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子地里，黄豆被收割完了，我们又乌泱一下提着兜子扑上去，总会有些提前成熟爆裂在地垄里的散豆子供我们拾捡。别小看这些散豆子，一天下来，兜子里就会沉甸甸地攒上个一斤两斤的，过几天，这些豆子就陆续换成了豆腐，有成就感死了！（突然想起来，那时候的豆腐真好吃啊！换完端回家的路上，基本上就能吃掉一半。）
最过瘾的是去山下的稻田。稻田也收割完了，我们这些勤劳的小清洁工就去田里捡稻穗儿。稻穗比豆子好捡多了，因为都是整棵整棵的（当然是一小串一小串的“整棵”）。稻穗捡回来，因为没有脱粒，所以我们不能吃，但是拿来喂鸡是最好不过的了。
其实，不止是秋天，只要是不上冻的季节，田地里都会出产些可以丰富穷人餐桌的东西。以稻田为例。
夏天，稻田里有水的时候，不用放鱼苗，自然会有很多小鱼，以鲫鱼瓜子（小鲫鱼）为主。稻田不都是高低错落的吗？于是大人们就会在晚上，在稻田与稻田之间的通水处放上一个小网。第二天一大早（一般是四五点的样子），起早去收，就会收获一大堆活蹦乱跳的新鲜鲫鱼瓜子。
稻田里也有泥鳅，但泥鳅不容易落网，而且，夏天的时候泥鳅还不肥。等到秋天，稻子收割完了，霜降了，但是田里的淤泥还没有被冻住，我们就拿着小铲刀去田里挖泥鳅。怎么挖呢？就是细心地寻找有孔的地方，顺着小孔一点点挖，最终总会找到正在琢磨着怎么过冬发呆犯傻的胖泥鳅！据说，这种田里挖出来的泥鳅最有营养，最补人。
上面说的是水田。旱田里，除了庄稼也一样还有好多可以养人的东西。比如玉米地，春天的时候会长满荠菜和婆婆丁（学名蒲公英），还有苣荬菜等等现在人当山珍而我们用来喂鸡喂鸭的野菜。夏季的雨天，我们就去抓蛤蟆。秋季庄稼成熟了，还没收割前，我们就去抓蚂蚱，抓老大一袋子，烤着吃，当零食。
再说水里。哎呀，那就别提了。夏天捞鱼，摸蝲蛄（龙虾的一种），好吃的好玩的多了去了！
新鲜的小鱼，即使在冬天，也有办法吃到。东北的冬天，大河都被冻得特厚，一般是半米到一米。我们用凿子“哐哐哐”地凿上半个上午，才能凿出一个直径半米的冰窟窿，然后，就可以看见很多鱼（主要是泥鳅类的）游过来仰着脑袋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全然顾不上防备。于是，我们就有条不紊地拿着笊篱捞之。捞出来，往旁边的冰上一甩，鱼们、泥鳅们扭动几下就被速冻了，栩栩如生地保持着扭动的姿态。捞完一笊篱，还有后来鱼，直到我们捞到手软不想再捞了为止……
农村的土地很养人，即使物质生活不富裕，春夏秋冬都可以在山上在田里在河里找到东西吃，而且纯天然，有营养。这种例子，举也举不完。当然，这种来自天然的奢侈，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中学以后，大概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吧？稻田里就再也网不到鲫鱼瓜子了，据说是因为农药把小鱼都给杀死了。而大河里随意捞到“速冻泥鳅”也难了，据说是因为上游开矿了，污水直接排进河里，鱼和泥鳅都活不下去了，成批地自杀了。另外，现在回老家，曾经一望无际的美丽稻田也萎缩得可怜了，几乎成了小镇疯狂崛起的商品楼旁边的零星点缀。曾经差点淹死我的大河，也没那么厚的冰层了，因为河水都快干了……
哎，不能说了，越说越觉得现在吃的东西不是人吃的东西，日子也不是人过的日子了。
妈妈是中学老师，我们家乡小镇上的很多老师都曾经是妈妈的学生，就连我的高中老师也是。妈妈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管得相对多的是妹妹。我和妹妹只差一个年级，我初三她初二，妹妹的班主任经常向妈妈告状：“你的孩子老不做作业，你得管管了！”妈妈没管，只是隔几天就对照着妹妹的课本考她几道数学题，发现她都会，于是妈妈就再没要求妹妹做作业。做家长的如此不配合，老师也只能干生气，没办法。
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很不稳定，好的时候全班前几名，差的时候全班倒数第二。有一次，考得特差，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来，回到家，灰溜溜地钻进自己的小屋，妈妈过来问：“考得怎么样？”我实在说不出口，就搪塞说：“妈，别问了，我下次告诉你好吗？”我的意思是，下次考好了再汇报。妈妈微笑着说：“好啊，那我下次等你的好成绩。”妈妈的信任和期待让我不好意思不打起精神努力几天，于是期末考试，我果然一下子提高了几十名。长大以后想起这事，突然明白，妈妈是我老师的老师，随便一打听都可以打听出我的成绩，即使不打听，我的老师也会向妈妈汇报的，她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当时考得那么差？！而一个母亲，得有多大的耐心和容忍才能那般地沉住气不戳破我急待隐藏的真相？我的自尊就是这样屡屡被妈妈的装糊涂而完好地保护起来。
高二的时候，高考的压力使得许多孩子都被家长剥夺了看电视听音乐的权利，可那时《红楼梦》正在热播。我可能是全班最幸运的人，因
为每天晚自习结束，我都能冲回家看两集《红楼梦》。受了电视剧的影响，高三的时候我开始读《红楼梦》，也不多，每天一两章。学习最紧张的时候，我不仅开始狂读名著，还天天把家里订阅的《大众电影》和《电影画报》带到课堂上去看。而我的这些优于其他同龄孩子的“特权”从来没有被妈妈剥夺过。
后来上了大学，有一次妈妈无意中说起我高三在课堂上看杂志的事情。她说，当时我的班主任找了她好几次，让她对我严格管理，可是妈
妈当时什么也没跟我说，放任自流。我很惊讶，问妈妈，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没有批评我，而要私自顶着被老师埋怨的压力？妈妈波澜不惊地说：“我觉得读什么书都是收获，没必要剥夺啊！”成年以后，想起这件事情，每每感慨不已，心中充满无法言说的感激。正是这些“不
管”，才使得我的童年到青春期一直没受过任何委屈，没有受到任何兴趣上的压抑，使得我在独自面对社会生活（包括在学校受到老师责骂）的时候充满了无所谓的心气儿。很多朋友说我 “底儿厚”、抗折腾，什么挫折在我心里都不会留下什么阴影。而这底子，正是妈妈的无责备教育的成果。但妈妈自己对这些可能毫不知情，她可能只是顺应了一个做优秀妈妈的本能。 最离谱的是高考。高考那些天，所有孩子都被家里当成了谁也碰不得的皇帝。高考那天，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早早起来给孩子做一顿特丰盛的早餐，而妈妈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跟往常一样，给我吃昨晚的剩饭，临走，也没有特别地嘱咐，就让我跟平常上学一样独自去参加高考了。而我考完第一科出来的时候，却看见爸爸跟所有家长一样在操场外焦虑地等待着。
后来我才明白，看似粗心的妈妈实际上是用心良苦。由于没有家长的严阵以待造成的紧张的高考心理氛围，所以我很放松，发挥超常，一下子考上了当时人人向往的本科大学。
由于妈妈的“不管”，所以我一直活得比较任性，经常会有一些超出常规的举动，但是却没有一次受到妈妈的责备，相反，却是最大限度地支持。大学二年级，我觉得大学无聊，想退学去北京游学和当小保姆。当时正在做乳腺癌手术的妈妈没有表现出激烈的反对，她只是静静地听我兴高采烈地憧憬着美好的不靠谱的未来。还是后来的几天，爸爸单独跟我商量说：“你看，你妈妈正在病着，你是不是考虑过一段时间再退学？”爸爸的温和和诚恳让我暂时打消了那个任性的念头。
大学毕业，我千辛万苦地留在了延吉工作（对于朝鲜族学生来说，当时户口留延吉就像现在的学生想留北京一样难也一样迫切），并且在当老师的同时又被借调到报社去当兼职记者，这在当时是让人羡慕的事情。可是工作还不到一年，我就由于看不惯社会上的各种人际丑恶而灰心丧气，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于是想出家或者流浪到死。就这样，没跟父母打一声招呼，我就私自辞掉了国家正式工作，回到家乡去跟父母做流浪前的告别。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母着急了焦虑了，但是语气依然温妈妈对我实行的是“不管”的政策，但对她的学生却是忘我地投入。小的时候，我家经常是学生们的临时食堂和宿舍，而她辅导的学生成为了那个朝鲜族中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重点大学的本科生。这在当地是件大事。我们家在东北通化，不是朝鲜族聚集区，所以朝鲜族中学一直是属于不被重视的边缘学校。然而，在朝鲜族中学任教的妈妈却成为了当时全县唯一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获奖之后，各种荣誉随之而来。心思单纯的妈妈有一天回来跟爸爸说：“他们要我去当副县长，你说怎么办？”最了解妈妈的是爸爸。爸爸说：“政府里的人事很复杂，你太单纯，不适合在那样的地方待。”于是妈妈就一点都没挣扎地推掉了政府的任命邀请，继续安安心心地在中学当她的好老师，副县长，那可是别人看着都眼红的位置！除了面对学生，妈妈对人际世事一窍不通。从小到大，我都经常看见妈妈一脸委屈地回来跟爸爸讲：“他们老说我拼命工作是为了拿先进，我就是好好教书，也没想那么多啊！我跟领导说了好几次了，别评我先进了，他们老不听。”她就跟个小姑娘似的。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但已经开始用“可爱”来形容妈妈了。
朝鲜族的花甲大寿是很隆重的，但爸爸妈妈只通知了亲朋好友，而没有通知学生。但办大寿那天，却突然来了好多好多学生。一个班级一个班级的学生，顺次地捧着花篮上前来行大礼敬酒祝寿，最大的都已经头发斑白了，跟妈妈年龄差不多。其中，还有拄着拐杖的瘸腿中年男人。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了。也许，在那个小镇上，妈妈是唯一一个能得到如此幸福回报的“寿星”。
妈妈一辈子都忙着教育别人的孩子，而对自己的孩子，几乎从没有实行过很认真的“教育”。也许，正是这种“零教育”，才使得我的天性从小就没有受到严格的管制和挤压，所以我才能像野草一样快乐地长大；所以我才能没有任何压抑感地去经历着独属于自己的冒险人生；所以，我才能完全地成为我自己！而且才能在生活中保持乐观和平和。因为，我在妈妈的尊重中学会了对别人的尊重，在宽容里学会宽容，在鼓励中学会鼓励，在期待中学会期待，在淡定中学会淡定，在坚强中学会坚强，在爱的智慧里学会了爱别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