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的传奇学术生涯
[法]路易·勒努（Louis R enou）著
在法国科学院于1899年7月7日召集的会议上，伯希和被指定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的公费寄宿生。这就是说，他将前往稍后被称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地方工作和学习。他当时刚在芒市（M ans）服完了兵役，正值21岁青春年华。伯希和于1878年5月28日生于巴黎。当他从斯塔尼斯拉斯（Stanislas）学院毕业后，便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政治学院的文凭和东方语言学院的汉语文凭，在法兰西学院聆听其师沙畹（E。C havannes）和席尔宛·烈维（Sylvain Lévi）的课，同时又注册为高等研究学院的正规听课生。伯希和的父亲为化学工业家，同时也是图书业余收藏家，收藏了有关其原籍诺曼底（N orm andie）的一大套著作。
在伯希和到达河内并停留数周之后，他又于1900年2月离开那里，以赴中国进行学术考察。他到达北京时，恰逢爆发了一次暴乱。他未能从事学术工作，等待他的是一场战争。他应征在海军上尉达尔西（D arcy）的指挥下，保卫已由义和团团兵包围的法国公使馆。他有一次勇敢地冲了出去，在某次行动中夺取了对方的一面军旗，从而使他在22岁时荣膺荣誉勋章。
伯希和于1901年返回西贡后，几乎是立即就奉命二度赴华考察，这次考察于3～6月间进行。他从中国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携归了很大的一批汉文、藏文、蒙古文书籍，此外还有艺术品、漆器、珐琅器和青铜器。他的第三次入华考察于次年的5～10月间成行，获得了与前一次相类似的成果：2.4万册常见文献和大批古代雕刻艺术品。所以，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籍特藏本来是从零开始，而从现在起却可能是在中国和日本域外所存在的最大规模的特藏了。那些绘画应该是已被送往罗浮宫博物馆了。
伯希和于1904年8月返回法国，于1905年参加了阿尔及尔（A lger）召开的第14届东方学者代表大会，然后又从那里前往俄罗斯，专程采购有关东方学的出版物。
我对于伯希和氏的最早工作的追述，就到此为止吧！从《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二卷起，也就是说自1902年起，他便发表了有关13世纪周达观的一种文献《真腊风土记》的译注本。周达观是一名中国文士，曾随使赴真腊（柬埔寨）的吴哥（A ngkor）考察。此书可能是于一个世纪之前，由雷慕沙（A bel Rém usat）翻译，但伯希和通过一种深入挖掘的注释而使其诠释面目一新。他的这部崭露头角的著作，在今天仍是我们有关古代柬埔寨知识的主要史料来源。埃莫尼埃（A ym onier）、菲诺和稍后的戈岱司（G。C oedès）先生的注释，都证明了此著的意义。同一年，伯希和又论述了在中国已佚而在日本重新被发现的汉文文献。他描述了中国最早的韵书——913年的一部刊本著作，它是当时所知的最古老的活版印刷著作。这些“书评”于9年之后，又由他对于中国历史上法律文献的研究和对19世纪一位中国学者陆心源著作的研究所继续。我们看到伯希和在那些极其繁杂的五花八门的领域中，几乎是无所不通。他的这部有关陆心源的著作，可以与他20年后对于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王国维的深入研究相媲美。伯希和从他发表的第一批书评起，便显示了他无所不知的学问，曾博览群书和作过各种读书札记，就如同一名中国学者一样，而且还具有一种始终都保持清醒的批评精神。
我们心中必须牢记，当时法国的汉学研究，至少是在纯学术领域中，自从儒莲（Stanislas Julien）逝世后，便经受了一次衰退。惟有沙畹（Ed-ouard C havannes）曾重新燃起火花，在史学与考古学领域中，广泛地着手从事令人仰慕的工作。但沙畹开始发表著作的时间，事实上只能追溯到1893年，仅比伯希和的处女作早9年。
1903年，伯希和于同一家《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中，发表了一篇有关扶南国的长文。该国于历史的黎明时期，曾占据过交趾支那（Co-chinchine）和柬埔寨现今的领土。伯希和根据唐代的古断代史，追述了该国自3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之间遣使入华的历史。汉文史料是向我们清楚地解释该古老王国、古代高棉王国遗址的惟一史料。其论著的结论却引起了作者和埃莫尼埃之间相当激烈的一场笔墨官司。有人向我们断言，其结果基本上是以肯定伯氏的方式结束了论战。
在最初的几年中，伯希和不仅仅将其努力局限在文献中的中国或古代柬埔寨。他最后一次回头论述古代柬埔寨的论著发表在《亚洲研究》中，这是为了纪念法兰西远东学院成立25周年而出版的一本文集。他在文中概述了有关已经印度文化化了的印度支那的汉文文献。他与高乃田尔（C ardière）神父合作，于1904年检索了有关安南史的安南文史料。这是该国所残存的古代历史文献的第一部目录，共175个编号，而后来的搜索却使其总数骤增10倍。
同一年，伯希和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以此而崭露他那印度支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的才干，这是一部有关中国在8世纪末的两条交通路线的论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其一经云南从交州到印度和缅甸，其二是从广州经南海通向锡兰（C eylan）和科摩林角（Cap C om orin）。他对于另外两条经由印度支那的路线，也同时顺便作了研究。此书作为一部主体著作而被列入到一套重要游记故事丛书中，这套丛书在开始时由雷慕沙和儒莲对原著作了注释，当时又由沙畹与烈维（Sylvain Lévi）继续。戴密微（PaulD em éville）先生称伯希和为“海底涌泉”和“海啸”。他还补充说：“任何事都不能阻止他，或者更应该说一切都不能阻止他，中国的古名以及暹罗、锡兰、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起源，康泰、玄奘、义净和马可·波罗行记，所有这些探险家的命运都吸引了他。因为他们也如同他一样，都是在茫茫未知世界中摸索着勇往直前，热衷于探索需要解开的谜。”继这位伯氏旧门生提供的证据之后，下面就是其前辈先生的证言：“为了探讨两道……只占据了数行文字……伯希和先生写了一部近300页的著作……人们敬仰他那绝妙的记忆力及其对资料运用自如的程度。他以这种得心应手的记忆力，而在一大堆真正浩繁的文献中畅行无阻。一种深奥的学问使他熟悉了有关中国、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所有出版物，他处理那些往往几乎是理不清的问题时推理的清晰程度，能在最棘手的情况下启发他注意最为可取的解决办法。”对伯希和的任何一部著作，都可以给予同样的评价。
然而，一项决定性的事业即将在这位大汉学家的生涯中出现，这就是伯希和于1905年8月接受了主持西域科考探险团团长的任命。该探险团是由多家学术团体赞助而组织起来的。我们非常高兴地指出，其中最主要者是法国科学院及其可敬的东方学代表人物——埃米尔·塞纳尔（Em ile Sénart）。伯希和于1906年6月15日自巴黎出发，随行人员有地理学家路易斯·瓦扬（Louis V aillant）博士、自然史学家和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 harles N ouette）。他们骑马穿过了俄属突厥斯坦，在喀什稍作停留，考察了水磨房（T egurm an）的佛教遗址，然后又在图木舒克（T oum chouq）停留了很长时间。吐木舒克是位于喀什与库车之间的一块绿洲。伯希和继德国考察家格伦维德尔（G rünw edel）之后，又测量了一座寺庙的遗址，它曾被人认为是穆斯林清真寺，而事实上却是佛教寺庙。伯希和从中发现了大批希腊—佛教风格的雕刻品和陶器，均早于9世纪。他沿途顺便又学习了喀什噶尔的突厥语方言。他的札记分别寄给了《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亚细亚学报》和《通报》等东方学刊物发表，这一切都成了其沿途路线的里程碑。同样，他将许多信件寄给了我们学会，塞纳尔先生将宣读它们。伯希和在喀什地区共居住了8个月，完成了许多收效甚丰的发掘，将大批婆罗谜文书（brahm i）、不为人所知语言的写本携往法国。烈维后来证明这是指“乙种吐火罗语”文书，其中有一部佛教文集是双语写本著作，其巴利文标题是《法句经》（D harm apada）。伯希和考证出了人工开凿的石窟中的壁画，其中的建筑术和装饰手法证明，它们是希腊化文化、伊朗和印度影响与中国文明的一种混合作品。他描述了那里的遗址并考证出了其中的地名。
1908年初，他到达了地处中国新疆与中原之间分界处的敦煌，此地已于前一年由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A urel Stein）考察过。3月3日，他进入了与千佛洞的一批石窟相毗邻的地下“图书馆”（藏经洞）。该密室是于11世纪初叶被封闭的，后来发现其中收藏有装得快要爆满的写本和文物。人们在那里面对的是在语言学领域中最为轰动的发现之一。学者们并非是毫无道理地将在甘肃重新发现的这个“图书馆”，比作亚历山大城的火灾剥夺了作为学者们从事经典研究条件的那座图书馆。除了一大堆各种性质的汉文写本之外，藏经洞中还有梵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蒙古文、粟特文和东伊朗各种文字的写本。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就为这个青年人热情洋溢的语言大笑吧！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为了在如此背景下找出那些最重要的写本，该需要多么渊博的知识和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啊！因为他仅需要瞥去可靠的一眼，便可以在总数多达15000多卷的写本中，捡出那些可以最终被他谋取到手并运往法国者。它们今天形成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伯希和特藏”中最珍贵的组成部分。其剩余者则被入藏于中国和日本的公私特藏中。从此之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远东，一批批学界精英的科研工作，都深受敦煌文书的主宰和砥砺。首先是使伯希和本人的研究，同时具有多种方向。
我们还应该补充说明，除了写本之外，在敦煌千佛洞中还收藏有壁画，这是在中国内地发现的仅有的宋代之前的壁画，其中也有丝画、绢画或纸画、水粉画、石雕、祭坛、彩色烧陶、织锦、写本的着色木、印刷雕版和用粗线勾勒的画像，后者原本是要用于描绘佛陀那被想象出来的形象之侧影。这一切都具有一种早期风格，从而暴露出了一种混合影响，使人对于中国艺术的演变有了一种全新的看法。在伯希和的主持下，6卷本的敦煌壁画图录于1920—1924年之间发表。某些艺术品又丰富了河内博物馆的收藏，其余者则入藏于罗浮宫和吉美博物馆。哈干（J。H ackin）稍后不久便在吉美博物馆从事对其历史的研究。
伯希和于1909年返回中国时，又获得了一大批在我们的藏书中原来缺少的珍本著作。共有3万册装订好的书。它们的入藏，使巴黎国家图书馆成了整个西方在这方面的最富有者。在有关这些采购古籍的问题上，有人介绍了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特征，我若不于此作介绍，那么将来肯定会后悔。伯希和所掌握的拨款不能允许他作一笔如此巨额的开销，但他在北京俱乐部中打桥牌，每次都能赢得一点钱，以于次日购到某种书，其总量在今天已代表一种无法估量的价值了。
伯希和在河内逗留数月之后，又于1909年5月出发赴华。他于同年10月返回巴黎，在巴黎大学受到了地理学会和法属亚洲委员会的热烈欢迎。1910年2月25日，他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一份报告。3月12日，在罗浮宫博物馆正式开设伯希和特藏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