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昇
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100余年了。明年又恰恰是法国伯希和敦煌劫经的100周年（1908—2008年），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其实已经远远地超过了100年。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敦煌探险，则颇为引人注目。本文试对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特别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以对《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大历史背景作以介绍，以飨我国学术界。
一、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的缘起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和敦煌劫经，是当时国际大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自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列强对海外殖民地分割完毕之后，又掀起了一股西域探险考古热潮。其间，俄、英、德、瑞典、美、芬等国进入西域并从事科考探险的时间，要比法国早一些。西方列强在西域探险问题上，也如同在争夺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一样，始终都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号称“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借助于印度的有利地位和阿古柏对新疆侵扰的机会，首先妄图染指我国新疆，于1834年派遣沃森（W.H.W athen）赴于阗进行考察，派约翰逊（W.H.Johnson）于1865—1866年考察于阗，派沙敖（R.B.Shaw，邵乌）于1870年考察叶尔羌与喀什，派佛塞斯（T.D.Forsyth）及其同伴于1873年考察喀什与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英国探险家贾斯理（Carey）和达尔格莱斯（Dalgleish）稍后于1886—1887年也前往同一地区搜掠文物，鲍尔（Bow er）少校利用追捕杀害达格莱什的逃犯的机会而于1889年到达沙雅。但这些英国人直到此时仍未考察清楚，究竟应将塔里木文化归属于哪一种文明，直到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于1900—1901年第一次西域探险为止，这种无知局面才略有改观。
早就对中国新疆垂涎三尺的沙俄帝国，更是迫不及待地派遣文武官吏对塔里木盆地南缘与喀什地区进行考察。如普热瓦尔斯基（N.M.Przeval’skji）于1870—1885年4次分别对罗布泊、且末和阿尔金山诸绿洲进行考察。1885年，格伦伯切夫斯基（B.L.G rom bêcevskii）在塔里木盆地西缘从事考察发掘。1889—1890年间，佩夫乔夫（M.V.Pevcov）、罗博罗夫斯基（Roborovskii）、博格达诺维奇（Bogdanoviê）和柯兹洛夫（P.K.Kozlov）分别对喀什、天山南麓、叶尔羌河上游地区作了考察，帝俄驻喀什领事馆秘书雅·雅·鲁特斯（Ya.Ya.Lyuts）搜集了一批古文献并入藏于艾尔米塔日（列宁格勒）博物馆。贝林格（Belinko）和帝俄驻喀什领事科洛科洛夫（G.K olokolov）则将其搜集品入藏于帝俄科学院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帝俄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根据1891年11月28日的会议纪要，而向彼得罗夫斯基发去了一份有关在喀什地区从事考古发掘和科学考察的调查提纲。帝俄皇家科学院与考古学会于是在1897年派出由克莱门茨（D.A.K lem entz）率领的考察团赴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从事发掘工作。
瑞典人斯文·赫定于1890—1902年间三次赴西域进行考察。由格伦维德尔（Grünw edel）、胡特（Huth）率领的德国考古探险团，于1902—1903年首开四次大规模西域探险之先河。由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率领的第一个日本大谷探险团，也于此前后到达塔里木盆地。
这些考古探险团都大肆非法发掘、采集、收购、骗取和盗窃了大量中国西域文物，以丰富他们各自国家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收藏，其目的仍然是为殖民主义扩张服务。
在西方和日本竞相向中国西部派遣考古探险团的热潮中，老牌的殖民主义者和尤为注重文化争夺的法国却姗姗来迟。但在19世纪下半叶，也有几名法国旅行探险家曾先后进入过西域。如博安（C.E.Bonin）于1899—1900年、吕推（Dutreuilderhins）和李默德（G renard）于1889—1894年、沙畹（E.C havannes）于1907年、古伯察（E.R.Huc）和泰神父（Joseph Gabet）于1843—1845年，多伦（d’O llone）于1906—1907年、邦瓦洛（G.Bonvalot）和奥尔良（H enri d’O rléans）于1895—1896年都曾赴西域不同地区旅行探险。虽然法国在西域考古探险起步较晚，人数较少，但搜罗的文物与文献却价值不菲。因为等到法国考古探险团远涉西域时，虽然那里的几大重点考古发掘地点（喀什、库车、吐鲁番、敦煌、于阗）均被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捷足先登了，但非常注重人文精神的法国仍出奇招而获得了高价值的文物。
西方列强在西域的科考与探险方面的竞争，主要是对文物古迹和考古发掘点的竞争，形成严重对峙的局面。为了在西域从事更加系统而广泛的考察，分工对几大重点地区进行发掘，他们决定统一协调这方面的工作。1890年在罗马召开的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西方列强决定组建一个“西域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1902年在汉堡召开的新一届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这个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最终应运而生了。其总部设在西方列强中离西域最近的国都——俄京圣彼得堡。在国际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了各个成员国的国家委员会。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惯用的划定势力范围的老伎俩。
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的法国委员会，由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埃米尔·塞纳尔（Emile Sénart，1847—1928年）任主席。塞纳尔出身于豪门富户，终生酷爱学术。他年轻时就深受印度佛教，特别是“北宗佛教”的吸引，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印度学家。他曾出版过有关巴利文语法、印度文碑铭、印度种姓制度、《正法华经》和《大事》（Mahavastu）的研究论著。他从1882年起便当选为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同时又受聘为意、比、荷、俄、德诸国科学院的院士。他担任法国亚洲委员会主席一职近30年，曾大力推动筹建法兰西远东学院，也曾参与组织法国赴伊朗和阿富汗的考古活动，同时又兼任法国地理学会主席。所以，正是他积极提议和鼎力推荐派遣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语教授伯希和（Paul Pelliot）率团赴西域考察，参加这场国际大角逐。
法国的既定目标就是，在这场激烈的国际大竞争中，法国必须占有与其国际名望和地位相匹配的份额。伯希和的中选是由于他学识过人，又富有在亚洲活动的经验，精通多门亚洲语言并拥有这方面的高水平文化知识。该团中的另外两名成员分别是法国殖民地军队的军医、原交州（东京湾）人路易·瓦扬（Louis V aillant）博士，负责地理测绘、天文观察和自然史方面的项目；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 harles N ouette），负责拍摄照片、图片资料和档案保管。整个探险团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由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法国科学院、公共教育部共同提供赞助。诸如法国商业地理学会、法国亚洲委员会和自然史博物馆那样的一批学术团体，诸如波拿巴王子和塞纳尔先生本人那样的一些热衷于赞助文化教育事业的名流，也都慷慨解囊。奥尔良基金会的一笔逾期未付款也被划归伯希和支配，从而使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置于一位大旅行家奥尔良的名誉保护之下。其实，伯希和于1901年刚从越南西贡医院出院的那天，奥尔良王子恰恰于同一天逝世于同一家医院，这既是一种巧合，又是一种“天缘”。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匆忙组建起来并兴冲冲地出发赴西域，进行了近三年的考古探险活动。
二、伯希和西域探险团首赴喀什地区与图木舒克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一经组建，便立即开始了积极的筹备工作。他们在人员、资金和设备方面的准备工作，持续了一年多。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一行离开法京巴黎，踏上了漫漫的近三年的西域考古探险之路。他们先乘火车，经过10天的旅行后便经莫斯科和奥伦堡，到达当时俄属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干。他们在塔什干停留了一个多月。这是为了等待其从圣彼得堡用货船运来的大批行李设备。
伯希和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突击学习东突厥语。因为作为语言学家的伯希和过去只从书本上学习过这种语言，而缺乏实际应用的机会。
伯希和一行乘火车前往安集延，他们一路上沿富饶的费尔干纳河谷缓缓行进，那里盛产棉花，遍地是森林和宝藏。8月11日，他们到达距安集延只有10余公里的奥希，最终下了火车，开始组织赴哈什的马队。沙俄地方当局为他们找到了可供雇佣的哥萨克护卫队，卫队长是芬兰裔男爵马达汉（Em ilM annerheim，马达汉于1939年出任芬兰军队的元帅，于1944年又担任芬兰共和国总统）。马达汉实际上是奉沙俄的命令利用伯希和探险团作为自己进入中国的掩护以刺探中国西部军情和掠夺文物。他们结队而行，一直到达哈什。
伯希和一行于1906年8月间，率一支由74匹马组成的马队出发，仅供驮行李的马匹就多达24匹之多。他们经过塔尔迪克达坂（Taldyq Dawan），再沿柯尔克孜牧场前进。伯希和还曾与阿尔泰山地区的柯尔克孜女王公之子阿塞姆（Assam）有过一次颇具学术味道的对话。伯希和一行最终从伊尔凯什坦或休循（Irkechtan）越过俄中边界，再经过20天的旅行，最终于1906年9月1日到达喀什。这是他们计划中于中国从事考古发掘的第一站。
在喀什，俄国驻喀什领事科洛科洛夫将伯希和一行安排在俄国领事馆的一座建筑物中。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M acartney，1867—1945年，为1793年出使中国的英使老马戛尔尼之孙）公爵也经常去拜访他们，并帮助他们组织驮队。瓦扬声称，伯希和在俄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中都颇有“面子”，这是伯希和以其渊博学问和丰富的语言学知识而赢得的荣誉。
由于其他国家的考古探险团已先于伯希和一行在喀什作过考古发掘，所以伯希和一行在那里只作过一次人类学调查。此外，他们还从事地理调查和对道路进行测绘。
伯希和一行在喀什逗留了6个多星期，因为其最终目标是喀什东北约一月行程的库车绿洲。在他们到达喀什时才获悉，德国人刚在库车作过发掘，俄国人贝勒佐夫斯基（Berezovskii）正在那里逗留。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伯希和一行分别从地理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角度，对该地区作了考察，其考察工作集中在四个重点目标上。
距喀什北部15公里左右的三仙洞是喀什的一处名胜。在伯希和之前，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德国的勒柯克都曾对这里做过考察。但不知为什么，伯希和始终称此地为“三山洞”，可能是由于误听而造成的。伯希和于1906年10月10日从喀什发出的一封信中，介绍了他的这次考察结果。三仙洞位于从喀什到七河的大道上，也就是在喀什城北15公里左右的那林河（Naryn）流经的地面上，于黄土高坡上开凿了三眼洞。其土著名称是U tch—m eravan或Outchm ah—rav？n，意为“正在坍塌的和难以进入的三个洞子”。在伯氏之前，第一个也是以前唯一一个撰文描述过“三仙洞”的欧洲人，是俄国探险家彼得罗夫斯基（Petrovski），其描述文发表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的《论丛》第7卷中：《喀什附近的一处佛教古迹》。彼得罗夫斯基为配合其文章，同时还发表了从大路一侧拍摄的三仙洞照片以及他绘制的一幅平面图。德国格伦维德尔探险团于1905年考察该洞时，其成员巴尔图斯（Bartus）曾从山崖上用绳索滑入洞内。斯坦因第二次西域探险时，只作壁上观而未敢冒险进入洞中去。更富有探险精神的伯希和却率瓦扬与努埃特共同用滑车攀上了三仙洞。他们发现洞内的烧陶层是在原层被剥落之后，重新贴上去的。这应该是1815年的重修层。装饰和绘画风格都是汉地式的。洞中原来收藏的箭矢和木简，已被彼得罗夫斯基的卫队长尽数劫走了。洞中写满了游人题记，其中有汉人、蒙古人、满族人和突厥人的，这大体上反映了当地民族的构成。赴三仙洞参观考察的人具有各种不同信仰，除了汉满两族人之外，其余几乎都是兵勇。清嘉庆二十一年九月（1816年10—11月）由清朝将军下令修葺的。最早的游人题记写于1788年，所以，三仙洞的装饰大部分都是乾隆皇帝于18世纪平定新疆之后竣工的，因为涂层上写有比绘画更古老的题记。
伯希和继瑞典传教士霍贝克之后，也介绍了三仙洞的开洞原因。努埃特拍摄了现在很少见的几幅三仙洞的照片，瓦扬对洞子作了全面的调查，详细记录了洞口、中部、后部和左右两侧各自的长度、高度和宽度，还记下了洞内壁画内容，并录下了壁画题识和游人题记。事实上，考察三仙洞是伯希和西域大探险鏖战前的一次演习。
在三仙洞以东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于察克玛克河南岸，便是图古曼（T egurman）遗址。伯希和将该遗址考证为“水磨房”。彼得罗夫斯基曾提到过该遗址。1905年的德国探险团和1906年的斯坦因也都曾提到过该地。斯塔因将该地名记作Tigharm an，后又改作K hakan—ning—shahri，意为“大汗城”。但他却未考证清楚这个“大汗城”即水磨房。在伯希和探险团使用的地图上，却做K hanlya，意为“汗城”。伯希和认为该遗址群为佛教时代（似乎是由窣堵波和南墙保护的四边形建筑）和伊斯兰时代（西部的“炮台”或瞭墩以及介于炮台和四边形建筑之间那座尚未被考证清楚的建筑）的遗存。伯希和亲自率领10名民工，对水磨房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陶片和一个铜铃。
在从穆斯林的喀什到英吉沙尔古汉城之间大道的左侧，便是“旧城”，或“古城”（Eski-chahr）遗址。彼得罗夫斯基从未讲到过此地，斯坦因对它也仅仅是一笔带过而已。伯希和认为应将它断代为伊斯兰时代，但却显得相当古老。伯希和未对它做详细描述，只拍摄了一批照片，并绘制了平面测量图。
对于喀什东北的汉诺依（K han—l，K han-üi），也就是“汗宫”的著名遗址，伯希和作了重点发掘，特别是对其中“鸽子窝”（K aptar—K hana）、萨喀尔墙（Saqaltam）和哈萨尔墙（H asa Tam）、“九间房”（Toqqouz—Hod—jrah）等重要考古点都作了发掘和考察，并且均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尤其是他还发现了一处尚未有人考证过的佛教遗址，发现了佛像残片及几枚钱币。
对于喀什绿洲的前伊斯兰文明古迹，伯希和主要对三个古遗址作了考察发掘。
第一个发掘点是“库尔干窣堵波”（Kourghan Tim），伯希和又称之为“库尔干墙”或“库尔干炮台（瞭墩）”。斯坦因曾对该遗址作过考察并留下了不太详细的记述。
第二个考古发掘点是红山（克孜勒-戴卜，Qyzyl-Debe），位于克孜勒苏河故道左岸，距克孜勒苏与土门河（Tmen）交汇处只有3公里之遥。
第三个是“小山”（Kichik—Debe），位于红山以西。
对于喀什地区的佛教遗址，伯希和考察了炮台山（Mori Tim）、沙山（Topa T im）、墩库勒（Tong Kül）和阿克噶什（Aqqch）等处。伯希和一行于炮台山作了两天发掘，在帕依纳普村发现了一个所谓的阿布达尔人（Abdal）的小聚落。
1906年9月26日，伯希和探险团离开了汗宫，取道东南方向，前往墩库勒。那里是距汗宫有6～7公里的一片小绿洲。9月27日，他们前往阿克噶什，在那里发掘了克孜尔炮台（Qyzyl—Tim）以及尕哈炮台（Qaqha Tim，tim指“墙”或“窣堵波”）。
伯希和在喀什地区搜集到的某些佛教文物价值有限，虽然它们都是绝无仅有的。如在炮台山发掘到的一只巨耳造像。此外还有一些非泥塑而是石膏烧陶物残片。所有这些文物现在均收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
三、伯希和探险团在图木舒克的惊世大发现
经过在喀什地区一个多月的斟察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险团于1906年10月26日离开该绿洲西部的玉代克利克（trdeklik，野鸭地），在那里搜集到几种罕见的玉器残片之后，于该月28日到达玛喇尔巴什（Maral—Ba-chi，今巴楚县）。他们于29日到达图木舒克并在该地区一直停留到当年12月15日，在那里发现了库车绿洲西沿唯一的一处佛教大型遗址群，因为在图木舒克村不远处，有一片完全被湮没的遗址。斯文·赫定认为它是伊斯兰时代的遗址。伯希和在该遗址中仔细地搜寻任何一星半点可为古建筑断代的标志。当他用马鞭梢无意地扒拉地面时，便发现了一个属于希腊—佛教风格的陶俑。这种半希腊半印度的佛教艺术，主要是诞生于印度河上游。它通过西域“胡人”的媒介作用，缓慢地通过印度河、阿姆河与帕米尔而传入中国中原，乃至远东的日本。新疆是该传播链中的一个大站。图木舒克有一座早于公元1000年的佛教僧伽蓝遗址。这是在伯希和之前没有任何人发现和指出过的事实。该遗址实际上应被称为托古孜—萨莱或托乎孜—萨拉依（T oqqouz—Sara意为“九间房”或“九僧房”）。伯希和立即组织民工队对该遗址进行发掘。
这项发掘工程以每天使用25～30名民工的发掘速度展开，共维持6个星期。他们对该遗址作了完整的平面测绘，出土了大批雕塑和木刻残片、几种奇形怪状的陶器。他们在发掘后期，还发现了一块类似浅浮雕陈列馆的地方，浅浮雕虽已变得坚硬易碎和残损严重，但仍不失其宏大气魄。它们揭示了在7～8世纪期间，把中国西域与由印度—斯基泰国王统治下的犍陀罗艺术密切联系起来的纽带。伯希和发掘到的文物运往法国后，先在罗浮宫展出，后又入藏吉美博物馆，曾使法国乃至整个西方轰动一时。1906年9月至12月12日之间，伯希和保留了一部宝贵的喀什与图木舒克考古笔记。
图木舒克（T oum chouq，Tumuq）在突厥语中的本意是“鸟喙”，后来用于指崎岖不平的地势，具有指“岬角”的意思。图木舒克村庄也确实是向南于喀什河与叶尔羌河的沼泽山谷方向延伸的岬角。此地即唐之拨换城或跋禄迦（Barukha）之故地。在18世纪时，则是指从南部的麦盖提（Markat）到北部的启浪之间的整个巴楚（Bartchouq）的地区。此名相当古老，在穆斯林突厥人入主龟兹之前，它便被用于指在玛喇尔巴什地区所操的两种近似于阗语的方言：一种为玛喇尔巴什方言，另一种为图木舒克方言。“图木舒克”这个地名既未出现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甚至也未出现在米儿咱·海答儿的《拉失德史》（1541—1547年）中。这是一个突厥文名称，但它似乎曾在敦煌藏文写本中出现过，作T hum-uk。德国考古学家勒柯克曾将该遗址断代为4世纪末叶或5世纪初叶。伯希和于1923年在《通报》中发表的书评指出：“我确实认为，图未舒克是中国新疆，至少是塔里木盆地北缘最古老的佛教遗址之一……但我觉得应将勒柯克教授提出的断代时间推后1～2个世纪。”最后，伯氏认为应将该遗址断代为公元8世纪。
伯希和考古探险团在图木舒克发掘到的物品，主要有雕塑、壁画、陶器和杂物。雕刻品或版画大多是在托古孜—萨莱（“九僧房”）发现的，包括仪轨供像和单独的雕像、浅浮雕和装饰建筑的浮雕。其中的雕塑品有佛陀、菩萨、天神、王公或下层世俗人、僧侣和修道山僧等。其主体应断代为6—7世纪中叶。雕塑的主要原料是黏土和“柴泥”。其技术主要是模制。那里的壁画主要是用于装饰寺院的墙壁、天花板和地面的。其中的杂物可分为宗教法器、金箔、舍利盒、还愿物、世俗生活用品（珍珠、首饰、骨制品、青铜或其他金属品、箭头、玻璃片、布帛和绳索、扫帚等）。它们现在均被入藏巴黎吉美博物馆。
四、伯希和考古探险团在库车绿洲的重大发现
经过在图木舒克的发掘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险团于1906年12月15日离开那里，经阿克苏和拜城，向他们的另一个重点发掘目标库车绿洲前进，并于1907年1月2日到达库车。他们一行在库车共勘察发掘了8个月，直到1907年9月3日才离开那里奔赴乌鲁木齐。早在该考古探险团离开法国之前，他们就听说了有关库车“明屋”（Ming-uMing-千佛洞）的信息，洞中覆盖着7—10世纪的壁画，而且德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均曾闻风而先期光顾过。但由于先前几个外国探险团都过分地专注于“千佛洞”而忽略了几座露天寺院，伯希和一行最终在那里发掘到了一大批木雕、印鉴、钱币、涂漆与绘画的骨灰盒以及一大批写本，特别是在一座寺院的院子里发现了很多用被称为“婆罗谜”文的印度字母书写的写本（龟兹文写本）。它们都被运往了巴黎。
在此期间，瓦扬博士测绘了库车绿洲的一幅平面图，努埃特拍摄了克孜尔千佛洞的大量照片，伯希和本人又亲自去考察了库车以北那条过去将裕勒都斯河（Youldouze）与帖克斯河（Tékēs）连接起来的通道。
伯希和一行到达库车时，德国考古探险团刚刚满载而去。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俄国考古探险家贝勒佐夫斯基，并与之保持友好关系。一直到1907年4月间，伯希和一行都停留在库车周边地区。后来，伯希和制订了自己的考察方案：踏勘和研究库木吐拉千佛洞，这批佛洞开凿于木扎提河（渭干河）左岸的雀离大山山口的崖壁上；考察都勒都尔—阿乎尔（Douldour-qour），那里有在木札提河以西平原中建造的寺庙遗址；然后再前往苏巴什（Soubachi），那里有数座寺庙和寺庙遗址，它们一直延伸到即将流出大山的库车河两岸。根据这项考察计划，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3月16日至5月22日在库木吐拉停留，然后有交叉地发掘了都勒都尔—阿乎尔（4月17至8月5日），绘制了一幅考古遗址平面图，发掘出土了各种文字的写本，特别是早于9世纪的汉文和婆罗谜文写本或木简，此外还有供像遗物和木雕像、各种钱币、各类装饰物。但伯希和在这里的最满意的发现物，还是获得了那些死文字的写本。他于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此感到了满足，因为我获得了丰富的写本文献。”他们一行于6月10日至7月25日又对苏巴什作了发掘，也获得了彩绘木盒、雕塑像残片与壁画等。最后，伯希和一行又从库车以北翻越天山到达裕勒都斯，并在那里与土尔扈特人度过了几天。瓦扬再次返回库车，以对该绿洲进行测绘并从事天文观察，努埃特则赴克孜尔去拍摄千佛洞及其壁画。
希伯和一行在库车地区考古探险时，以唐代礼佛取经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导游手册。玄奘于630年经过屈支（库车）国，并对昭怙釐二伽蓝作了记述。伯希和根据玄奘的美妙的描述，曾对该地区的考古发掘寄托了很大希望。伯氏将都勒都尔—阿乎尔寺和苏巴什寺和苏巴什宗教双城考定为阿奢理贰（屈支语，意为“奇迹”。但伯希和不知为什么又读作“阿奢理腻”）大寺和昭怙釐二伽蓝。
伯希和特别注重绘制一幅有关库车绿洲以及从沙雅直到塔里木盆地的详细地图。他为此而不仅让瓦扬以各种方法从事天文观察、测量路途距离、搜集动物和矿物标本，并且还注意搜集民间传说。为了吸引民众，并从事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他们还开办了一间诊所，主要从抽取腹水手术、解毒、医治脊椎结核和髋关节结核、急性和慢性风湿病、肝胃肾脏疾病和眼疾等方面着手，其实仅为一种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手段。
1907年5月28日星期二，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过了其29岁的生日。这一天，他们基本上完成了对该遗址的发掘，清理了最后一个垃圾坑，获得了一批文书残卷。
伯希和一行6月10日到达苏巴什，一直逗留到7月24日。这个考古点位于库车以北15公里左右的地方，地处雀离塔格山脚下和库车河出口。各自占地近1平方公里的二伽蓝便分别位于该河的两岸。
伯希和留下了分别写于1907年4月17日、6月4日和6月6日—18日的一部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的考古笔记，详细记载了他们每天的发掘工作和所获得的文物。他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每天雇佣25名民工，在苏巴什最多时每天动用67名民工（6月12日星期三），对所有遗址都作了大规模的系统发掘。他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主要是对佛寺精舍、寺院与山口、中央大院、阿兰若、僧伽蓝的侧院、中心窣堵波、甬道地点等进行发掘。伯希和根据文书和钱币，而将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断代为初建于公元4世纪，活跃于8世纪，停废于11世纪。在苏巴什“壁画屋”，伯希和对壁画各部分的人物姿态、服饰、发型、首饰、头冠、飘带以及乐器、金刚、钵、装饰图案和建筑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研究。
为了对库车地区的矿业资源进行考察，伯希和一行于7月24日—8月6日前往库车北部的铜、钒和煤矿区作了考察。这些矿区均位于一个叫做札木什—塔格（Zamutch-tagh）的山区，意为“矾矿山”。只要沿库车河逆流而上便可以到达那里。在库治—马哈拉希村周围，有一股山泉，泉水中有石油飘动，以个人用葫芦瓢每天就可以打出2～3公斤的石油。逆河而上，他们便到达拉什·凯奇克铜矿区。从焉耆地区各地开采出的铜矿石都集中到那里冶炼，当地居民使用风箱加热木炭的原始冶炼法。木炭出自附近的雪杉林，伯希和认为这样的乱砍伐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达扎木什—塔格山区也有煤矿。煤层为50厘米至1米厚。在山顶上有一个“呼呼洞”，从洞中喷出二氧化硫的气味，热浪逼人，气味燻人。在库车河谷以东的扎木什—塔格山区，也有阿摩铵矿（钒矿）。人们可以在洞壁上搜集到矾和硇砂（氯化铵）。在克孜勒苏的黑英山一带，也蕴藏着煤矿。此外，该地区还拥有铅矿和硫磺矿。伯希和一行对各矿点均作了仔细勘察。瓦扬采集了许多地质矿藏样品，同时还采集到了许多动物、昆虫或飞禽的标本。
在努埃特返回库车拍摄千佛洞和瓦扬整理动植物与矿物标本时，伯希和于7月26日出发，前往考察通往裕勒都斯蒙古人中的道路，特别是从库车到科克苏河（KK e-Sou，清水河）之间的道路。
伯希和从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带回法国的物品，现在就收藏与巴黎吉美博物馆，其中主要有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壁画、黏土和陶土塑像残片、木制品、建筑用木材、活动木制装饰品、金属品、玻璃品、印鉴、陶器和杂物。属于苏巴什的则有木制品、金属和各种原料制品、陶器和骨灰盒等。
五、伯希和一行赴乌鲁木齐考察并广交谪居乌市的中国文化名流
伯希和在考察天山道路后，于8月24日返回库车。他们在库车的考古发掘已宣告结束。1907年9月3日，他们一行携带自己发掘和搜集到的文物离开库车，前往新疆的行政和文化中心乌鲁木齐。他们经过轮台（Bour-gour）和库尔勒（K ourla）绿洲，一直到达焉耆（Q arachar，喀喇沙尔）。他们三人从那里开始分道而行，努埃特押送满载文物的车队直至乌鲁木齐。伯希和再返回库尔勒，沿一条山间小道直到喀喇苏（Kara-sou，黑水，今阿拉沟），然后逆河谷而上，一直到达托克逊（Tuksoun）。他在河谷中考察了多处佛教遗址，特别是在和硕—布拉克，他们均由格伦维德尔率领的德国探险团考察过。伯希和10月间到达乌鲁木齐。瓦扬则于9月14～24日之间始终逗留在焉耆（喀喇沙尔），于博湖附近搜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如鹅、鸭、猛禽和鱼类，甚至还有野猪。他还完成了多次天文观察，特别是于一夜间对3次星辰掩始的观察。瓦扬还根据伯希和的命令，也从焉耆前往托克逊和吐鲁番，以察看在德国人发掘过的遗址上，是否还会另有收获。他于10月6日离开吐鲁番，于9日在俄国驻乌鲁木齐的领事馆中与其同伴们相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