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从敦煌带回的织物残片，大都是作为经卷的包袱皮而使用的。它们在式样、装饰图案和纺织技术方面都颇有价值。这批织物后来分别入藏于吉美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已经由里布（K rishna R iboud）夫人和维雅尔（G abrie V ial）先生作了深入研究，见《吉美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织物》（1970年巴黎法兰西学院版）。其中集中研究了85个编号的织物（有些是同一片织物的不同片段）。这批宋之初或五代末之前的织物甚为宝贵。伯希和探险团自敦煌携归的木制品，已由弗朗索瓦兹·戴奈斯（Fra？ncoise D énès）整理编目，大约100余件，详见1976年出版的《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木制品目录》（吉美博物馆版）。
伯希和自喀什和图木舒克携归的中国文物，基本上都在由韩百诗主编的《伯希和探险团考古档案》第2卷《图木舒克》（两卷本，文字与图版各一卷，1961—1964年法兰西学院版）中发表，其中主要有壁画、写本卷子、宗教用品、杂物、雕塑、陶器和钱币等。该书中共发表研究了雕塑248件、陶器5件、壁画15幅、杂物56个编号。
伯希和西域探险团于库车地区的都勒都尔一阿乎尔和苏巴什掠夺的中国文物，已由阿拉德等人公布，载入1982年出版的《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4卷《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法兰西学院版）一书中了。其中公布和研究的壁画有22个号、黏土—陶土—柴泥雕塑38个号、木雕品31个号、考古木材7个号、活动装饰木制品55个号、玻璃和钱币等杂物7个号、印鉴6个号、金属物等15个号、陶器37个号、骨灰盒5个号。
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库车周围诸遗址所掠夺的文物，所抄录的龟兹文题记，已由玛雅尔夫人（M onique M aillard）和彼诺等人于1987年发表在《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文题记》（法兰西学院版）一书中了，它基本上是以克孜尔尕哈（Q yzyl Q argha）为中心。书中公布并研究了壁画5个号、柴泥和石膏雕塑2个号、杂物20个号、雕塑2个号、浮雕2个号、建筑类寺庙和千佛洞内物品12个号、各小遗址中的物品6个号、金属品26个号、各种材料的物品9个号。
当然，伯希和西域探险团还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档案，绝大部分尚有待于整理刊布。伯希和的大弟子韩百诗（Louis H am bis，1906—1978年）在世时，曾雄心勃勃地制订规划，共出版27卷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团档案。但在实际运作中，这项浩大工程进展缓慢，在40多年间，才出版寥寥数卷。自韩百诗于1978年逝世，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N icole V andier-N icolas，1908—1987年）夫人于1987年逝世，热拉—贝札尔（Robert Jera-Bezard）先生于1994年退休，法兰西学院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于1994年同时被解散，这套档案的出版工作前途渺茫、吉凶难卜，甚至中途夭折的可能性极大。按照韩百诗当时的规划，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的27卷档案目录如下：
1.《图木舒克》（图版卷），1961年法兰西学院版。
2.《图木舒克》（文字卷），1964年法兰西学院版。
3.《库车建筑寺院，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图版卷），1967年法兰西学院版。
4.《库车建筑寺院，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文字卷），1982年法兰西学院版。
5.《库车石窟寺》（图版卷），尚未出版。
6.《库车石窟寺》（文字卷），尚未出版。
7.《库车素描画与速写画》，尚未出版。
8.《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文题记》，1987年法兰西学院版。
9.《库车壁画》，尚未出版。
10.《从库车到敦煌之间的诸小遗址》，尚未出版。
11.《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6册，1980—1992年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版。
12.《敦煌的幡画，风格与图像研究》，尚未出版。
13.《敦煌的织物》，1970年法兰西学院版。
14.《敦煌的幡画》（文字卷），1974年法兰西学院版。
15.《敦煌的幡画》（图版卷），1976年法兰西学院版。
16.《敦煌的幡画，题记研究》，尚未出版。
17.《敦煌的幡画，图像研究》，尚未出版。
18.《敦煌的幡画，风格研究》，尚未出版。
19.《敦煌的版画与白画》，尚未出版。
20.《敦煌的雕塑》，尚未出版。
2l—23.《敦煌的壁画》（文字卷），尚未出版。
24—26.《敦煌的壁画》（图版卷），尚未出版。
27.《敦煌的织物》（图版卷），尚未出版。
自从伯希和从西域特别是自敦煌携归一批重要文书和文献之后，对这批文书和文献的研究形成了法国汉学界一大特征，主宰了几代学者的研究方向，培育了数代杰出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
十、法国学者对于敦煌和西域民族古文字写本的研究
在敦煌文书中，发现了一大批死文字和古文字的文献。如于阗文、粟特文、吐火罗文、突厥—回鹘文、梵文、吐蕃文等。它们揭示了许多历史谜团，成了研究古文明的钥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宝贵遗产。
对于敦煌粟特文写本研究，也首先是由伯希和开始的。他先后发表过《一卷粟特文—汉文的双语写本》（1911年）、《枙沙州都督府图经枛》与《罗布泊地区的粟特人聚落》（1920年）等。伯希和又与高狄奥（G authiot）合作，研究了一批敦煌粟特文写本，如粟特文本的《粟特文佛说善恶因缘经》和《药师琉璃光如来经》（1920—1928年），此后又刊布了《粟特文书信集》（1931年）。高狄奥根据敦煌粟特文写本而编写的《粟特语语法初编》，在他死后才由邦文尼斯特（E m ile Benveniste）于1914—1929年间整理出版。伯希和所获粟特文献的主要研究者是高狄奥。高狄奥也研究斯坦因所获粟特文献。1911年，高狄奥发表《谈粟特字母表》，同年又发表《佛教中的几个摩尼教术语》。1911—1912年，他发表《粟特文佛经所用数量词一至十》、《粟特文长爪经》，他又与瓦勒普散合作发表《粟特文转写梵文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等。
继高狄奥之后，研究粟特文献的是本维尼斯特。1928年，他写了一篇《论粟特文写本》，作为斯坦因的《亚洲腹地》第2卷的附录；1933年，他又先后发表了《粟特文观佛三昧海经残页考》、《大英博物馆藏粟特文佛典考》；1936年，他发表了《安息文和粟特文研究》。他于1938、1939、1951年，又先后发表了《粟特文研究》3篇；1940年，他出版了《粟特文书汇编》和《粟特佛典文献汇编》两书。后者收录了《入楞伽经》、《鸯掘魔罗经》、《长爪经》、《药师琉璃光如来经》、《佛说不空羂索咒经》、《观音尊敬百论赞》、《戒酒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粟特文转写梵文陀罗尼经》等残卷；1946年，他还重新发表了一种粟特文本生故事，纠正了高狄奥的某些译误。戴密微早年也曾研究过粟特文《观佛三昧海经》和粟特文《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等佛经写本。最近法国的格勒内先生，又成了研究敦煌粟特文写本的一大专家。他于1984年在国家科研中心出版了《从希腊征服到伊斯兰化之间粟特人定居民中心的殡葬礼仪》。此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穆格山粟特文献中的匈人》（1989年）、《从吐鲁番绘画看印度与伊朗天文学传统的交流》（1997年）、《粟特字母的历史背景》（1987年）、《粟特宗教的晚期避难地》（1996年）等。法国另一位学者埃狄纳·德·拉·韦西埃尔（E tienne de La V aissière）于2002年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出版了《粟特商人的历史》一书，其中也使用了敦煌西域粟特文写本。
在于阗文文献方面，伯希和除了获得大量佛典外，也有不少史料价值很高的文书和词汇集等。佛典有如《金光明经》、《菩萨行愿赞》、《出生无边门陀罗尼》、《观自在陀罗尼》、《观自在赞颂》、《妙法莲华经》、《阿育王譬喻》、《善欢喜譬喻》、《善财童子譬喻》、《般若波罗密多经》、《文殊师利化生经》等。其中还有历史文书词汇集（梵语—于阗语词汇、突厥语—于阗语词汇、汉语—于阗语词汇）等。此外还有迦腻色迦传（P。2787）、罗摩传（P。2781、P。2783、P。2801、P。2895、P。2896）和习字作品（P。2028、P。5537）和医书（P。2893、P。2889）等。
早在1930年代，伯希和就曾研究于阗文文献，所著《于阗塞语中的几个西域地名》，讨论了于阗文《沙州纪行》的若干地名。这卷于阗文文书就是著名“钢和泰藏卷”，可能出自敦煌，因收藏者钢和泰（St？l-H o1stein，1877—1937年）而得名。1920年代钢和泰在北京大学讲授梵文（后在哈佛燕京学社作研究员），故得收藏之便。1929年，挪威于阗文专家柯诺和英国藏文专家托马斯合作发表了“钢和泰藏卷”的释读《敦煌所出两卷中古文书》。此后于阗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者主要是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的贝利教授。1950年代末，法国的哈密尔顿发表过研究于阗文文献的论著。其主要著作有：《关于钢和泰藏卷的研究》、《10世纪于阗突厥语中的不稳定鼻音》、《仲云考族》（851至1061年的于阗王统世系）等。
在敦煌回鹘—突厥文写本的研究中，法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密屯（Jam es H am ilton，1921—2003年）和路易·巴赞（Louis Bazin，192l—2005年）两位大师。
哈密屯于1921年3月14日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托皮卡（T opeka）。1939年6月毕业于海兰帕茨高中，然后又分别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和曼哈顿的堪萨斯州国立学院度过了三年的大学生活。1942年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参加美国海军，经过在华盛顿的一所专门学校受训之后，便被派往美国驻土耳其使馆海军处，先后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一直工作到1945年5月“二战”结束为止。他1946年离开学校并从海军复员。1946年7月，他赴日本，在美国驻日使馆武官处任文职翻译，后又在东京的盟军翻译部工作，直到1947年8月为止。
1947年9月3日，哈密屯先生在巴黎大学文学系注册。1949年获巴黎大学日本文明和巴黎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日本语言毕业文凭。他于1951年又获取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突厥文和汉文文凭。1954，他由戴密微主持通过了其大学级博士论文并于1955年出版，这就是《五代回鹘史》。1955年他进入国家科研中心。1968年5月，他又在巴黎大学文学和人文科学系通过三级国家级博士论文并于1971年出版，这就是《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佛教故事》。1983年，由路易·巴赞主持通过了其国家级博士论文并于1986年出版，这就是《9—10世纪的敦煌回鹘文献汇编》。哈密屯博士于1985年访华。他曾长时期担任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突厥学研究所所长，是当代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古代突厥和回鹘语言文献与历史学家。
哈密屯与粟特文专家辛姆斯—威廉姆斯（Sim s-W illiam s）合作，刊布了《敦煌突厥—粟特文写本汇编》，附有法文的译注本；对于其中的突厥文部分，他又与路易·巴赞合作译注，同时还刊布了出自同一地点的一卷汉文和突厥文写本。
除了4部专著之外，哈密屯教授还发表了30多篇文章。其中不少是有关敦煌文书的。
路易·巴赞先生于1920年12月29日诞生在法国卡昂（Cahen，诺曼底的卡尔瓦多地区）。他于1937年到巴黎继续其有关古典文化（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高等学业。1939—1943年，他是法国培养政治家的摇篮——高等师范大学古典文学和语言学系的学生，1942年获大学助教职称。由于他非常酷爱基础语言学，故于1942—1945年在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学习突厥语。1945年，路易·巴赞先生被法国外交部文化交流司派往土耳其的安卡拉工作，直至1948年才返归法国。他归国后旋即被延聘为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突厥语教授，并于1949年在该校继承其师让·德尼（Jean D enys）的教席。此后，路易·巴赞先生一直在该校（该校后来更名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至1990年退休为止。他于1950年还同时兼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突厥历史和语言研究导师，后又于1978年兼任巴黎第三大学的教授，多年兼任由该校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合办的突厥学研究所所长。从1967年起，他又出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东方语言文化部的委员，并于1971至1975年、1980至1990年两次出任该部主任委员。
路易·巴赞先生的教学科研工作和出版物涉及了整个古今突厥语言学。他的国家级博士论文正是1972年12月2日在巴黎第三大学通过的，书名为《古代与中世纪的突厥历法》。后于1991年由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出版社与匈牙利科学院合作而公开出版时，又更名为《古代突厥世界的历史纪年制》（有笔者中译本）。此书主要涉及了公元6世纪至伊斯兰时代的古代突厥历史纪年制。路易·巴赞先生的突厥学研究主要涉及了在蒙古和南西伯利亚发掘到的古代突厥碑铭、吐鲁番出土的古突厥历书、突厥语的历史和比较语言学，以及突厥—蒙古的语言和文化比较研究。
路易·巴赞先生是法国亚细亚学会（欧洲最早的亚洲研究学会，创建于1822年）的老会员（1943年入会），自1994年起任该学会第一副会长；他于1947年成为法国语言学会会长，并于1971年任该学会执行主席；自1965年起为乌拉尔—阿尔泰学会会员（设于汉堡），并自1968年起任该学会副会长；1957—1971年任国际东方学家联合会司库，并从1971年起至今任该学会秘书长（该学会现已更名为“东方和亚洲研究国际联合会”）。他于1967年获法国骑士荣誉勋章，1981年获金棕榈荣誉勋章，1993年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路易·巴赞先生曾长期任法中友协副主席，并于1985年起任法中友协主席，直到1989年该协会停止活动为止。在此期间，历任中国党政领导人访问法国时，都曾会见过他。
1990年，为纪念路易·巴赞先生的70华诞，他在各国的弟子、同事与挚友们通力合作，出版了一本巨著——《路易·巴赞纪念文集》，拉尔玛塘出版社出版，由设在伊斯坦布尔的法国安纳托利亚研究所编辑，共收入西方当代突厥学名流们的40篇论文，多为高质量的佳作。路易·巴赞先生自己近50年学术生涯中辛勤笔耕的成果结晶——其论文集《突厥民族、文字与人》，于1994年在巴黎阿尔俱芒（论证）出版社出版，共收入作者的40多篇有关突厥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史学的论文。此书出版后评价很高。其中大量使用了敦煌吐鲁番的突厥—回鹘文文书。
在敦煌和西域出土的吐火罗文（龟兹文与焉耆文）写本的研究方面，法国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的彼诺（Georges-Jean Pinault）先生。他现已发表数十篇论文。他于1987年，在《库车诸遗址》一书中，发表了龟兹文（乙种吐火罗语）的“过所”、题识和游人题记等，如他于1984年发表的《伯希和龟兹语特藏中的一封寺院书信》。同年发表的《一部龟兹语的佛教剧本残卷》，1991年发表的《西域的吐火罗语写本与佛教文献》等。伯希和吐火罗语写本，尤其是其中残卷，都是由他编目和整理的。
敦煌藏经洞中的藏文写本，在民族古文字写本中的数量最大，它们在伯希和特藏中的比重也很大。正是由于这批写本，法国才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藏学家，形成了法国藏学研究的一大特征。
法国早期的藏学研究代表人物是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1877—1967）。巴科是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教授、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1946—1951年间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会长。他1906—1910年前后曾两次赴西藏东南亚部进行考察，穿越澜沧江上游，到达打箭炉（今康定）西北的雅砻地区。他早年曾受伯希和委托编写伯氏携往巴黎的敦煌藏文写本目录，可惜未能出版。
巴科于1940年与图散（C harles T oussaint）和托马斯（F。W。T hom as，1867—1950）合作，出版了著名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书。该书考证了敦煌藏文写本pt。1286、pt。1287、pt。1036、pt。1047和pt。1290号等吐蕃古代史文书，首次发表了《吐蕃历史大事纪年》、《吐蕃赞普世系牒》以及《吐蕃小邦王臣传》等稀世敦煌藏文文书，它们为古代吐蕃史的研究独辟蹊径。在此之前，世人对于西藏古代史的研究，主要依靠汉文史籍、以传说为基础的晚期藏文著作以及零散发现的金石木简等资料。由于敦煌文书是10世纪之前的作品，其中不少甚至是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写成的，而且也比较系统地涉及了吐蕃的政治、军事、宗教、法律、社会、生活、经济、风俗习惯、历史传说以及天文历法诸领域，所以它们成了研究吐蕃史的直接资料。此后，各国学者对古代赞普世系谱争论不休，揭开了吐蕃松赞干布之前“神话赞普时代”的神秘面纱。
巴科于1956年在《亚细亚学报》第244卷中发表了《8世纪五位回鹘使节对高地亚洲的考察》一文。他在伯希和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Pt。1283作了考释。伯希和在1927年于法兰西学院授课时，就讲解过该文书。这卷写本的内容是出使吐蕃北方民族的使节所写的报告，其中涉及了中国西北的民族、地理、历史、王统、物产和习俗诸方面，是研究中国西北民族史的宝贵资料。巴科考证出该文书是先用突厥文写成的真实考察报告，后译作藏文，所以他认为使者是回鹘人。
后来各国学者有关该卷敦煌藏文文书的论文均以巴科的开拓性研究成果为基础。事实证明巴科的考释基本正确，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吐蕃与其北方民族的关系，解决了中国北方民族史上的某些重大问题。
拉露（M arcelle Lalou，1890—1969年）女士是法国一代藏学名师。她于1890年8月23日诞生于法国默东，1969年12月15日逝世于巴黎。拉露一生中未获得过任何文凭，全靠自学成才。她由于偶然机会结识了当时法国的印度学、中国学和佛教学大师烈维，随他学习梵文，后来又在巴科的指导下终生研究藏学。
拉露的主要功劳是编写了上文提到的《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她还对每卷文书的定名、内容提要、篇幅、纸张、字体特征都作了描述和考证，抄录了经文的题跋和某些主要藏文段落。虽然其中仍有不少错误、遗漏或欠妥之处，但它至今仍是研究敦煌藏文写本的必不可缺的工具书。
拉露藏学著作共分文字、艺术和图像、语言、文献、宗教、书目、历史和东方学史诸领域，其中有不少涉及了敦煌文书。
为了纪念拉露80寿诞，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资助由美洲和东方书店于1971年出版了一部《西藏学论文集》（《拉露纪念文集》），其中有不少论文就是有关敦煌藏文文书的。
戴密微（PaulD em iéville，1894—1979年）是当代法国著名中国学家，也是谢和耐教授的老师。他于1894年9月13日诞生于瑞士洛桑，1979年3月23日逝世于巴黎。戴氏于1909年在伯尼尔中学毕业之后，先后赴慕尼黑、伦敦、爱丁堡和巴黎求学深造。1914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投在当时西方的中国学名流微席叶和沙畹门下，陆续学习了日文、梵文、藏文和印欧语系许多语种。戴密微1918年在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毕业后，于1919年成为当时设在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公费寄宿生。他1919年赴中国考察，1924—1926年间在厦门大学执教，讲授梵文和西方哲学。他于1926年赴日本，先任日佛会馆会长，1929—1930年间任佛教百科性刊物《法宝义林》主编。戴密微在远东生活10多年，1930年返法国，先在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继微席叶（A rnold V issière，1818—1930）任教，从1945年起任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历史语言系的研究导师，从次年起继马伯乐主持的法兰西学院的中国语言和文明讲座，直到1946年退休。戴氏中国学著作共160多篇（部），书评100多篇，其中有关敦煌文书者约占l/4.
戴密微的藏学、敦煌学和佛教学名著，就是他于1952年作为《汉学研究所文库》第8卷而出版的《吐蕃僧诤记》一书。该书涉及了唐史、吐蕃史、唐蕃关系史、西域史、佛教史、禅宗人藏史、吐蕃进出西域史诸领域。他的学生和事业继承人——原法兰西学院教授和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谢和耐先生，于1979年在《通报》中撰文，称该书“每一条注释都堪称百科全书的一大条目”。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也称该书是“当代欧洲佛教学和中国学的最高权威”。全书共分两章。第一章根据敦煌写本，论述8世纪时在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挲悉笼腊赞，有人认为此人是吐蕃赞普弃隶蹜赞和唐金城公主的儿子）主持下，由汉僧摩诃衍与印度僧侣莲华戒在逻些（今拉萨）就禅宗问题展开的一场大辩论。书中译注了pt。4646号敦煌写本《顿悟大乘正理决》。它包括前河西观察、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作的序，大辩论的汉文档案和摩诃衍呈赞普的三道表章。戴密微在长篇注释中表现了他在梵文、藏文、佛教教理和经典方面的特长与渊博学问。第二章是史料疏议，译注了大批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包括被吐蕃俘去的唐人诗文残卷）。他首次刊布了一大批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写本，提供了许多不见诸汉藏史籍的资料。书中关于沙州（敦煌）于贞元三年（787年）陷落入吐蕃的结论，现已成为西方普遍接受的观点。此书实际上曾得到我国学者王重民先生多方面的帮助。
这次僧诤对于藏传佛教史，尤其是对于禅宗入藏史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这一事件不见诸汉文典籍，惟有晚期根据传说或第二手资料写成的藏文著作《拔协》（14世纪）、《王统世系明鉴》（1388年）、布顿《善逝教法史》（1322年）及《贤者喜宴》（1545—1565年）中略有记载。敦煌藏文写本中也有记载（如Pt。823号）。但敦煌写本与晚期藏文著作中的记载完全不同，主要是表现在有关这次僧诤的结果问题上。藏文著作认为是印度人获胜，吐蕃赞普反对汉僧摩诃衍一方。敦煌写本却认为汉僧于辩论中大获全胜，吐蕃赞普允许摩诃衍等在吐蕃传播禅宗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一批吐蕃人皈依禅宗，只是由于吐蕃王廷某些大相“谋结朋党”，汉僧才受迫害。藏文著作是晚期的传说，敦煌写本则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或是同时写成的，为该档案作序的世俗文人王锡就是见证人，奉大师之命作序，所以它更为翔实可靠一些。
戴密微1960年在冢本善隆祝寿文集《佛教史论丛》中发表了《有关中国禅宗的两卷敦煌汉文写本》，其中S。2672号敦煌写本也是有关这次僧诤的，基本与Pt。4646号相同，但多20页，个别措辞和句子也略有小异。戴氏对这两卷写本对勘，互相参照作了校正，使之成为一部非常宝贵的小部佛典。
戴氏著作发表40多年来，对这次僧诤的争论越来越强烈。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T ucci，1894—1984年）于1958年在《小部佛典》第2卷中，根据晚期藏文史料，尤其是根据《贤者喜宴》而反对“拉萨僧诤会”一说。他认为这场大辩论是在桑耶寺举行的。提出了“桑耶寺僧诤会”之说。1964年，日本禅宗研究专家上山大峻又发现了一卷叫做《大乘二十二问本》的敦煌汉文写本，其内容也是针对这次僧净的。他于是便得出结论，认为共举行过两次讨论会，第一次摩诃衍获胜，第二次莲花戒获胜。
戴密微1970年在《通报》中发表过10余万字的书评《敦煌学近作》，对日、苏、法、美、意、匈、新加坡以及我国港台22篇（部）敦煌学著作作了评价。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放弃“拉萨僧诤”之说而接受“吐蕃僧诤”（“僧诤”实际上就是佛教中所说的“结集”，梵文作Sangiti）一说。他认为从未举行过一次或两次面对面的僧诤会，只不过是持续了数年的一场笔墨官司，因而建议将其书易名为《吐蕃僧诤记》。今枝由郎1975年在敦煌藏文写本中找到了有关这次僧诤的藏文文书，也支持“吐蕃僧诤”一说。日本一批后起之秀也参加了这场辩论。戴密微1979年在《敦煌学论文集》第一卷（于他死后出版）中，发表了《从敦煌写本看汉传佛教传入吐蕃的历史》，对这批日文著作作了分析。他又根据《历代法宝记》和《楞伽师资记》等敦煌汉文写本以及《拔协》等晚期藏文著作，而提出由无住（714—774年）及其师无相（684—762年）为代表的四川“成都宗”，在禅宗传入吐蕃中所起的作用。新罗僧无相就是《拔协》中的金和尚，曾于750—760年间会见墀松德赞的使者。
石泰安（R。A。Stein，1911—1999年）是当代法国最有权威的藏学家，也是法国少有的几个能同时熟练地运用汉藏两种文字史料的藏学家。石泰安1911年6月13日诞生于德国施韦茨，在柏林大学获得汉语文凭后，为逃避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于1933年迁居法国，次年就获得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汉语文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印度支那参加抗日战争，先后任山炮炮兵和法军司令部翻译，曾一度被日本侵略军俘虏。他于1946—1947年间被法兰西远东学院派往中国昆明、成都、北京和内蒙古等地区考察，后又在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工作。他1951年任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四系教授，1954和1966年两次对包括锡金在内的喜马拉雅山麓进行考察。1966年后，石泰安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主持西藏社会文明讲座，1981年10月退休后曾任该院名誉教授。
石泰安先生长期从事西藏文化史研究，其名著《西藏的文明》于1962年在巴黎刊行第1版，1971年由山口瑞凤和定方晟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1972年由英国德赖弗译作英文，在伦敦出版，1982年又在巴黎出了增订第2版；1985年在中国出版了笔者的汉译本；1994年出版法文第2版的英译本。其中使用了不少敦煌文书。
石泰安先生有关敦煌文文书的主要论文有：《桑耶寺古史（拔协）》（1961年）、《有关吐蕃古代史的两条注释》（1963年）、《圣神赞普名号考》（1981年）、《敦煌藏文写本综述》（1984年）、《喇嘛教跳神中的身相信仰》（1957年）、《顿悟》（1977年）、《敦煌藏文写本中有关苯教仪轨的记述》（1971年）、《有关吐蕃苯教殡葬仪轨的一卷古文献》（1970年）、《未诠释过的摩羯罗嘴》（1977年）、《有关金刚橛的古文献》（1978年）、《吐蕃赞普墀松德赞在选择佛教为国教时有关摩尼教的记载》（1980年）、《对古代吐蕃和于阗密教阐述的一种特殊方式》（1987年）、《唐蕃会盟时的盟誓仪式》（1988年）、《印度和西藏的神话》（1985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