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前文提到过《于丹论语心得》当中的一个故事：“一个国王每天都在思考三个最最终极的哲学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最重要？什么事最重要？什么时间做事最重要……”于丹说这是大学英语课本里的故事，我想，即便真是这样的话，应该也是用英语表达的一个当代中国的心灵鸡汤的故事。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传统里，人们是不可能把这一类问题当做“哲学问题”的，只有在中国，以及在一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地方，人们才以为这真的就是哲学。
黑格尔说过一个非常得罪中国读者的观点：中国没有哲学，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黑格尔在说这个话的时候，特别针对了儒家，中国人虽然很不高兴，但中国人自己也常常说什么“一部《论语》通篇都是教你做人的道理”之类的话，这岂不是在为黑格尔作证吗？
其实症结在于大家对哲学的理解不同，西方人心目中的哲学是探讨宇宙万物的本质，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度等等，中国人会说这些问题都是大而无当、言不及义。中国人心目中的哲学则是为人处世、权谋机变、治国平天下，西方人会觉得这是纯然的世俗的学问，充满了功利色彩，而哲学是应该超然物外、远离功利的。所以，像国王的那三个问题，中国人以为是哲学问题，西方人却绝不会这么想。
02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先哲们早早为哲学订立了一个标杆：哲学是贵族的学问，人们之所以探究哲学问题，纯粹是因为吃饱了撑的，拿一些毫无实际用途的东西愉悦自己的好奇心；一旦有了功利上的考虑，那就落了下乘，所研究的学问也就不能称其为哲学了。
曾经有一位自矜家世的豪门贵妇向我抱怨，说中国当今富人虽多，贵族却不见一个。她的言下之意是，只有像她自己那样的人才配得上贵族这个称号。但是，她经营着一家公司，每天都要亲自操持。虽然这公司就算垮了对她也不会有多大影响，但是，仅从经营公司这一点来说，她就已经不符合贵族的标准了。
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相当简明扼要地讲述过个中原委。如果你想了解贵族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那么这是一本不错的读物。桑巴特是马克斯·韦伯的同时代人，比后者只大一岁，他在这本书里谈及人们对何为贵族的观念变迁时说：
……这一观念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商人的孩子在经历一两代之后，依靠父辈积攒的金钱所发挥的作用而成为绅士，不再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是这在最初只是对已经富裕起来的商人的儿子或孙子来说才是现实（在笛福眼里，商人意味着批发商和零售商）。然而，仅靠财富在那时还不能成为绅士。笛福将商人——不管他们多么富有，生活得多么优越——与绅士——他们可能一贫如洗——作了十分清楚的区分。
商人只要还在从事商业活动，那么他就与同类人没有什么差别。只有当他从商业活动中引退后，他们才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与绅士建立联系，甚至“开始做绅士”。
笛福也曾提到，许多绅士非常不情愿接纳新近发财的平头百姓的子孙，更不用说吸收发财致富的第一代人了。（［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pp.17-18.）
然而，显贵阶层的贵族特征表现为一个人被承认为贵族并不只是因为其财富，而是要求具备完全非资产阶级特征的品质。与实际的商业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及培养家族传统——这体现在贵族佩戴纹章这一不变的习俗中——是被上层社会接纳的先决条件。（Ibid.，p.18.）
贵族最为自我标榜的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闲暇，哪能亲手去做经营性的事务呢，这实在太粗俗了。英国绅士为什么走路要拿着一根无甚用处的手杖，那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手总是被这个无用的东西占着，可不是什么干活儿的手；贵妇人为什么喜欢留长长的指甲，那是为了标榜自己是个不事生产的人。凡勃伦写过一本《有闲阶级论》，专门探讨这个问题，正如书名所示，他特地标榜的是“有闲”，而不是有钱或有地位：
作为一位有闲的先生，他生活中的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种可敬的有闲，他要使旁观者获得印象的也就是这一部分。但他的有闲生活并不是全部在旁观者的目睹下度过的，其间有一部分势不能为公众所看到，为了保持荣誉，对于这个不能为人所窥见的部分，就得有所显示，使人信服他的生活的确是有闲的。他应当想出些办法来做到这一点，对于不为旁观者所见的那部分有闲生活，他应当有所证明。这一点只能间接地做到，办法是把他从有闲中得来的一些具体的、持久的成绩显示出来，这就同他所雇用的工匠和仆役们的情形一样，他们也是惯于把工作中一些具体的、持久的效果显示出来的。
……
但是在更为狭窄的意义上的“有闲”与“侵占”不同，与对无实际用途的物体作表面的生产性努力的情况也有所不同，通常它并不留下物质成果。因此，“有闲”的既有成就所表现的大多是“非物质”式的产物。……举例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就有这样一些学术研究：古代语言和神秘学，合标准的文字拼法，文章构成法与诗歌韵律学，各种类型的家庭音乐与其他家庭艺术，关于服饰、家具与设备的时尚，关于各种竞技与运动比赛，关于犬、竞赛用马之类不为实用而培养的动物，等等。当初进行这些形形色色的研究时自有它们的最初动机，有关的一些知识就是在这个动机下开始取得的，这类知识也是在这个动机下开始流传开来的，这个动机跟要表明人们的时间同样没有花费在生产工作上这一愿望也许全无关系，但是要晓得，除非这类研究成果经证实是可以用来作为不事生产地消耗时间这一点的适当证明的，否则就不会继续存在，就不会保有作为有闲阶级的惯有成就的地位。（［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pp.36-38.）
03
如果一个人真是货真价实的贵族，真的有大把的闲暇，甚至一辈子的所有时间都是可以供他挥霍的闲暇，那么他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我和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北京人说他会整天呼朋唤友侃大山，当然少不得啤酒和羊肉串；四川人说他会打一辈子麻将，再大的输赢都无所谓，用这气度吓住牌友们；最有抱负的人无非是想要周游世界（海盗路飞就是这么做的，但这依然缺少智力因素），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去研究“古代语言和神秘学，合标准的文字拼法，文章构成法与诗歌韵律学……”
贵族当然可以靠闲聊和麻将度日，毕竟连抽鸦片的也大有人在，不过，这样的贵族在本阶层里一定会遭到鄙视的，因为贵族阶层支配闲暇的方式一旦与非贵族阶层不能泾渭分明的话，贵族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我们以书籍为例，市民阶层的读书趣味首重实用性，比如今天的考研辅导书和各种培训、应用技能类的参考书总是最好卖的一类，其次是准实用类的读物，比如各类时尚杂志，教你如何穿衣打扮，还有各种实用旅游手册，指导你旅游途中的各种注意事项。我们可以参照一下18世纪的欧洲名城，那里的经典畅销书是每年都要修订更新的妓女名册，一本《科文特加登广场女士的哈里名录》首印的8000册才下印刷机就销售一空，巴黎同样类型的“年鉴”是《巴黎各级各类小姐地址总录、快乐日历，帕福斯》，当时是文雅的高级妓女而不是影视明星主宰着整个社会的流行时尚。
贵族趣味可不能也被这些文雅的高级妓女主宰，这个关系即便不颠倒过来，至少也要彼此撇清。贵族总该更加高雅一点，他们应该有一些独特的方式来支配自己的闲暇。
闲暇当然可以随便支配，但你如果真想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贵族，你支配闲暇的方式其实相当有限。你既然有大把的钱花不出去，你就可以做艺术家的恩主——这是贵族们最典型的支配闲暇的方式，像意大利的美蒂奇家族就是这样的，我们能看到米开朗琪罗等艺术大师的杰作，这都要感谢他们。
但是，若论到最高贵的支配闲暇的方式，举世公认只有一种，那就是研究哲学。
我之所以说“举世公认”，并非笔误，而是包括了中国在内。中国的魏晋玄学恰恰就是这么回事，即便以黑格尔的标准，也不得不承认魏晋名士们的所谓清谈充满了哲学意味，讨论着宇宙的本源是“无”还是“有”，其境界高远辽阔，而且无不以涉及世俗、涉及功利为耻。所以，西方所谓的哲学，在中国传统上对应的概念其实就是玄学，玄学的代表时代就是魏晋，代表形式就是清谈。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魏晋清谈”基本就是“空言误国”的同义词，中国人推崇的是“学以致用”、“有补于世”，无论是学什么或是聊什么，总得有点实际用处才行。结果呢，既然魏晋清谈被当成了千古流传的反面教材，贵族们只好用提笼架鸟、纵酒烹茶之类的小情调、小娱乐来打发自己的闲暇时间了。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理解冈仓天心所推崇的茶道了呢？
04
在西方世界里，既然研究哲学被认为是贵族们最高贵的一种消磨闲暇时光的事情，贵族们是不是都以研究哲学，甚至成为哲学家为荣呢？这的确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但实情并不是这样。如果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事业中去，哪怕这项事业就是高贵无比的哲学，这在贵族看来也嫌粗俗了；成为哲学家的念头更是要不得，一名贵族只能是一名贵族，哪能成为这个家、那个家呢？
笛卡尔就是这样的人，虽然取得了伟大的哲学成就，但坚决要给人留下一个“业余哲学爱好者”的印象，如果你夸他是哲学家，他一定会认为受到了侮辱。
这种观点倒是和孔子“君子不器”的说法一致，君子不应该成为某一种专门的人才，无论是工程师、律师还是哲学家，这都不是君子该有的头衔。而在孔子那个时代，“君子”这个词主要还在沿袭它的本义：封君之子，简单来说就是贵族。
这好像是一个早就被历史无情淘汰的思想，但是，1806年拿破仑的军队打进了柏林，普鲁士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富国强兵的任务，于是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我们可能不容易想到的是，教育改革居然也被提上了日程，这好像不是什么急务嘛。众望所归之下，威廉·洪堡担任了文教署署长，他着手改革学校制度，建立了不同于传统大学的柏林大学，这对于当时的普鲁士的意义就相当于中国晚清时建立的京师大学堂。
然而洪堡所贯彻的教育理念并不是以科学技术为优先，不是以船坚炮利的知识为要务，恰恰相反，“大学不应等同于职业培训学校或专科学校，而应该是一个纯科学性的、不带任何具体目的的一般教育机构。在大学里，教师通过与学生的共同活动，对他们施以普遍人性的教育和个性的教育。因此，大学向社会提供的不是有实际知识的专门人才，而是具有人类优秀品质和完满个性的人。”
听上去这真是传统贵族的迂腐之见，甚至还有几分回到中世纪的味道。拉什达在《欧洲中世纪的大学》里说过，那时候大学的荣耀之处就在于学问的神圣化。
照此看来，今天我们的大学风貌应该叫做“去神圣化”，这真是一个很有后现代气息的字眼啊。也正是因为市场打败了贵族，大学越来越像职业培训学校或专科学校了，大学生当然也就越来越像技术工人了。
200多年前的洪堡之所以会有那样“不切实际”的想法，绝不是被拿破仑吓慌了手脚，也不仅仅是出于对中世纪大学之神圣性的向往。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向往着古希腊式的生活，在他看来，古希腊人才是“人类存在的理想范本”，在他们身上，想象力和理性分析的能力和谐共存，而现代人总是各有偏废，比如歌德是伟大的诗人，独享着无人可以比肩的想象力，康德则是伟大的哲人，他的理性分析能力可谓空前绝后，至于像古希腊人一样兼具二者的，在洪堡看来就只有一个席勒了。如果洪堡的教育理念在我们这里也会开花结果的话，那么文科生就不会贬低理科生缺乏人文关怀，理科生也不会嘲笑“文科生的逻辑”了。
我们之所以屡屡对古代的事情产生误解，总是以今天的认识推想古人的想法，是因为时代的距离和空间的距离确实造成了许多的格格不入。今天的市民社会特别重视专才，一个人在任何领域只要获得了专业资格，就会受到旁人的钦敬，而那些“君子不器”的可怜人啊，反而最被人看不起。
所以西方哲学中的那些经典话题如果拿到我们这里来，尤其是放到百家讲坛或畅销书展台，是很容易被我们嗤之以鼻的。举一个例子好了：我现在正在写字，那么我面前的这张桌子到底存不存在，就算它也许真的存在，但我能不能“确定”它的存在？
你肯定会说，这算个什么问题，桌子明明就摆在你的面前，看得见，摸得着，怎么会不存在呢，你又怎么可能无法“确定”它的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