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Ronald s.Burt真的是生对地方了，美国这个地方，人太直，不太懂社会操控这个理论。所以他这个理论一出——structure hole理论一出，在美国，人家请他讲一席话，竟然要用十万美金来计件。所以我每次一碰到他，就赶快把他抓下来，跟他讨论，看着时间，哇，今天赚了两千美金。但是我觉得他的东西如果拿到中国，那真是我们的良知良能啊。中国自古以来太多太多的人都非常懂得如何在一个大群体中间打一个大洞。打完这个大洞之后呢，你就变成中间的桥，于是呢，你就有操控的利益了。比如说我们的慈禧太后就最擅长玩这个，她号称是改革派，但是她从来不罢黜所谓的保守派，所以她拥有大家的共处。这都是中国人非常会玩的。
我在台湾做企管已久，我就发现每一个公司的老总都很懂得玩这一套，但是玩到最后呢，就是和民主乱象相同的情况出现在公司中。虽然公司没有民主，但一样有乱象，不用民主都有乱象。但是这样的乱象实际上就是Ronald s.Burt这套理论中所发现的事情。当我们个人很懂得利用像Ronald s.Butt这套理论创造结构，然后我们自己去做桥，然后获得Ronald s.Burt的利益和操控利益的那一刹那，你个人的social—capital不断地在上升，但是你伤害了整个组织的social—capital。
我的观点刚好相反，我在做企管研究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这个social—capital的理论。这个social—capital的理论，实际上对我们的企业管理者是具有高度的启发性的。
有些游戏对个人很好，但对组织不好。等到组织死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到你把你的组织玩得一点机效都没有了，就算你的地位再稳固，就算你升到了董事长，请问你的最后结果在哪里？所以，虽是我自己个人喜欢做的研究，但也把这一点特别提出来补充一下。这样的一套研究，实际上在我们社会中间，对非常多的现象是非常有用的，经常可以使用到。而且经常可以用在你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上，包括你个人的升迁，包括你个人资源的获得，乃至于你管理一个公司，管理一个社会，管理一个国家，帮助都是非常大的。
当然，我过去还当过好几年的营销学教授，所以少不得也做点营销。我即将在九月份再过来，针对social—capital的问题做一些演讲，届时希望各位捧场。确确实实如边教授所讲的，明年我们会在清华大学试图针对这一系列的理论进行讲课。希望各位对《Structure Hole》的那本书能感兴趣，那本书真的很棒，虽然那里边讲的都是中国人的良知良能，但是我们的良知良能很少能够用学术的方法表达得这么漂亮。所以Ronald s.Bun那本书值得翻译，不过建议各位不要贸然翻。你不懂得那一大套数学，那是翻不出来的。有的人刚才蠢蠢欲动，差点被边教授害了。一旦翻下去，就知道日子有多难过。但是欢迎各位将来来听课。
最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帮我出了一本书，即将要帮边教授出一本论文集，都是在谈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如果各位对这方面的事情还是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们以后有一连串的活动，都希望能够看到各位的参与。
社会资本概念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杨善华：
很高兴在这里听到边教授很精彩的演讲。我主要的领域不是在社会关系这个网络上。所以，这次听他演讲对我来讲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听了之后，觉得从关系网络切入到社会资本，从目前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而且是一个前景非常广阔的新的研究领域或者是新的视点。也就是说，对我们社会学的工作者来讲，也是一个以后很值得去探索的，或者是说在中国有用武之地的这么一个领域。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边燕杰教授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在探索一个问题。探索一个什么问题呢？社会资本虽然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但是对中国来讲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边燕杰教授从他的研究当中，对这个问题也作了思考。他今天给我们也披露了这方面的一个成果。实际上边燕杰教授肯定也觉得这方面的工作可能还远远没有完结，或者是说下一步还有更多的事情去做。因为中国就有一个说法，中国人就是关系的网络。这个关系网络非要说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就叫做差序格局。也就是说，这个关系网络，原来它是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决定关系亲疏的，然后来决定双方如何相对利用这个关系网络来取得资源。我记得台湾有个教授叫高成硕，是东海大学的。好像他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其实做的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拿捏分寸。我觉得这个说法很精辟，在人和人相处的过程中，其实很重要的一条是，你跟什么样的人相处，用什么样的对待方式和标准是恰当的。
我一边听一边也在想，其实边燕杰教授在他搞的研究里面，还有很多是可以在生活中去开掘的东西。我提一个看法，刚才那个台湾教授他所讲到的个体的社会资本和作为一个单位的社会资本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差异？那么，如果是有差异的话，这个差异我们应该怎么来测量？这个差异对我们的研究本身，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本身，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问题。
其实边燕杰教授也提了一个问题，这个关系网络就是社会网，这个网络资源它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和机制，才变成个人的社会资本的？因为现在我们做的问卷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很难把这个过程给揭示出来。本来是网络当中的资源，但是最后它变成了一个个人的资本。你在这个问卷当中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它到底变成了资本没有，它可能是变成了，或者是它没有变成。但是如果是变成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到底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很值得我们在以后从社会网络这个视角切入社会资本研究。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去探讨的东西。我听了边燕杰教授的演讲后，觉得很受启发。所以我想，也许这会激发我今后投入到社会网络研究当中去的兴趣，以后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作一些有益的探索。将来我想还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向边燕杰请教，同时也跟他一起去探讨。
社会资本产生的价值不比其他资本形式低
张静：
我本人不是做社会网络或者社会资本研究的，但是我非常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因为它确实能提供非常多的有用的知识。边燕杰教授最近出版的书中，将关于中国分层的一些研究，1995年以前国际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都编在里面了，我已经读完了，我感到学到很多东西。
我认为这个社会资本研究是有相当大的贡献的。在我看来它最主要的贡献是这样的，就是它发现了一种很特别的资本形式，这种资本形式也可以产生价值。这种资本形式产生的价值不比其他的资本，比如说经济资本产生的价值低。我们知道经济资本是我们投资到一个项目上去，然后可以产生很大的价值来使人受益。那么这些社会学者的贡献，就在于他们提出的社会资本也具有相同的意义。我认为这是社会资本研究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从这个研究的基本结论看——我不知道理解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里的社会资本越丰厚，这个社会里的社会合作、社会参与，它的信息交流和它的社会信任都会越强。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的丰富和社会合作、参与，信息交流和信任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我现在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在中国，或者在亚洲很多地方，会发现很多相反的情况。这些相反的情况是什么呢？在这些社会里边，人们都普遍观察到社会资本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朋友的关系是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的，特别是讲关系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
但是在这些社会里边，社会合作、社会参与，它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任，在观察上水平上都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发现好像在亚洲的情形不符合社会资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就是说，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没有发现很明显的正相关。反而是，一方面我们承认在这种社会里它的社会资本非常丰富，因为它的关系非常发达，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社会合作、参与，信息交流和信任水平又是比较低的。那么，社会资本理论怎么来解释这个现象呢？
如果要是回顾这个社会资本的理论，它有几个假定是隐含在它的结论当中的。第一个假定是，它假定社会资本是一个公共产品，也就是说可以作为公共的，被所有的人通过自己的自主选择来分享的。它不是一个专用产品，专用产品只是私有的，或者是被一个集团，或者一些人群专门使用而不能被他者使用的。特别是在普特南的研究当中，很明显他把社会资本看成是一个公共产品，人人都可以使用，而且它对社会是很有建设性的作用的，很正面的。
那么第二个假定呢，就是他们假定这个社会资本，也就是关系资本，或者是信任、合作等等这些东西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可以没有障碍地自由流动。通过这个自由流动，也许它能够自由流动到有最大收益的地方去，就像经济资本一样。
实际上在观察中国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这两个假定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们的社会资本不是毫无障碍地在到处流动的，它被很多人垄断着，有一部分人被排除了，不能使用这种社会资本。当一个人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去的时候，他不能把他的客户关系很自由地带到新的公司里，尽管新的公司有可能利用这些客户关系可以产生更大的价值。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另外，也许我们还能发现，这些社会资本没办法被公共利用，是排他的，是有障碍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公共产品，它是被一些人垄断，特别地专用于自己的利益的，不是社会可以共享的一个公共产品。所以，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针对社会资本研究刚才说的那个基本结论的。就是说，这个社会资本与社会合作、信任，信息交流和参与的关系是不是一定是正面的？是不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在这方面，我觉得社会资本的研究还能进一步提供知识，如果它更深入地研究下去的话。
这是我听了这个讲座以后提出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针对边教授，是针对整个社会资本研究的。
个人的社会资本是不是可以相加
边燕杰：
很高兴听到这三位教授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不作一一回答了，因为有的问题重合。
目前我看到的一些东西，大体上是用这么两种方法来处理的。
第一种方法叫问题处理，就是：Ronald s.Butt的办法。他觉得一个组织内部个人社会资本的总和，就等于该组织社会资本的总量。这实际上没有看到社会资本本身的一种机理。张静教授刚刚提到了，西方认为社会资本是可以流动的，是不排他的，是可以共享的。假设本身确实是应该这样，我认为像Ronald s.Burr.他们做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假设。所以，刚才张静教授的总结相当棒。这个总结怎么来看？个人的社会资本是不是可以相加？假定是可以的，在什么条件下相加？假定是不可以的，非共享性，这是一个什么情景？当然非共享性和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差距是不是相关呢？
个人主义特别强的那种西方文化是不是不存在呢？我想这是一个实证问题了，这首先不是理论问题，但这个问题我想是可以做的。
那么第二个是思考，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认为个人的社会资本可能要通过一种机制才能够成为企业、组织、团体的社会资本。这个我看要和这个企业、团体整个的制度建设和结构相关照。这方面并不是我个人研究的强项，我目前在做的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也涉及这个问题，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目前是怎么处理的。
我正在“珠三角”做一些研究，因为我现在在香港工作，到珠三角非常方便，特别是到珠三角投资的一些人也都住在香港。我就在香港访问在那里投资的商人。我就发现，至少95％以上的商人是借助社会网络来做生意的。他们生意的上升都因为正确地、及时地利用了关系资源。当这些关系资源失掉优势，他们的企业没有做到足够大的时候，这些企业就垮掉了。有的企业很好地利用了这些资源，做到了足够大，这些资源反而成为他们的负效应了。就是说大家都在争，有人说你做这么大也有我的功劳啊，又说不清怎么来分，最后有的干脆把企业杀掉了。还有一部分企业确实是利用了企业的资源做到了足够大，又能够和那些关系资源说清楚。做到足够大，就用所谓的现代化制度去运作了，就抛开这个关系资源了，因为这时候关系资源对它是一个负效应的资源。
在对这三种企业的研究中我发现，究竟借助的那个关系资源是个人的还是企业的？
在各个企业当中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处理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实证的办法，不是理论的办法。实证的办法是这样的：当一个企业主要的人员——这个player利用关系资源把这个企业做起来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离开了企业，就看这个关系资源是带走还是带不走？带走了，就是个人的；带不走，留在企业的，就是企业的。我现在正在从这个实证的个案的角度，来探讨这里边的机理是什么。这是我做的一个研究。这个思路是可以大家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