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应该使得他们——现代化理论就叫世界大同，他想想也是，《The End Or History》是这样表达的。可是他突然发现，有的地方资本主义是最初发展的，仍然很先进；有的地方是后来发展的，非常蓬勃；还有的地方后来发展的，马上就死掉了。他就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各国的情形、所存在的形式、发展的力度是如此的不一样，为什么有的地方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程度这么高。他自己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概括起来，他认为各国的社会资本条件是不一样的。他这个社会资本完全扣住了另外一个概念，信任的概念。我知道国内也把这个信任翻译成诚信，他1995年的这本书《Trust》也是翻译成《诚信》的。诚信这个概念翻译得还是很不错的。当然，诚信的概念含有褒义，因为我们中国人用的这个“诚”，是老实人讲老实话的含义，是诚恳、诚意，是褒义的。但trust在英文词里边没有这么强的褒义，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但trust肯定是一个褒义词。
他发现在一些繁荣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得非常迅速。做得非常好的国家，都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都有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使得一个国家快速发展。但为什么有的国家的规模经济可以做下来，并且做得非常成功？他发现这个组合——人的组合、组织的组合相当重要。而这种组合中就看到有一种本质的东西叫做合作——coopera—tion。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组织和组织之间可以合作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可以在一个大的组织当中合作呢？他就发现诚信这个东西了。而他利用这个观点来看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时候，他的发现是什么呢？他发现在中国做不成规模经济的，往往都是一一家一户的企业。在中国境外的由中国人做的这些经济里面，家族主义性质的经济电是非常多的。他就发明了一个新的看法，我想这种看法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都知道了，至少是做学问的人都知道了。各个社会的信任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是低信任的社会，有的则信任程度比较高。
那么，低诚信的国家，低都低在哪儿呢？就在社会层次低，social trust低，但是，personal trust高，用社会学家的概念叫做团体内和团体外，或者是叫内团体，外团体。
团体内，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班的，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我们都是北京的，这个之间的距离是比较大的，只要你超出了这个boundary（边界），你不是北京人，你不是清华的，你不是北图的，信任程度就很低。如果有这个boundary，一越过这个组织的、族群的、家庭的这个界限，马上得到信任。那么，他认为在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诚信应该是比较高的。换句话说，社会上有很多的制度保证，让你相信这个制度，让你相信陌生人。你看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你不是一种下意识的马上捂口袋，怕人家偷你腰包；或者跟人家做生意的时候，你马上把钱拿出来，人家还没给你货的时候你就交钱，不怕他把钱抢走。当然，这个例子是富可亚玛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用过的。
为什么在这个市场的运作中，可以让人把钱拿走，难道就不怕对方骗他吗？富可亚玛就讲这个诚信问题是很重要的。他的这个社会资本的概念，就是一种诚信的概念。
让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我们知道，这四位知名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布迪厄的定义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网络，并且是一种集体的行为，集体的财产，集体的个性，集体的属性，网络的属性。科尔曼认为它可能是社区的属性，但它对个人的人力资本的提升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这是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而普特南认为所谓的社会资本就是指社区里那些可以支持人们参与公共行为、勇于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包括诚信和合作。而富可亚玛则认为社会资本最核心的概念、最核心的解释应该是诚信。这四个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社会网络观是怎么回事
我个人研究社会资本，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那个时候我在研究社会网络。我是1985年出国的，带着一个中国人的头脑，学习一些西方的知识，然后来结合做一些中国的研究，我现在在香港也一直在做中国方面的研究。我在注意这个社会网络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几个概念。一个是网络强弱的概念，还有一个网络资源的概念，最后接触到了网络资本的概念。
这三组概念最终都归结到资本的概念上来了。所以我做这个社会资本研究的时候，是从社会网络这个角度来做的。我就发现，前面我刚刚介绍的这四个学者都对网络给予了肯定，但从网络的角度来定义、测量以及分析社会资本的运行规律，没有太多的研究。我个人很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下面就介绍三种不同的社会资本网络观点。
网络成员观：网络关系越多社会资本越大
第一个观点叫做网络成员观。什么是网络成员观呢？就是说，如果社会资源或者社会资本是产生于社会网络的，是产生于社会关系的，是产生于这个社会关系所带来的资源的，那么，怎样的一个网络能够产生社会资本呢？
网络成员观的意思是说，假定一个社会行动者在这个社会里参与的网络多，那么，他就比另外一个参与社会网络少的行动者的社会资本高。让我很简单地说一下这个起码的含义。比方说有一个同学，他参加了五个兴趣组织，在三个正式的组织里面活动，同时，又积极参加了北图的活动，等等，他有十个网络，他在十个网络里有角色，有成员关系。那么另外一个人是比较闭塞的，不积极参加网络活动的，只是属于某一个家庭的，属于某一个学校组织的，可能经常到一个餐馆去吃饭，他有三个网络关系。
在坚持网络成员观的学者看来，有十个网络关系的人就比有三个网络关系的人的社会资本高。
这个观点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却是非常理论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研究特别喜欢实证，在境外做社会学研究，光会侃是不行的。因为侃是侃些观点，没有实证大家是不相信你的。这种知识导向的学问是在考虑问题，研究理论，探讨理论，重视证明。这个证明没有资料是证实不了的，当然可以逻辑证明，可我们社会学特别讲究实证，就是用数量的资料或者定性的资料，来证明你的观点是正确的。怎么证明呢？就得有概念，有了概念就得有测量，测量之后就是收集资料，从概念到测量再到资料。如果测量这一关你要是过不了的话，就无从谈起资料。
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挺大的，挺宏观的，所以需要测量，社会网络成员观就给测量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方便和帮助。现在不管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你就问人家：你都参加了多少组织啊？你在这些组织里的活动怎么样？你当时就可以列出来三十种不同的很重要的兴趣组织，比如说北图的这个活动，你可以列出来让他挑勾，你参加吗？
yes or no？你会发现有的人是十五种，有的人是两种，有的人是三十种，我们就用这个很简单的办法来测量社会资本。目前研究社会资本这些学者们，至少在美国的范围内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大多数人是用这个办法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办法的理论性强，这个办法的理论性最低的，但这个测量的办法非常简单有效。这是第一种观点，叫做社会网络成员观。
网络结构观：密网与松网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第二个叫做网络结构观。网络结构观，意思是说，看一个人的社会资本的高低，不只是看他参加了多少个网络，而更重要的是看他参加的是什么网络，这网络的结构如何。
当然，我们知道网络结构有可能从几个角度去定义，从多个角度去观察，但在社会学特别是社会网络研究当中，最主要的是从两个角度去看网络结构，一个叫做密网，一个叫做松网。英语的表达，密网就是dense net，松网叫做loose net。
密网的含义是什么呢？假定我们其中有五个人的兴趣网络之一是在一块儿读书，那么这五个人每个人之间都有联系。这个联系不是说他们是师生关系什么的，而是说他们确实都符合我们定义的relational、informal、interaction这三个特质。并且可能是强关系，互相之间的信任度、亲密感、依赖程度都非常高。
另外一个网也是五个人，这五个人，A和B有关系，B和c有关系，c和D有关系，D和E有关系，E和A有关系，每一个人只联系两个人，与其他的人无关。那么我们把这种性质的网络叫做松网，loose net，不是每个人之间都有关系，即使有关系也是弱关系，所以依赖程度低，信任程度差，亲密感比较弱。
我们现在有了两个网络结构，可能你马上就感觉到，中国可能属于前者。我们这个网络差不多都是人情网络，人情网络是铁哥们网络，那是要两肋插刀的；西方的网络往往可能是loose net，他们网络蛮松散的，个人的独立性很强，虽然我跟你有朋友关系，但是你让我做什么，我还是要考虑考虑，你得给我这个自主性。我们马上就能感觉到至少中美之间会有文化差异，有网络特征的差异。但是现在美国社会学界有两个不同的学者，各执一端地来坚持前一个网络和后一个网络是有社会资本的。
第一个坚持密网是社会资本基础的学者，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科尔曼。当他研究人力资本发生、发展的条件的时候，他就发现很多族群，只要他们是紧密联系的，他们的人力资本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他举的是犹太人和中国人的例子。我告诉你们这个中国人的例子。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读过他这方面的书，他曾经用过一个非常知名的例子。他说在美国的中国孩子，在中小学校里买教本、课本，都买两套。科尔曼最初发现了之后，很不得其解，他就问怎么回事？最后才发现，一套是学生用的，另外一套是给妈妈的。妈妈要在家跟着孩子一块儿读，孩子读到什么程度，她读到什么程度，用来监督孩子，“你的作业做了吗？是哪科？我知道那科讲什么内容。”要搞这一套。
美国这个国家的家庭里可没有这套，我们中国人的这一套，可能只有韩国人有、犹太人有。这三个民族有些文化特别相近，而在网络紧密度上怎么样呢？科尔曼利用这个就发现：噢，你看，中国的家庭里面的社会资本高啊，可以投入这么多的情感、这么多的时间来帮助孩子们提高人力资本、提高教育程度。他就把这个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解释。当然，科尔曼还用了很多其他的不同的例子，我今天讲了一个与我们有关的例子，这个例子适不适当，是不是可以说明社会资本，这是见仁见智的，你们自己可以评判。我是比较持质疑态度的。
与他相反，认为松网是产生社会资本基础的这样一个观点，是由科尔曼非常知名的学生Ronald s.Burt提出来的，这个人没有访问过中国，但他对中国特别热衷，为什么呢？我们中国学者当中最漂亮、最聪明的黄宗江的女儿阮单晶是他的学生，这个单晶是非常甜的。他在和自己学生交往的过程中，就喜欢谈论中国，特别是他喜欢读中国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的关系网他都在读。我想找时间让这个人访问中国。
可是他有个麻烦，他是架子特别大的学者。有一次我跟他参加一个社会资本的例会。我们上来发言都没有什么，他上来发言之前，这个介绍人专门介绍了他。我先用英语复述他是怎么介绍的：The next speaker is Roman Burp，the businessman from Chica-go，翻译过来就是：下面一个发言者是Ronald s.Burr，他就是来自芝加哥的能挣钱的生意人。
他的学术做得非常好，他这个理论和企业、经济的发展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企业界在炒他，请他来教课，教一次就要出很高的费用，在我们社会学界的出场费是最高的，高得不得了，高到什么程度呢？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付不起他工资了，最后他只能让芝加哥大学管理学院来付他的工资，所以他现在是全职的，百分之百的管理学教授了，当然他还挂着社会学的名字。Ronald s.Burr年轻的时候，是特别聪明的一个人。
在读硕士的时候，是我的老师林南教授的学生，在杜克大学读了硕士，然后他又去了芝加哥大学科尔曼那里读博士。
科尔曼死之前，有人问他，“你这辈子这么多出色的学生，哪一个你最欣赏？”科尔曼说：“你就别问我最欣赏谁了，最让我头疼的就是这Ronald s.Burr。”为什么呢？
这Ronald s.Burt在课堂里，经常是老师在上面讲他在下面反过来想，你说一个正题，他就想反题是什么？他的思维是逆向思维。你先前说这个水是可以喝的，他就想想什么条件下它不能喝，他总是这样的。科尔曼在课上讲，这个dense net是basis of social—capital，密网是产生社会资本的源泉和基础，他就想什么情况下这个松网是社会资本的基础。他就在学生当中搞这个，搞来搞去，真的被他想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