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离开的地方,正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值得留下一笔的北大图书馆里的“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亢慕义”,是德语 Kammunistsches音译,意为共产主义。“斋”是小室的意思。),亦称“亢斋”。北大的正式生们,如张国焘、张崧年、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李渤海等,天天来此与导师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之后,俄共特使维经斯基也在这间屋里向人们介绍“十月革命”及俄国新政府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善。于是,在李大钊的全力营造下,“亢慕义斋”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心里迅速扩建着,三十一年后,整个中国大陆都成了“亢慕义斋”。
民国七年(1918年),确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左转的一年。在维经斯基出现在红楼以前,他就自觉接受了“马客士”(马克思的中文初译名)主义,自觉为俄国革命而欢呼,写下《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重要文章。在还没有真正看清俄国革命党的真实面目的时候,这位性急的社会主义者就放声欢呼起来,称俄国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是“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革命的社会党”!
那时的李大钊,庆幸的是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一个大国的首先成功,此社会主义,乃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形态,是“建于自由、人道之上”的国家制度。这和列宁以及后来的斯大林所制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国家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与苏俄特使接触之前,李大钊即使纵情欢呼俄国革命的胜利,也没想要在中国成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该党的创建者。不然,他就不会于翌年春积极参与一个政治态度温和的“少年中国学会”的组建活动。
民国八年(1919年)上半年,《川报》驻京记者王光祈欲创建“中国少年学会”。在《晨报》主持副刊的李大钊为该“少年”信赖的大朋友,遂被邀为同人,共同参与筹建。该政团的成立,是缘于对“国内一切党系”和“过去人物”的“绝望”,所以,要“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远在欧洲的王光祈曾如是回忆。这位颇有作为的“中国少年”于中国少年学会创建的第二年春天即留学德国,自此脱离政治,终成受西方人尊敬的中国音乐史专家。据称,共和国初期,毛泽东曾向陈毅打听过王光祈的下落,因毛本人当年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一员。想必毛以为,陈毅既与王光祈同为在京的川人,亦曾在李大钊手下搞过党务,或许知道销声匿迹了许久的王光祈的下落。
少年中国学会于7月1日宣告成立。那时的李大钊已经不是少年了,但他却把许多北大的学生介绍进了这个组织,包括日后成为中共骨干人物的邓中夏、张崧年、刘仁静、恽代英、张闻天,当然也包括正在他手下打工的毛泽东。后来,少年中国学会解体,是因为学会中一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少年”们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离去。
这个夏天,因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回到冀东老家躲了一个多月。隐居故里期间,他写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写了与胡适论战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这是历年党史专家都没落下的记载。
让党史专家集体遗漏的是这样一条极不寻常的史料:就在这年夏天,李大钊曾与一位叫伯特曼(或译布尔特曼)的俄共代表在红楼的图书馆见面。这位伯特曼,后来成为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该处即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前身,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东方部下属的一个支部。
李大钊与伯特曼的这次会晤,比公认的李与维经斯基的见面早了整整一年,且从未见诸国内文献,即便两位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的,与李大钊关系最密切的领导人陈独秀与张国焘,生前也从未有过片言只语的披露。我只能理解为一向襟怀坦荡的陈先生从来不知此事,叛逃到国民党那儿以反共为职业的张国焘对此更一无所知。李与伯特曼的会面,是标志性的事件,但在中国,从来无人知晓。只是有心人近年查阅苏联的解密档案,才从马林(Maring)档案里查到一行相关记录。稍知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马林何许人也,他是荷兰籍的俄共党员,苏俄远东民族与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的秘书,列宁派到中国来指导中共的特使。
至于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与苏俄代表的第一次会晤的细节,很遗憾,内容不详。
酷暑结束时,陈独秀出狱了,李大钊回京了。
陈独秀出事前,曾在《每周评论》上刊文《研究室与监狱》,宣称: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陈文刊出的三周后,李大钊以“常”为署名跟进一篇《牢狱的生活》:
现代的生活,还都是牢狱的生活啊!像这样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那(哪)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牢狱、一扣一扣的铁锁!倒是为运动解放入了牢狱的人,还算得了一块自由的小天地!
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还曾写了一首白话诗以示庆贺:“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他真的很兴奋,因为正如他在诗中所说: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
同时奋起,
好像花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专制统治者总爱以监狱对付思想者,殊不知,囚禁只能加深其对信仰的忠贞和对现行体制的仇恨。陈独秀、李大钊对牢狱的认识,算是对愚蠢的专制者的正面回答。
新解密的苏联史料披露,其实,“远方”(当时中共党人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称)的最初选择还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在中国思想界有两位享有“过激”之誉的教授“南陈北李”。他们只知道本国新政权已经深得中国知识界的欢迎,尤其列宁同志签署的关于放弃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那个“第一次对华宣言”,更令中国读书人无比感奋!一时间,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泛滥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甚至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袖姚作宾即率先在京成立过“中国共产党”,并曾派专人去海参崴找苏共主动联络。这位姚先生的探索为何没了下文,或者说当初苏俄为何没扶持姚氏的“中共”,人们已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二十年后的青岛第二任汉奸市长,正是一个叫姚作宾的人。此题外话也。
有了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的积极接应,苏俄人带来的火种势必就在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心里熊熊燃烧起来。
民国八年(1919年)之夏,是迈入而立之岁的李大钊人生旅程上的岔路口。在这个夏天之后,他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原定的温良改革的路线,拐上了另一条坎坷崎岖而且风险未卜的暴力革命的新路,并越来越快地奔跑起来。
七
从北京宣武门外的文华胡同李大钊故居往东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达智桥胡同,此胡同在明清两代赫赫有名,只因胡同里有座“杨椒山祠堂”。
“椒山”是明朝忠臣杨继盛的号,此人因上疏弹劾首辅严嵩而蒙冤入狱,备受折磨,三年后被处死,其妻当日自缢殉夫。后世皇帝为其平反昭雪,并将其故居立为祠堂以彰其忠。有清一代,宣外的杨椒山祠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对国事担忧的读书人,想起来就会跑到这条小街上,在杨氏当年手植的国槐树前垂泪凭吊一番。康有为发动的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事件,就发生在此院。杨继盛为国忠心耿耿,为文也光彩熠熠,曾写过一副为天下读书人津津乐道的名联:
铁肩担道义,
辣手著文章。
李大钊的寓所,距杨氏故居没隔几条街,对杨的忠烈之气和杨的这副名联,自会耿耿于心。所以,在后来主持《晨报》副刊时,他就曾将此联刊发于版面上,只不过,他将联中的“辣”改成了“妙”,成了“妙手著文章”。此后,亲戚杨子惠索墨,他便写下了“改动版”的这副名联,以励亲友,兼示情怀。
喜欢此联的当然不止李大钊一人,民国初年的著名报人邵飘萍在其《京报》编辑部里,就悬上“铁肩辣笔”四个大字。杨继盛为国死谏的精神一直是闪耀在许多知识精英心室里的圣火。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生命中的两个车轮。只是,这辆急进的思想之车在俄国人的驱使下越驰越快,最终,“著文章”的轮子跑掉了—报刊上,“李大钊”或“李守常”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少,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之后,每年只有四五篇文章见诸报端,到生命被中止的那一年春天(1927年4月),头三个月里,他一篇文章也没写。
北京文华胡同里的这座老房子,是李大钊自1920年至1924年租住的宅子,自然也是他在北京居住最久的地方。离开这里以后,他与家人移居到中南海旁边的一条胡同里居住, 直到殉难 。只剩一个轮子飞奔的车子,很快就偏入了灾难之境。
对“妙手”而言,“著文章”实是人生一件快事。所幸的是,李大钊意气风发的时候,也正是言论空间最为敞亮的时候。
本来,军阀政府对学人们是敬而远之的。北洋时代的中国,“士”的社会地位突然有点像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很可以指点江山乱说一气。自古天下兴亡士人自觉有责,北大的文科教授们更以天下为己任,议论朝政,畅所欲言,无所畏惧。公允地说,那时,政府赐给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比之后来的“党国”时代实在要大得多,不然,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领域就不会有空前的繁荣。
近代的“北洋军阀时期”确是颠三倒四的乱世,但主政的武夫们对文人们的宽容却也是不容否认的。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邀李大钊等同事为主要撰稿人与编辑。由此,李大钊又多了个传播自己思想成果的平台。民国八年(1919年)一年,李大钊就在该刊上发表五十四篇文章。其中一些文章,至今读来仍不觉过时!
且读《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段落: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
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
民国十二年(1923年),已经被公认为中国共产主义第一人的李大钊还在《平民主义》中这样谈他所追求的公平社会:
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做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
这就是中共成立数年后的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读李大钊的文章,你会暗自吃惊:军阀政府怎么会容忍一个大学教授这么“放肆”地“恶毒攻击”?他直言反对军阀政府与督军和检阅使制,呼吁解散安福俱乐部,揭露外交方面的秘密交涉,倡导召开国民大会以取代国会,为工人争八小时工作制,说《土地与农民》,为妇女争翻身平等之权,甚至谈《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真是方方面面,无所不干预。
一介穿着布长袍的谦和的先生,一位叱咤风云的公共知识分子,终于一步步赢得了北大同人们的尊重。
民国九年(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过,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二册语)。当年秋,他开始在北大政治系、史学系、法律系、经济系陆续开设了“现代政治”、“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等课程,并在首都各高校兼开相同的课程。诲人不倦的演说,加之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一百三十多篇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所以,说李氏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父”并不为过。
从校图书馆主任到教授,从一开始不被人们看重的土气的职员到北京大学最高商决机构“评议会”的成员,从热衷于在刊物上写文章的政论家到有职有权的校长室秘书—那时没有副校长,故秘书权力甚大,李大钊扎扎实实地登上了知识阶级领袖的台阶。
知识阶级的领袖不光敢说,还敢做。李大钊就曾以北京八高校代理联席会议主席身份,领导了“索薪事件”:
民国十年(1921年)3月,教育部拖欠各校的经费三个半月了。学校领不到经费,老师们就拿不到薪水,于是,就罢教。那时的中央政府,真是寒酸。国家机关各部的工资,竟是靠借钱发下的!各地割据的军阀们,捞点钱就去置枪置炮,哪有谁上缴国家财政。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又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李大钊等教授们以退为进,发出《全体辞职请愿书》和《敬告国人书》,并随数百学生往新华门上访,终与总统府卫兵发生了肢体冲突。秀才遇上兵,肯定不是对手,所以,被殴伤多人。这一天是6月3日,故时称“六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