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思想中国·全球化生存-世界顶尖学者中国演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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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社会资本的理论及研究任务(5)

我们来看下一部分我是怎么分析的。第一个我就发现,我们那个网络理论里面有一个强关系、弱关系的理论。你如果要用强关系,由于你得到的信息重复性比较强,所以,你可能换到的工作是比较差的。如果你要用弱关系,而弱关系给你的信息重复性小、质量高,那么,你可能了解的情况就多,你变换到的那个职位可能就好一点。

情况是不是这样呢?首先得看这个强关系和弱关系怎么测。我在研究当中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测。我今天给大家看的是个非常简单的,符合中国文化的,即亲属、朋友和相识三个角度。亲属,从定义上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强关系,虽然有的亲属联系是不强的,可是中国人这个事儿是这样:只要你有困难,就能帮助你。我是天津人,天津有一句话,叫做“是灰比土热”。意思是说,我们最初有这个亲『青网络,亲属的联系,我们是一个亲族的,你只要有困难,虽然最初是有矛盾的,以前都不合,但是一发生了事儿,大家可能又聚到一起了。所以从定义上说,我们这个亲属是强关系。

而朋友呢,是可以变为强关系的,往往是很强的关系,但仅仅是相识就得叫弱关系了。我们看,三个时代所用的关系,如果要看这个P值的话都是0,意思是说,三个时代确实有差异,但这个差异不是亲属关系的下降。亲属关系是持平的,中间比较高一点。主要是朋友关系上升了。我的解释是,市场化之后,人们的网络开放性增强,进来的朋友越来越多,可能有一些弱关系的朋友,但大量的是强关系的朋友。所以这个朋友关系的上升是我们经济改革当中社会变化的特征。

那么,再来看通过这些朋友也好,亲属也好,究竟他得到了什么资源呢?主要是两种不同的资源,一个是信息,一个是人情。信息就是information,第二个是人情,我不是用favor(支持),用的是influence,就是影响。第三个就是既是信息也是人情的。

这个跨时代是不是有所变化呢?既然朋友网络上升,那么提供的这个关系资源,信息和人情资源是不是不同呢?你们看那个P值,最后P值是P=0.239,我们统计上说,只要是0.05以下,小于0.05就是有显著差异的,高于0.05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百分比的分度,虽然有量上的略微差异,但实质上没有显著差异。

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经济改革了二十多年了,但是通过网络得到的资源跨年度的比率基本不变。这说明我们中国文化、关系文化的持续性很强,市场经济没有改变中国关系文化的持续性。

关系强度概念不能代替关系资源概念

由于刚才那个发现,我们就知道了,用关系强度这个概念不能代替关系资源的概念。那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呢?我就把这个关系强度和关系资源作一个交互分位,如果它们之间的交互分位是一种较强的正的和反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作一个结论说,关系强度可以代替关系资源的概念。研究社会资本时有三个观点:成员观、结构观、网络资源观。我现在讲的是,究竟网络成员的强度能不能代替网络资源这个概念。

如果这个P值是低于0.05的,就可以代替,但这个P值是高于0.05的。也就是说,你不能用网络成员关系的强弱来代替网络资源。所以在中国社会研究这个网络,研究人们的职业流动,必须直接使用网络资源的概念。所以我现在就用信息资源、人情资源和人情加信息资源这三种。

人们在使用网络当中是不是有差异的。是在市场里边用,是在组织里边用,还是单独用这个网络。我们发现,这真是有差异的,因为那个P值是0。更主要的是,只要你用人情资源的话,往往是在组织内部的;如果你用信息资源,大部分是在市场里边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

最后,把这个资料提到1992年以后,这段时间我们中国在迅速变化。只是在做这一块的时候,我发现,这种关系的强度更强了。也就是说,你用什么资源,在什么结构里面用,是很讲究的。如果在组织内部用,往往是人情资源;组织外部用,市场里面用,那么是信息资源或者信息加人情资源。

我们来看信息资源、人情资源等,最后达到了什么效果呢?是不是在找工作当中你确实占了便宜呢?当然这是用老百姓的话说的。我这里有三个模型。

先看第一个模型。这个就是你花了多少时间来运用关系资源进行运作,即从找工作开始到最后找到工作结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知道,花的时间越少越好。但这涉及我们找的职位是什么样的。结果是这样的:如果你通过网络用信息资源,那么比没有用资源,没有用关系的人,花差不多一周的时间,P值是0.75,我这里用的是每周的概念。如果你是用人情资源,得多花一点儿时间,如果你这两种资源同时都要,就要多花五个多星期。这个当然很有意思,关系运作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要吃饭,讲情况,可能还有礼品经济等等,所以我现在发现,运用关系是个理性行为,而理性行为是要有一点时间的投入的。这是第一个模型所印证的东西。

第二个模型。你找到的这个职位是不是符合你现在的训练。这是你的教育和前期工作的特点所造成的三种情形:一种是复合的,一种是不复合的,或高或低,还有一种是在我研究前期没有感觉到、研究以后我才知道的。就是这个求职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职业对教育和职业的前期训练有哪些要求,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我就把它叫做un-certain(不确定的)。假定你用信息资源,往往你找到的这个职业是和你的训练非常一致的,也就是说进入一个人职吻合的状态。假定你用人情资源,你有可能进入一个和你的训练相当吻合的状态,有可能是非常不吻合的状态。这说明,人情资源的单独运作,可能会搞好经济,也可能会搞坏经济。因为你的希望是达到人职吻合,你接受的训练要和你的职业是一致的。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资源和网络资源之间的关系非常有意思,假定你运用不管什么性质的关系资源,你得到的是那些模糊的职位。在经济上我们知道有一个经济的不确定性。因为经济的不确定性是最讨厌的事情,你不晓得你要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情景,是不是一个黑箱。那么,在我这个研究中证明,关系网络资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你破开那个黑箱,知道怎么回事儿,你可以躲开那个黑箱,这是网络资源最大的一个社会资本效应。

最后一个模型是看究竟是进入国有部门,还是进入非国有部门。有意思的是,1992年以前利用关系资源的都是进入国有部门的,而1992年以后都是进入非国有部门的。原因何在呢?我想你们大家已经猜到了。因为非国有部门未来的机会,经济发展的机会以及报酬水平可能都是较高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利用关系资源的时候,是rational choice,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利用关系资源来达到自己工具性的、功利性的、理性的目的。

学者对话

从社会资本理论看民主的乱象

罗家德:

边教授在social—capital这个领域中是非常有名的学者,他从整个social—capital的定义到它的历史,乃至于不同的观点是怎么研究social—capital的,都介绍得非常完备。在这些方面我不过是后学者,在这么完备的一个演讲之后,实际上是没有什么comment(评论),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补充的了。但是我个人一直在做social net work,也就是做一点社会网分析以及所谓的social—capital(社会资本分析),很大的一个部分实际上是在做一些延伸性的研究。我发觉,像今天这样一个主要是属于学理上、概念上的介绍之后,这个概念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每一个公共的政策或公共的问题上是非常有用的。我在这里只是作一些这方面的补充。

我这段时间都住在苏州,我妈在苏州,太太在苏州,所以说我已经是半个苏州人了。因为台湾最近很多事情都很乱,我们把它叫做“民主乱象”,这是很痛苦的。乐观派说乱完了总会规制,总会有一天会不乱。我是属于悲观派,我看它乱了十二年、十三年了还在乱,就开始寻找一些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这么乱。实际上,我最近经常有机会被请去到各地演讲,我就是从social—capital的这个理论下手,去解释什么叫做“民主乱象”的。

Social—capital大概可以分两个类型。一个叫做个体的social—capital,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人动员了什么样的资源。还有一个叫做总体的social—capital,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中间,或者一个团体、一个组织、一个公司中间,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亲爱精神,有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能够互相合作,人与人和谐,人与人互信,就能够创造出一个非常大的资源。所以,人因为与别人有很好的信任,所以能够合作,所以能够创造很好的资源,哪个人得利,就说明这是这个人的social—c印ital创造出了一个资源。而且,整个社会因为人们的合作,因为1+l>;2,得到了更多的资源。

但很不幸的,我们发现在台湾的社会中间,从某个角度来讲,put net理论被彻底推翻了。我们的社会参与越来越多,每一个人都很喜欢上街头呼口号、搞运动,社会参与非常多。但社会参与越多,你就会发觉,大家对社会的信任越低,对相互的信任也越低。有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分党结派。台湾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叫做统派独派,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从当年的主流派、非主流派,当权派、非当权派到统派、独派,不同的省级派,反正一大堆派下来,结果,社会动员得越多,人与人之间派内的互动性就越强,派间的互动性则非常弱。于是,派间就发生一大堆问题。

比如说,最近台湾缺水了,缺水嘛,这就是个公共政策问题,第一个你就需要问,到底水资源该怎么分配?过去有什么公共政策、分配的方法?在没有更改分配公式之前,就照这个分配。但是台湾不是,最近抢水问题就变成台北市天天被骂,说,你台北市就可以抢水?然后,立法院就说,你就是想打马。什么叫“打马”大家都知道,马英久是台北市市长,又是打败陈水扁的超魅力领袖。因为陈水扁别人不怕,就怕马英久。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趁着这个抢水的机会来打马。于是公共政策到哪里去了?那到底谁相信谁的分配公式是对的?于是你一套分配公式,我一套分配公式,学者又提出好几套分配公式。那么原来的分配公式到哪里去了?所以说这就是整个社会中的这种社会互动性已经是完完全全被破坏了。

我印象当中台湾从前还有一个炒得更凶的叫做“核四”的问题,核能四厂要建的时候发生一个现象,核废水排出来的地方,有一种鱼叫做木雕鱼,这种鱼看起来像被雕刻过的,晒干了就可以当艺术品了,很漂亮。但是,怎么活生生的鱼就被人家用刀子雕过呢?于是,很快就演变成了一个反核的重大理论,说核能创造生态浩劫。后来,一个中央研究院的教授做了一个研究,说这是因为核能排出来的热水,而这种鱼在热水中培养就会变成木雕鱼。哇,这个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嘛,是科学问题,大家都去做实验就好了。实验做出来,证实是不是每次在热水中就能培养出木雕鱼,结果,没想到为此又打了三个月的大论战,到处都是阴谋。那个教授被台电收买了,因为统派支持核能,独派反对核能,那个教授铁定是意识形态决定了他的研究成果。所以这个问题就又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大堆的社会乱象都出在一件事情上,就是互信不足。这就是社会资本一个最主要的表现。所以,我最近的一连串的研究,其实上是在和RonaldS.Burt对着干的。当然他们气焰大,我们气焰小,跟他对着干很辛苦。不过还是需要指出来一点,因为我个人是做企管的,把这些东西应用在企管上,实际上发生着一模一样的问题。

各位可能也有这种经验,在台湾也是这种经验,但凡是中国的公司,从你进入公司的第二天开始,就有这个张经理派、李经理派、董事长派、总经理派,反正各派就开始拉你,尤其你是青年才俊。最近还有什么“海龟派”、“土鳖派”,总而言之,如果你是青年才俊,总有一些人来拉你。你一开始就说,我中立。从来没有听说过中立派,你要想中立,“土鳖派”说你是海龟,“海龟派”说你是土鳖,所以日子就更难过了。实际上公司中这种问题非常的多,那就是因为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