，就是他们培养出了一大批非常棒，非常出色的社会学家。
第一个人就是默顿，这人还活着，还在哥伦比亚，九十多岁了，他培养出一大批后来成为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人物，包括我的老师Peter。Brown，彼得·布劳，他在今年早一些时间去世了，包括彼得·布劳、科尔曼，很多了。这个科尔曼以后在芝加哥教书，也培养了一大批非常知名的社会学家，包括现在跟我私人关系很好，有一定学术关系的哈佛大学的Peter。marson、芝加哥大学的Ronald s.Burt等等，很大一批。
科尔曼在他的一生当中，也是想解释人们的社会行为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人为什么是这样的行为，有些人为什么是那样的行为，他一直想研究这个理性选择的模型，在理性选择的过程当中也涉及像I~oury那样的一个社区背景的问题。他研究以色列人，研究美国的犹太人、中国人，等等。他研究这些社区、这些种族的时候发现各个社区、各个种族的社会资源是不一样的，里面的合作程度也是不同的。他将这种紧密合作，可以共同利用资源，能够给个人提供更好的人力资本发展的机会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就称之为社会资本。如果大家愿意读这个科尔曼的东西的话，最简单的应该读他1988年AJS这篇文章，叫做《Social—capitalInThe Condition 0f Human Capital》，就是可以翻译成：《为创造人力资本而作为条件的社会资本》。当时他比较成名的著作是1990年出版的《ICoundations of SocialTheory》，叫做《社会理论的基础》，这本书由他的中国学生邓方翻译过来的，翻译的水平相当不错，大家可以相信他里边翻译的内容。
在那本书里面，大家能看得出来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一些定义以及理论。我现在想提醒大家，在读科尔曼的东西的时候，他对社会资本这个理念的理解，是功能主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结果来定义原因的。我们知道这种理念逻辑是错误的，就是说，哪些社区、哪些网络、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背景，才能称其为社会资本呢？他怎么回答的？他说那些社区、那些背景有意义的时候，并且是有积极意义的时候，对个人的行为、个人的人力资本的提升有促进作用的时候，它就是社会资本了。
这种思维的逻辑是完全错误的，它是功能主义的，它是从后果来看原因的。当然我想这样一种思维对我们也是有启发的。我们研究社会资本的时候可能不单要看某一种网络、某一种结构、某一种社区的正面的效应，同时可能也要看到一些消极的效应。
我刚刚在北大光华学院开了一个会，这个会主要是审查20篇文章，这20篇文章有一半要被美国一家叫做《Organization science》（《组织科学》）的杂志选用，专门用于研究中国组织的过程，研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组织行为。我去当评论人。其中的四篇文章都是谈中国的这个关系的。
因为我前期做过一些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的研究，我就发现其中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文章说关系大家都在侃它的正效应，其实中国的这个关系有很厉害的一个负效应，作者研究的是在一个组织运作过程当中，有一个理念叫做procedure justice，即程序正义，就是做事的程序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不能有偏颇。这个procedure本身让某些人升官了，justice表示是正义的。他发现关系文化、关系的运作、关系的一些实践、关系的现象，以及关系运行的一些逻辑，最大的危害是在中国组织里边影响了这个procedure justice，非常重要的是这些组织程序的正义程度下降了。所以他那个研究是很有意思的，这是我做的评论。我当时还是建议这个杂志来发他这篇文章。这就是功能主义的社会资本观。
普特南：社会资本包括诚信和合作
下面是很知名的一位政治学家，这个人的书前年还是去年已经翻译过来了。他的英文名字叫Robert Putnam，可以翻译成普特南。我忘记了那本书是怎么翻译的，是由中央党校两位学者翻译的。那本书翻译的质量不如邓方的《社会理论的基础》翻译得好，我估计可能是翻译者不够老练，有的东西是直译的，但是作为参考材料还是完全可以的。通过那本书你们可以了解到Putnam关于社会资本的基本思想。我在这里介绍两个重点。
第一个，他是从民主制角度来研究的。我们知道西方的民主主要是大众参与性的民主，如果没有参与行为，就没有民主了。比方说今天如果我们这个讲座只有我个人参与，大家都不参与，包括评点人都不让参与，那我就独裁了，我可以说了算，但是如果大家都参与的话，那我们就要看共议是什么了，大家在辩论当中来看这个真理真正是属于谁的。所以西方的民主最主要的是一种参与性民主，叫做公共参与。
可是通过对意大利的研究以及对美国的研究，他发现任何一个社区，人们对公共事务，特别是国家事务、社区事务的参与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说南意大利参与程度挺高的，北意大利参与程度挺低的，美国二战之前参与程度挺高的，二战以后是越来越不参与了。大家知道选美国总统，参与投票的百分率不足40％，所以，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时调侃一下美国的民主：“你看，他们这个民主实际上是少数人的民主，多数人不参加的。”当然我们知道，自愿性地参加一些公共事务，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怎么能够使得某一个社区人们的自愿参与程度提高呢？普特南一直在考虑，在80年代末，当他从南意大利研究回国的时候，他就突然读到了科尔曼1988年AJS这篇文章。他一看，噢，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有意思，虽然科尔曼讲的是社会网络的性质，社会结构的性质。对于社区的资源问题，普特南从参与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所以他用参与度来看一个社区。如果某一个社区、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社会、某一个团体、某一个种族或种群，他们的公共参与度高的话，普特南认为这个地方的社会资本就高；参与度低的话，他就说社会资本低了。为什么呢？他认为如果参与度高，肯定会有几个情景发生：第一，个人对制度的信任感增强；第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任感增强；第三，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合作程度增加。而这种合作、信任感的增加，这种抽象的东西就涵盖了社会资本，因为这样一种行为能够使得这个民主制的运作非常effective，就是说有效的。而这种有效性，就是合作性、信任感的一种回报。所以他们就把这种回报纳入到社会资本的概念当中来做了。
第二个我想给大家介绍，普特南拿社会资本的概念来分析南意大利这种参与度之后，他也用这种概念来分析了美国。2000年他出了一本书，叫做《。Bowing Alone》
（《独自打保龄球》）。保龄球在美国是一种集体行为的活动，通常是在家族、群体、社区，特别是朋友之间的经常活动，美国的工人阶级是特别喜欢打保龄球的。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交了几个工人阶级的朋友，如穿得破破烂烂的jeans。牛仔裤在80年代的国内还不是很时髦，我记得我回来，朋友还让我带几条。我们跑到保龄球馆，交点钱，一人拿了一瓶啤酒，也不用杯子，一边打球，一边在一块儿侃大山。那是美国工人阶级互相联系人情网络特别重要的一种形式。但是普特南发现了什么呢？二战以后越来越少的人是集体去打保龄球了，而是自己愁眉苦脸地开着车跑到郊外，自己去打保龄球，自己独饮啤酒，可能还是会和陌生人聊几句天儿。当然总体上不是这么一个极端情形，但至少从趋势上来看，是这样的。并且从参与度的角度来看，包括献血的行为、公共参与、投票，以及捐款等等，这些行为在美国各州都是下降的。当然其中有一个州是保持不变的，并且略有上升，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明尼苏达州。
普特南跟我在国际研讨会上有过三次接触，其中有一次我们俩都是在主席台上坐着，都是发言者，有两次他是发言者，我是听众。他这人蛮有意思的，如果你们请他到北京来讲课，我想这个人还是很能讲的，他现在在法国大学政治系教书，他会带很厚的一沓子彩色的幻灯片给你们看，讲各种参与度的这些指标在美国是如何下降的。
他在90年代中期和后期大声疾呼，向美国社会发出呼吁，说：美国要完蛋了！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你们有多少原子弹，还有搞军备竞赛，你看看美国人都不参与了，社会资本越来越惨了。他向大家一片惊呼，新闻界现在炒得最凶的社会资本的专家就是普特南。但他的老师说，他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也不是太深。
但是，他是个有思维、非常聪明的教授，28岁从助理教授一步就提到正教授了。
当时他出了两本非常著名的研究民主的书。我不知道他那本南意大利研究的书翻译过来没有，曾经轰动一时的，就是讲的参与性民主，以后他就讲这个，大声疾呼“美国要完蛋了”。所以美国的新闻界使劲炒他，很多杂志去访问他，一时间大家都不知道科尔曼这个人，知道的美国头号社会专家就是普特南。现在我估计还是这种情形吧。我不知道他访问过中国没有，现在有很多学者非常希望访问中国，并且他们要想访问中国的话，就会访问北京，所以以后这个讲座可以让他们这样的人来讲一讲。
富可亚玛：社会资本最核心的解释是诚信
最后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在研究社会资本方面很有声誉的学者，就是日裔美籍学者富山·富可亚玛。富山主要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他现在在国际关系学院教书。
这个人的思维是非常开阔的，曾经写过一本叫《历史的终结》的书，英文是《rrhe End of History》，讲东欧制度的垮台，全世界市场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走向后现代，等等。他突然发现，历史终结了。从哪一个意义上说呢？就是国与国之间质的差异抹杀了，没有了，所存在的差异都是在资本主义这个道路上的量的差异。
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学者是反对这种观点的，我本人对这种观点是完全持怀疑的态度。我们以前的讲座当中有几个是关于全球化的讲座，在全球化的讲座当中又出来一个新词叫做dolocal，不是g10bal，g10bal是全球化，你们知道这个go10cal是什么含义吗？全球化条件下的地方特色的保持。我不知道这个词应该怎么翻，含义是这个，可以用费孝通老先生的话来说，叫做“和而不同”。我们虽然都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运作，但是我可跟你活得不一样，我就想背后喝茶，你们台前辩论；我就想跟朋友聊聊天，咱到哪儿去撮一顿，你们可以像谈生意一样讨价还价。大家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文化价值是不一样的，这个不同是很有学问的，用英文词来表达就叫glolocal。
我不知道敢不敢用费老的“和而不同”翻这个glolocal，但至少做讲座的时候，可以说费老讲过的这个概念。
富可亚玛发现，在一两百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整个世界格局是不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