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在法兰西学院为伯希和正式特设了一个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讲座。
伯希和早期发表的著作有不少就直接出自敦煌文书。这就是他先后于1911年和1913年在《亚细亚学报》中，与沙畹（E。C havannes）合作，发表了由北京的学者刊行的一部汉文摩尼教论著的译本，他附上了一种不太重要的残卷，是他携归巴黎的。这部加入了大量注释的译作，又与50余种过去已经为人所知或者至少是已有人征引过的其他文献相比较，从而得以进一步加强，它时至今日仍是研究远东摩尼教的一部重要著作。伯希和从其学术生涯的肇始，便对此颇感兴趣，但也只汇辑了一批相当含糊的文献。我后来获知，中国天朝政府于7世纪末，对新疆的开拓，为摩尼教徒们开辟了东传的道路；一个世纪之后，回鹘人、蒙古人和突厥人选择摩尼（M ani）的宗教为国教，惟有伊斯兰教的压力才最终阻止了该教派的扩张。在敦煌重新发现的文献是按照佛经的方式撰写的，它们可能是中国摩尼教的基本著作《二宗经》的片断，该经文于694年传入中国。伯希和192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属于同一研究范畴，他于该文中揭示了“明教”直到17世纪仍在福州地区保持的残余势力。该文载汉学刊物《通报》中。伯希和于1910年开始为该刊撰文投稿，并于1920年担任该刊的主编，一直到其生命之末，为扶持该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可以逐领域地论述伯希和对西域古文献的释读。在人们称之为“东伊朗语”的范畴内，从塞语（Sace）和现在所说的于阗语（K hotanais，这是一种不规则的东伊朗方言）的解读起，伯希和扮演了一种开拓者的角色。他于1913年对于佛经《金光明经》（Suvarnaprabhasa）一种残卷的翻译，便借助了该经文的梵文原文和保存下来的汉文片断而译成的，从而使人从中更清楚地看到了这种难解的语言。挪威学者科诺（Sten K onow）和英国学者贝利（Bai1ey）后来的研究，都部分地依靠了在敦煌新发现的文书。
此外，伯希和长期关注伊朗问题。他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课程中，便阐述了伊朗人怎样在数世纪期间，得以充当印度或近东与中国之间媒介人的角色。从1903年起，伯希和便研究有关崇拜“天神”，也就是有关显祆教的汉文历史文献。他后来还可能证明，2—3世纪的中国佛经译师都是伊朗血统人，而并非人们过去所相信的那样是突厥人。除了佛教之外，伊朗人还向东传播了景教，该宗教随阿罗本从公元7世纪起就传入了中国；不少于30部景教著作都被译成了汉文；著名的西安府汉文—古叙利亚文的大秦景教碑的碑文，由带有佛教尊号“僧”的景教徒景净（A dam，亚当）所述。它提供了有关这次传播的见证，汉文文献也证明了在长江畔还存在着该教派的一座教堂，西方人仅仅通过和德理（鄂多立克，O doric de Por-denone）的暗示而知道了它的存在。在法国科学院，已有人就此问题作过多次报告，而伯希和当时实际是欧洲唯一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
在诸多的伊朗语言中，粟特语在整整第一个千年纪中，是传播的主要因素。在敦煌发现的一卷写本，证明了一个来自河中府（T ransoxiane）的粟特人商队聚落的存在。他们于7世纪到达了罗布泊以南。在敦煌也发现了一部非大藏经的佛教论著《因缘经》，其汉译本已由伯希和与粟特文本同时刊布，借助于汉文和藏文本，其粟特文本已由高狄奥（G authiot）解读出来了，邦文尼斯特（Benveniste）先生又重作了一遍并补充了高狄奥的著作。一部具有第一流重要意义的佛本生故事《吠桑檀罗本生故事》（V essantara）已经根据其粟特文内容而被作了考证，该文献及其他文献都是由同一位作者解读出来的。正是由于在西域发现的文书，我们才得以确定这种语言的语法，正如我们应将它归功于我已经提到的多位学者们相继努力的那种著作一样。
在突厥学研究领域中，伯希和留下了一部巨著。他于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在亚细亚学会所作的报告涉及了突厥和阿尔泰问题。早在1914年，他就翻译了一部回鹘文著作，该著作的一种很不完善的早期译本，是由于阿尔（C lém ent H uart）主持翻译的，而于阿尔只是接近突厥学而已，因为这个时代的突厥学家唯有伯希和。这是指一部受佛教灵感启发的叙事故事，其类似的文本也出现在藏文和汉文的大藏经中。该文献对于佛教史也并非毫无意义，同时也是现知的最古老的突厥文献之一。伯希和1930年有关回鹘文本的乌古斯汗（U guz—K han）的鸿篇巨制，同样也出自在甘肃敦煌的发掘。我至少还应该提一下他有关突厥人汉文名称的论文，诸如有关库蛮人（Com ans）名称的论文。该突厥部落来自西伯利亚，于11世纪迁往欧洲。直到成吉思汗时为止，他们在同化了乌古斯人（0ghuz）和蒙古人之后，始终雄居草原之主。
伯希和同样也介入了吐火罗语语言学研究，正如人们今天更愿意称吐火罗语为龟兹语一样。他的两篇坚实可靠的论文分别载《亚细亚学报》和《通报》，其宗旨在于将取经高僧玄奘的见证资料，与在突厥斯坦发现的文献残片揭示的语言学资料进行比较。他与烈维一样，也认为从被称之为乙种吐火罗语的语言中辨认出龟兹的特有语言，与突厥斯坦的吐火罗语相似。后者这就是其回鹘语题跋中所提到的ton？语（吐火罗语），换言之，也就是甲种吐火罗语。他据此而推测认为，这种方言属于一个伊朗血统的民族。这些观点又由英国人贝利和德国人谢德尔（Schaeder）所发挥。伯希和未曾直接参与烈维和梅耶（M eillet）占据着突出地位的解读工作，但他的具体阐述帮助了研究工作。从他负责携归的文献中，产生了烈维的那些文章，今天又由菲利奥札（Filliozat）所继续。
在藏文的内容方面，伯希和在1913—1915年间，连续描述了西藏纪年中的甲子周期（迥绕），对保存在柏林写本中的《甘珠尔》（K anjur）目录作了评论。他还论述了藏文名词的汉文对音，特别是竖立于822年的拉萨碑（唐蕃会盟碑）中的对音转写问题，专家们辨认出了亚洲碑铭中的最重要的碑刻之一。在另一个范畴中，我于此可以提到他为古伯察（H uc）和秦神父（G abet）《鞑靼西藏旅行记》的英文再版本所写的导言。马伯乐（H。M aspero）、巴科（J。Bacot）先生和拉露（M。Lalou）小姐后来的多种著作，均出自1908年的这些发现。它们与那些相关的考察结合起来后，又振兴了藏学研究。
伯希和甚至还触及了阿拉伯问题。当他研究中国最早的阿拉伯文碑铭时，或者是当他描述在蒙古人统治时代移居中国北方的撒玛尔罕穆斯林聚落时，便是这样做的。最后，伯希和1913年有关“萨满”（Sham an）一词和萨满教的研究论文，则涉及了整个亚洲的最原始的文化形态。
我们已经相当清楚地看到，伯希和对于文化交流、对于可以通过表象而阐明古代亚洲各个民族各自历史的一切内容，该是多么感兴趣啊！他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海上贸易领域中的研究，则由于夏德（H irth）和柔克义（R ockhill）刊布的一种13世纪的汉文文献，而得到很大的便利。他对该文献作了一种广加发挥的诠释。例如，当他于1925年论述“犁靬”（犁鞬、犁轩）的名称时，又偶然地将其研究推向了埃及，因为“犁轩”是中国公元2世纪的断代史中所接受的地中海东岸亚历山大城（A lexand-rie）名称的讹变。在更近期，于1933—1936年之间，他非常详细地研究了郑和于15世纪初叶下西洋时的海上远航，从而又为中国向东南亚开拓的特征，提供了一种生动的突出例证。最后是一些涉及同一时代的问题，成了他死后才于《通报》中发表的一篇长文的内容。这就是《（明史）中的火者和写亦虎先》，文中论述了一个出身于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家族和自16—17世纪起便定居在中国中原的一名西域穆斯林。
大约在1922年左右以及在此之后一段时期内，伯希和受到了一个表面上看来与其正常工作无关的问题的吸引，这曾是他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的机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成果都不完整，不过其中已经包括了那些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著作。他确实关注在蒙古人与教廷之间于13世纪期间存在着的关系，特别是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教皇于1245年决定派遣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 arpin）出使南斡罗思（R ussie，俄罗斯），以试图使成吉思汗的最早继承人之一贵由可汗（qagan G üyük）接受教廷的归化。蒙古首领的答复绝不是令人鼓舞的。然而，圣·路易（Saint Louis）于9年之后又重申了这项要求，派遣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G ui-laum e de R oubrouck）出使蒙古。此人于喀喇和林（Q araqorum）逗留在蒙哥（M ongka）大汗的宫中，后来对其旅行作了一种生动的记述。伯希和有幸在罗马找到了贵由汗复信的波斯文原件，上面加盖一枚御玺，它是由柏朗嘉宾于1246年携归的。伯希和获得了出自波斯蒙古诸首领的多封蒙文书信，他还获得了出自一位景教大主管的一批阿拉伯文书信。这些文献与其他文献一并，使他得以在细节问题上都能阐述清楚教权与王权之间的交易，追踪一个多世纪期间的西域基督教教团的命运。我们正等待《法国科学院论丛》将发表的一部经过长期准备的文集，书名为《十字军远征史论集》。此外，伯希和一直坚持对于更晚时代的远东基督教的调查。如有关利玛窦（M athieu R icci）神父、16—18世纪耶稣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区、亚德兰（A dran）主教、礼仪之争等以及其他问题的调查。他既在欧洲书目方面，又在整理亚洲文献方面，都显得极其得心应手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