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时代的汤化龙，已经贵为众议院议长，“晨钟”在政坛上的回响自然也就越发雄浑而悠远。孙洪伊担任了内务总长，也颇有作为。后来发生的“府院之争”，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得到黎元洪信任的孙洪伊与代表段祺瑞利益的徐树铮这两人之间的权力与尊严之争。
不曾想，8月15日《晨钟报》创刊，9月5日李大钊即从该报辞职。离开“晨钟”的原因是汤化龙与孙洪伊因政见不同而相龃龉，他不愿在中间骑墙。他有更想做的事，即与白坚武、郁嶷等志同道合的同窗创办《宪法公言》去了。此刊由一位众议院议员出资创办，孙文属社会捐款最多的一位—五百元，孙洪伊捐一百元，李大钊为主要撰稿人。毋庸讳言，出资人的政治背景决定了该刊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国成立五周年之日—1916年10月10日，该刊出版发行，开卷就是李大钊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字：
宪法者，自由之保证书，而须以国民之血钤印，始生效力者也。
不过，令作者和太多中国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是，一部保障中国人民权益的根本大法，竟然用国民的“血钤”印了太长太长的时间！
因经费困难，《宪法公言》只出了九期即停刊。此时，民国六年（1917年）元月，老友章士钊那边又向他招手了。《甲寅》月刊在日本停刊一年多之后，章氏在北京创办了《甲寅》日刊（即日报）。章先生把主笔的位子留给了李大钊。
借得《甲寅》这方思想阵地，李大钊的政论文章一发而不可收。我逐一数遍1917年李大钊发表的作品篇目，全年共发表文章七十八篇，其中只有九篇刊发于《宪法公言》、《新青年》和《太平洋》三本杂志上，其余六十九篇，全部刊载于《甲寅》日刊。
这一年也不全是好消息。酷夏来临时，“辫帅”张勋带领他的五千“辫子军”进了北京，带来了令人窒息的复辟的热浪。一时间，京师内外似火烧。以宣传“过激主义”而为人注目的知识分子领袖们，自然怕成为辫子军大兵们的枪靶，便选择了躲避。
李大钊匆匆避往上海，而且，还给好友白坚武写过一首诗，小序写得很真实：
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寓沪上，惺亚时在赣江，赋此寄怀。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诗言志。李大钊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没有人不害怕劫难的。“仓皇南下”一词虽让人觉得与大革命家的完美形象不符，但却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本能。
宣扬“过激主义”自是一件高风险的事业，所以李大钊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灾祸的纠缠。无论是这次跑到上海，还是几年后听说陈独秀被捕时跑回老家，包括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一八”那天，政府卫队的枪一响，他即挤在四处亡命的人中间逃离现场。即便最后入狱罹难，他也避进苏联使馆区域，是因过于自信安全无虞才遭不测的。趋利避祸乃人之本能，无论伟人还是庸人。
复辟闹剧过去后，李大钊回到北京，继续奋笔著文宣示自己的思想。《辟伪调和》、《暴力与政治》就是这时的作品。
这一年入冬，蒙老友章士钊的关照，李大钊走进了鸿儒满园的北京大学。
章士钊说过，李大钊当时很急于进入北大：
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
章士钊学问太深，随手就是一个典故。“发踪指示”语出《史记》，刘邦骂手下那些不服气让萧何评上“侯”的武夫们：你们就是追踪猎物的有功之狗，人家萧何却是发现猎物遗迹并指示你们怎么去追的猎人！一席话，部将们服了。后世多以“发踪指示”作幕后操纵之意。以“发踪指示”来喻李大钊，现在读来，似嫌不恭，但却非常真实地说出了李大钊“志在得北大一席”的动因。
章士钊乃袁世凯时代不愿做北大校长的奇人，蔡元培被黎元洪请来当校长，他却答应来当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兼职图书馆，章自己说是为了著述查资料方便。可是，因为“萦怀于政治”，不能安心做学问，也因好友李守常想入北大而不得机会，仗义的孤桐先生便空出图书馆主任一席请李大钊来坐。
时校长为蔡孑民（蔡元培），学长（文科学长，即后来的文学院院长——笔者注）为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
李大钊如是跻身于中国知识界的最高平台。
翌年1月，李大钊正式走进景山东街的北大二院，和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著名文化人成了同事兼朋友，过后，又和那几位倡导新文化的文科同事们，以及周作人的兄长周树人成了《新青年》的同人。
看眼前，想当年，小小的马神庙怎能盛得下这样一伙儿伟丈夫的冲天才气？兼容并包的人文阳光终于穿透了这座大院的围墙，后来建在沙滩（地名）的五层红楼的一楼，便成了李大钊施展人生抱负更大的舞台。
六
1996年冬与1998年夏，我曾两进当年的红楼，想看看李大钊的图书馆，却一次也没如愿。一楼曾是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但后来的红楼主人—国家文物局机关—却把一楼东南头的那间屋子锁了起来，只在门上方悬着一方“李大钊毛泽东同志工作室遗址”的牌匾，并称“不对外参观”。我怀疑国家最高文物保护机构并不真懂文物：他们竟然把当年堂堂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与区区助理员的工作岗位（顶多一张桌子）合并在一起。
好在，2002年春，我三访红楼时，国家文物局已经把一楼腾出来辟作“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了，不过，楼上照常是“游客止步”的办公区域。有意思的是，标明“李大钊办公室”的房间却从一楼东南角移到了走廊的西南端。
东耶？西耶？不分东西的国家最高考古机关！
东西一定要分清的。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每个人才的地位都分得清清楚楚。“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这是毛泽东说的。毛的话当然不会像林彪吹捧的那样“句句是真理”，但他的这句话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我见过一份当时的北大教职员工们的薪水表。领导与老师之间、教学第一线与行政后勤之间，真有天壤之别。
分管登记新报刊和借阅者姓名的毛泽东，月薪八元；主持图书馆的李大钊，月薪一百二十元，两人相差十五倍！若按20世纪初的银圆与世纪末的人民币1 ： 100的比值来算，那就是在现有物价不变的前提下，毛泽东的月收入是八百元，而他的头儿居然拿到了一万两千元！
然而，不在教学第一线的李大钊比上讲台的老师们还差得远，人家拿得更多——
杨昌济（怀中），教授，伦理学、伦理学史，240；
刘师培（中叔），教授，中国文学、文学史，280；
钱玄同（玄同），教授，文字学音，240；
周作人（启明），教授，欧洲文学史、十九世纪文学史，240；
辜汤生（鸿铭），教授，英国诗、拉丁文，280；
宋春舫（春舫），教授，十九世纪文学史、戏曲， 280；
文科同事中，文科学长陈独秀最多，是三百元！就等于现在每月有三万元的工资！
“自由、平等、博爱”是当年精英们孜孜追求的目标，但从一张小小的工资表上即可看出，在人类社会中，哪有绝对的平等？
收入的改善，直接带来了家庭生活的改善。成为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李大钊，终于把妻子及一双儿女从老家接来，一家人团聚了。老同学郁嶷与他一起到正阳门火车站接来了家人，并帮他们一家租房住下。
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后来回忆说，那是1918年七八月份的事。
这一年，李大钊二十九岁，他的那位含辛茹苦的妻子赵纫兰已三十五岁。李葆华写过，其父母总共生有九个孩子，四个夭折，五个存活下来，即长子李葆华、长女李星华、次女李炎华、二子李光华和三子李欣华。五位子女都活到了共和国时代，其中地位最显赫的即1925年就跟父亲参加革命的李葆华。1949年后，他历任水电部副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氏家族，只有这位长子真正活到了“耆年”，2005年他谢世时，已经九十六岁高龄，诚可谓“寿昌”矣！
被聘为最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主任，社会地位与个人收入自然都增了不少，但李大钊依然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淡日子。他没心思讲究物欲，更没像陈独秀等人一样有兴趣去逛“八大胡同”（京城红灯区），他的全部兴趣只是思想，只是工作。
入北大不久，李大钊即加入了“进德会”。该会是蔡元培提议成立的，蔡夫子很为本校师生的道德水平低下而着急。
当时的北大学生、后来的古文化史大家顾颉刚写过：
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妓女集中地段——原注），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众两院，“一堂”指北大，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原注）。
为增进广大师生们的道德修养，蔡校长倡办了这一“自律协会”。他制定了三种会员标准，让师生们对照标准，自己选择做哪种会员。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
甲种标准是入会的基本条件。既往不咎，着眼未来，一旦入会，就要在北大校报上公布名单，以让全校师生监督之。
一时间，入不入“进德会”成了北大老师们哈姆雷特式的选择。文科的那几位有影响的社会名流不入会肯定说不过去，所以，大家就都一哄而入。当然大多数人只敢做最低一等的会员。像陈独秀、章士钊，都是私德有些可疑的人物，也都成了甲等会员。人家蔡校长厉害，虽当过民国首届教育总长，却毅然申报乙等会员，明确表示将不再谋取政府高官或当劳什子议员；钱玄同、周作人也自行申报乙等会员。有勇气做丙等的，只有研究佛教的梁漱溟和自诩“素食主义者”的李石曾等少数人。
李守常先生呢？他选择的居然也是最低标准—甲种会员！李大钊从无绯闻，私德极好，他家有结发老妻，聚少离多，却不离不弃，令人钦敬。他还是有名的政论家，是公开批评政府和政客的公共知识分子，从未显示过有参政的野心。他居然没选“乙等”，岂不是在向同事们公示：他还有从政的愿望？
会后，李大钊等人被推举为“纠察员”，后改“评议员”。此“员”专门对违反会规者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罚。不过，蔡先生让教授监管教授，让朋友盯着朋友，如同让右手给左手动手术，让执政党给自己割癌灶，说得轻松，但绝对做不到。所以，也就没有李大钊查处陈独秀的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爆料，尽管后者常到城南找小姐销魂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在阶级地位中生活”的李大钊，凭自己的才干与为人而使自己越走越高。当初他被章士钊推荐来北大时，曾受到不少同事颇不友好的质疑的眼神，因为他没有洋大学的文凭，而且人长得忠厚，穿着也土气，有人甚至说他像刘邦手下那个屠狗专业户出身的大将樊哙。
章士钊的原话是：
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
不过，那些西服革履、发型两分且抹着头油的同事们很快就对这位蓄着胡子、留着平头、老是穿棉袍或大褂的人刮目相看了—在校内，这个没学过图书管理专业的人，居然把本职工作做得如此精致，以至于八十多年后，美国人在权威的《世界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百科全书》（Worl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中，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于校外，人家是有真知灼见的著名报人与政论家。更让人钦佩的是，守常先生的为人，正像时以“鲁迅”为笔名风靡文坛的教育部处级官员周树人所说，“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且私德极好，故渐得人心。
当年10月，声誉越来越高的李大钊和他的图书馆从景山东街的北大二院搬进了新落成的红楼里。
应湖南籍同事杨昌济教授的请求，他将杨的大弟子兼未来女婿毛泽东安排进了图书馆做助理员。毛后来在陕北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Parks Snow）说过，那时，他是借钱来到北京的，不找工作就生存不下去了。这是二十五岁的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求职经历。四个月后，毛泽东即南下了，因为杨先生猝然过世，还因他滞留北京既无意赴法国勤工俭学—他正是为此事与萧子昇、罗章龙等二十几人一起来京的，也无力通过“旁”门进入北大。当时北大规定，旁听生优秀者可转正式生，但要通过考试并且缴纳不菲的学费。毛泽东只能返回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