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去了澳大利亚访学；而四毛则依然狂热地思考艺术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的问题。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也罢，还是说回到圆明园吧。
1994年，圆明园已经很有名了，被称为画家村，而村长是伊灵。多年后的今天，伊灵依然是饭局的热心组织者，他的爱好之一就是搞几十人的大场面，然后堆在椅子里一言不发地看着被他认做兄弟的牛鬼蛇神纵情声色，表情一片慈祥。大场面酒局是圆明园遗风。那时，若谁有朋友来访，一定不会忘了叫上几个水深火热的弟兄一起来蹭饭，吃独食儿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请客的一定是外来的朋友，因为外来者基本上都是抱着访贫问苦的心态有备而来的。若是偶尔来了热爱艺术或者热爱艺术气氛的大款，那简直就是圆明园的节日，不管关系远近，大多闻风而动，不请自来；然后喝得乱七八糟，尽兴而归，过后基本上都想不起请客人的名字。
福缘门那条小街上有几家小馆子，比较著名的有老五的馆子和老四的馆子。后来诗人王强端来了贵州酸汤鱼后，他那里就成了画家的食堂兼酒吧。也不是谁都能随便出入那里的，没钱又混得不好的赤贫画家们经常眼巴巴地看着一大帮混得很积极的画家簇拥着老外、画商和评论家拥入那里推杯换盏高谈阔论。所以，能常去王强馆子做体面人，简直是像五匹这样的初出道者的最奢侈最美丽的梦想。
下馆子毕竟不是生活常态，最常态的生活是互相蹭饭。最初到圆明园时，我和一个香港女孩住在画家叶友隔壁。一到吃饭时间，长得跟大仙儿似的老何总会一脸肃穆地拎着瓶二锅头准时报到，然后大家就会七扭八歪地坐在叶友那满墙血淋淋的生殖器横断面前，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那时，虽然没有一个公共的大食堂，可是三五成群地搭伙吃饭倒是随家可见。
我成了五匹的家属后，我的家就成了五匹的食堂。我那时没有工作，打着上学的名义蹭来的钱，除了交房租以外，每月只剩一百来块。要用这点钱养活五六个大小伙子，还真不是一般的精打细算就能应付得了的。为此，正值青春的我，在绞尽脑汁之后终于熬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村家庭主妇。于是，我每天早晨骑着自行车到西苑早市上去逛，主要的目标就是一个一块五的鸡架子和两斤四毛钱一斤的豆芽，然后是两斤馒头，预算基本上控制在五块钱以内。起来那么早，但早饭我基本上没吃过，因为圆明园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中午之前起床，是大多数人的标准作息时间。我总是在大家还在熟睡的时候架上火炖上一大锅鸡架子汤，里面偶尔放些土豆片或者白菜，然后把豆芽用开水焯熟了，拌上一大盆凉菜。一到吃饭时间，不用叫，大家就都特自觉地拿着饭盆过来了，而且，总有人自觉地拎着瓶二锅头来。俗话说：无酒不成席。就因为顿顿有酒，还因为每每到饭点儿，总会有些流动人口不期而至，所以我们的馒头挂面的日子看起来总像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流水席。
时间一长就会觉得不耐烦了，于是脸色便开始难看起来。大家都很知趣，第二天便都不来蹭饭了。如此清净了几天，便开始觉得不忍心，因为根据我长期的视察经验，这帮男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清水挂面，连一片菜叶子都想不起来放，于是便又没出息地挨个儿去叫，于是大家好了伤疤忘了疼，于是我的情绪在不停的欢声笑语和偶尔的不耐烦之间循环往复。
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头节目，但是能常吃上荤腥简直是个奢侈的梦想。每每路过桥边的那个小菜市场，我们总是闻着猪头肉的香味不停地咽口水。有一天我突然大发善心，决定给先生和他的一个更穷的朋友开顿荤的，于是便大踏步走向猪头肉。猪头肉十块钱一斤，我握着手里被汗浸湿的钱，假装满不在乎地说：“师傅，来二两猪头肉！”师傅刀一偏，三两！我的心急剧地疼了一下。手托着三两猪头肉走在路上，身后的两个青年腰杆儿挺直、扬眉吐气，跟过上大年了似的。那个小朋友很真诚地说：“我以后有钱了，一定请你吃一斤猪头肉！”（后来，他考上了电影学院，毕业后还开了公司当了老板，但他一直没请我吃过“一斤猪头肉”。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
其实，生活远没有我描述的那么苦大仇深。没钱归没钱，可是最不缺的就是快乐和酒。夏天的时候，画家们会跑到福海里面捞螺蛳和河蚌，还在深夜里打着手电筒抓蛤蟆。我亲自经历过的两次自助盛会，分别是李松的一麻袋河蚌宴和五匹的千只蛤蟆宴——荼毒生灵啊！这样的吃喝盛会总少不了酒，于是手头宽裕点的画家总会抬来一整箱一整箱的啤酒，大家在酒过三巡后开始划拳行令、朗诵诗歌、弹吉他吹箫，一片欢声笑语！
跟画家们总能自力更生地找到小生物开荤一样，无论多贫困，爱喝酒、爱凑热闹的画家们总能闻着味找到酒局。比如新人问厕所在哪里，酒鬼杨青会告诉你：顺着二锅头往右拐。
除了永远带酒的便饭，一般中小规模的酒局都会从深夜喝到天明。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嗑儿可唠，反正艺术啊，人生啊，理想啊，女人啊，鬼啊，谁和谁的往事啊，谁谁谁的糗事啊什么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信马由缰地无主题变奏个没完（那时唯独没有谁谈论若中了五百万该怎么办）。谈论什么大家都兴趣盎然，讲什么段子大家都能笑成一片，印象中的聚会气氛从来没有疲软无聊的时候。也不是总笑，偶尔也哭，而且一哭就抱成一坨儿，不知道的以为是谁死了娘亲呢。其实，哭，大多不是因为伤心，大多是因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的感动。
酒鬼多，酒后的热闹也就格外的多。有时候喝多了也打架，看见打架谁也不惊慌，只是有条不紊地拉架，因为都知道第二天酒一醒，打架的人又会“一喝泯恩仇”。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圆明园新生，还是圆明园老泡，只要观察他面对看似绝情而凶险的暴力场面的反应就知道了——面对“险情”，老泡们一般都是一副见惯大世面的不严肃表情。
有一天深夜，我和先生昏昏欲睡，突然听见对面鹿林家的铁门被砸得“咣咣”直响，只听到喝多了的张东在高喊：“鹿林，鹿林，起来喝酒！”鹿林在里面喊：“睡了，改天吧。”我们又昏昏欲睡，突然又被砸醒：“鹿林！鹿林，大艺术家张东找你喝酒！”鹿林声音有些不耐烦：“我刚吃了四片安眠药，改天吧。”第三次被砸醒我和先生都坐起来了。照我们对鹿林的了解，估计要出事儿，果然，只听得一声怒吼：“你奶奶的！”待得出门瞧时，鹿林正拎着菜刀满街追赶张东。霎时间，小街上就围满了看热闹的，但除了瘦小的四毛冲上去揪着高大的猛汉张东一顿花拳绣腿，而张东只是慈祥地笑看四毛并不还手外，无人上前拉架，因为都看见鹿林手中的刀是刀背冲下。永远都是这样，虚张声势的大喊大叫一般都不会真打。即使真的见了红，也没听见谁跟谁结下什么不解之仇，基本上第二天就又坐在一起笑侃昨夜酒后的荒唐了。偶尔煽起情来，他们甚至还会称兄道弟地说上一些肝胆相照的掏心窝子话。
酒后的笑话每天都可以看见听见。最经典的一个是迟耐的，他酒后打面的，从左门上去，交了十元钱，然后拉开右门下去了。车走了，迟耐才发现自己在原地。他现在是经营着几家中档饭馆的大老板，如此狂热地开饭店酒馆，不知道是否跟他当初的爱吃爱喝有关系。
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很奇怪，圆明园什么都缺，缺银子、缺女人、缺媚雅的小资和有良知的大款，可就是不缺酒！就是永远不缺酒后的欢声笑语！——那时大家都那么穷，怎么就会那么开心呢？！
看见有人在论坛里吆喝送旧家具，我那叫一个干着急啊！因为我有个毛病，特别喜欢拣二手的东西用。但现在，家里已经实在不再需要什么了。
1993年来北京，睡折叠行军床的办公室不算，我的第一个正式的“家”坐落在圆明园西门的福缘门村。那时候所有的家具都是由茶叶箱子组合而成。双人大床是十几个大号茶叶箱子铺成的，书柜是十几个小号茶叶箱子摞成的，饭桌是一个大的茶叶箱子，而凳子则是几个小茶叶箱子……不仅是我家，其他画家的家具也都是茶叶箱子。不同的是，他们的茶叶箱子比我家多了放颜料和画板的功能。
搬到宋庄以后，我们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个豪宅。那是一个后开门的两百平方米的大院子，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房子四面透风。每到冬天，再密实的窗纸也糊不住所有的窟窿，但是我们建设家园的热情却是高涨的。一开春，我们就和另外几个画家合伙租一辆车，到北沙滩的旧家具市场买旧家具，转悠了一整天，砍了很多价，狠了好多次心，终于买了两个旧书架，一张三合板矮饭桌，两把木头椅子，一个旧书桌和一个下面可以放餐具上面可以当案板的木头柜子，总共花了一百多块钱。我们第一次有了茶叶箱子以外的正式家具，当时那叫一个高兴啊！
有了自己的大宅院，旧家具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了。几乎每个朋友要换家具的时候，都要首先征求我的意见，任我挑完了以后，才把剩下的卖给小商贩。于是，我家渐渐开始真正豪阔了起来，先是有了两个怎么也装不满衣服的大衣柜，后来又有了简易但很正式的木板双人床，而且还有了沙发！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可以当折叠床，一个怎么折腾也依旧是沙发。
茶叶箱子不知不觉中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一台电视机和第一台冰箱是同时惊现于我家的。那是来北京后的第五个年头。我和老公吵架，忘了为什么吵了，只记得吵得恩断义绝，老公离家出走，我哭得震天撼地，满村子都知道我即将被抛弃。两个经常左手拎着鸡、右手拎着鸭来蹭饭的女孩闻讯赶来慰问，顺便搬来了一台老式冰箱和一台旧彩电，说是同学毕业了，花五十元买来的。我登时破涕为笑，乌云顿消，彩虹满天！两天后回来准备拿东西走人的老公进屋看见两件豪华大电器，满脸肃杀立马变得有些扭捏，对新家具的共同好奇使得我们兴致勃勃地共同研究起使用方法，同时争论冰箱里都该装什么。我说要买一大堆便宜蔬菜冰冻起来以备过年有绿色蔬菜包饺子，他说冰冻层应该用来冰热茶，那样来客就可以喝上自产的冰红茶了……如此争论不休，然后谁也想不起来提离婚的茬儿了。
几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两件旧电器，是我那仗义姐妹儿自己花四百元从旧货市场买来的，就为了哄我俩高兴。
来北京十年之后，我们有了第一套楼房，朋友的二手房，装修都是现成的。我进去看了看，说：“你那床垫子还要搬走吗？”——于是，我们有了第一张席梦思软床垫子。
又过了三年，有了第一张另一朋友淘汰的大双人床，床垫子终于被搬离了地面。
新家新气象，我却怎么也不舍得扔掉那些二手家具。但地方有限，艰难抉择后，旧家具纷纷送给其他朋友，只留了两个旧书架和两张小木头茶几兼餐桌。这样又过了两年，朋友淘汰了旧衣柜，正好和我家地板一个颜色，于是又拉了过来。从此，我们就什么也不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