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以思想钳制和行政惩处为武器来收拾书生们，却不耻为原告，到法院起诉教职员代表冲击政府。不料李大钊等人毫不畏惧，反向检察厅提出控告，起诉总理靳云鹏与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次长马邻翼，还捎带上了京师警察总监殷鸿寿（那时当国家的警察头子真够倒霉的），告他们“破坏教育”！
教书匠状告中央政府的官司，检察厅真就受理了！结果，政府托人调解，并派专人向教育界慰问，为受伤者报销医疗费，并筹款两百万银圆设教育准备金等。学界的要求一一落实，知识阶级大获全胜！
那时的知识界，被写为“智识界”。有智有识，理应比只有知识层次更高，可能后来的学人们在酷烈的政治迫害下渐渐丧了“智”，只靠一己之“知”谋生，故“智识”才沦为“知识”。恕我瞎掰。
你看，那时的“智识界”是何等的威风！北洋时代，“智识阶级”的整体地位真是不得了！李大钊的影响也真令人刮目！
章士钊回忆过：
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天不为守常之马首是瞻？
老章又在掉书袋了。“临淮”说的是三国时代的名将鲁肃，他是临淮东城人，即现在安徽定远人，他以严于治军而名重当时。“旌旗变色”源自唐代“光弼入子仪军，号令一施，旌旗变色”的典故，即李光弼到郭子仪部队后，一下令，郭家军就幡然成了李家军。章士钊先后把李守常比作了古之名相和名将，足可见外表上有些冬烘的好好先生李守常，到了北大以后，已经在国内思想界有了足够的权威。
民国十三年（1924年）3月，北大举行二十五周年校庆活动时搞过一项民意测验，其中一个问题：“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学生们选出了这几位：孙中山、黄兴、段祺瑞、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章太炎。列位“大人物”中，李大钊资历最浅，却也得到学子们的拥戴，而且排名于革命元老、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前，甚是了得！九个人中，革命党领袖占两席，做学问的占去六席，而那些不可一世的军阀巨头，除一个段祺瑞外，其余统统不值一提！
认识一个人需要时间，认识一个寡言的伟人更需要足够的空间。
章士钊称与李大钊交谊“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始终情同昆季”。在我读过的诸多赞颂李大钊的文字中，章氏的评价可能是最直言不讳，却也是最准确到位的，他说过：
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是的，论才华，他不比周氏兄弟、胡适、刘半农等人高；论见解，也未必比章士钊、陈独秀等人深刻。大钊先生是以自己近乎完美的道德力量赢得人们钦敬的—我觉得，章氏笔下的守常，是个更真实的李大钊。这就是彼时的李大钊。绝少服人的鲁迅肯奉小他许多岁的守常先生为“革命的前驱”，实可见李大钊的思想与胆识已经远远超出同侪之上。
只是，他走得太远了！
八
晚清以来，国运式微，自古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凡有良知者，莫不起而探求救国之道。无论康梁的“变法”，还是孙文的“革命”，概莫能外。
清廷既倒，民国已立，但国家依然动荡，列强仍旧强蛮。正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民国六年（1917年）深秋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即简称“苏俄”的新政权，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农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时译“劳农政府”），这自然引起了中国先进的思想精英们的极大兴趣！民国八年（1919年）7月25日苏俄新政权发布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亦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称将无条件放弃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更使得半殖民地国度的先进国民们感激涕零！
谁不向往那个平等待我中华之庞大邻国？哪个爱国者不想看到强邻归还本属于我们的大片疆土的这一天？在中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政权不正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梦寐以求的天大好事吗？于是乎，信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李大钊便率先响应了苏俄人的急切寻呼。
现在人们清楚了，列宁率领俄国革命党人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尽管高举着的是国际主义的大旗，但首先还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家园。他们的外交出发点和别国并无二致，也是首先要维护本国之利益。他们信誓旦旦的外交声明每每也只是权宜之计，弱时乞怜，强时逞凶，斯为天理，岂有例外？所以，说要归还的沙俄时代鲸吞我中华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就一直没归还；那条横在我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也一直像剑一样搁在东三省的腹上，随时都可以割得我们血流如注。俄国的新当家人面临的大环境并不美妙—前门外有更为强大的西方国家的环峙，后院有狡猾的日本人的觊觎（日俄战争的惨败让他们一直对日本人心有余悸），更兼有大批沙俄时代的军人、贵族们（亦即所谓的“白俄”）逃到了远东的中国，这不全是隐患？他们实在无力两头应付，故把中国培养成苏俄的稳定后院便成为其远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于是，在击败反苏维埃新政权的众多“白匪”武装，打通与中国的通道之后，列宁想在远东建立下属共产党组织的模糊设想便清晰起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书中披露过1920年的苏俄对华工作情况：
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和西伯利亚局、外交人民委员部、全俄中央合作总社以及其他机构，分别派遣代表带着各自的任务去中国从事秘密工作。他们各行其是，没有统一计划。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建立与中国革命分子的联系，也包括变卖珠宝和进行政治侦察。
这期间，有10多名俄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工作。他们担负的是非常秘密的任务：与中国的激进社会活动家建立定期联系，帮助他们组织共产主义倾向的团体。
于是，民国九年（1920年）4月，一位叫维经斯基（又译魏金斯基、威金斯基、乌金斯基）的俄国人从海参崴经哈尔滨来到北京。来华之前，他为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吴廷康”。陪同者是其夫人和助手马迈耶夫夫妇以及一位山东平度籍的俄共（布）党员杨明斋。
是在北大当俄文讲师的俄国人柏烈伟（又作鲍立维）把来自海参崴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介绍给李大钊的。而柏烈伟正是经李大钊介绍来北大兼课的天津大学的俄籍教授。当年的北大有规定，凡兼职本校者，只能做讲师而不被聘教授，哪怕部里的小领导、正以笔名“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周树人先生亦不例外。
李教授对“十月革命”的向往是人所共知的，他曾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和天安门前的北大集会上为俄国的“十月革命”欢呼过，并曾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还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开辟过“马克思研究”专栏，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更被人目为中国第一篇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所以，俄国特使到红楼拜访他是顺理成章的。
前面已经说了，维经斯基不是造访红楼的第一个俄共特使，早在一年前，即有以哈尔滨俄侨身份的伯特曼来过了。
而且，在“吴廷康”到访之前，李大钊曾于1月份到天津租界的特一区（原俄租界）与柏烈伟会晤过。柏烈伟的公开身份是一位俄国的汉学家，其另一个身份则是俄共（布）远东分局海参崴分局的派遣人员，与维经斯基同出一门。不料，那次见面，被影响仅次于《大公报》的天津《益世报》披露出来，称“党人开会，图谋不轨”，所以李大钊只好匆匆返回京城。
现在，要说说李大钊加入共产国际的事了。他曾明确面告孙中山和国民党大佬们，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员。第三国际，也即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李大钊既是国际共产党员，又是中共党员，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国民党党员，真正是跨党且跨国的多党籍党员。
那么，伯特曼、柏烈伟、维经斯基、越飞、马林、加拉罕，李大钊到底在哪一次与哪一位俄人接触之后加入了“国际”？是在中共“二大”召开之前，还是在这之后？—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秘密召开，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即承认中共是“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李大钊究竟是“远方”一直单线联系的特殊党员，还是由党批准后转入“国际”的中国籍党员？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远东分局东方处下设“俄共华员局”，杨明斋应属该局所辖成员。那李大钊呢？如了解李大钊的这一鲜为人知的背景，其后来的所作所为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不过，这一切，从来没人给我们讲清楚。真的期待有良知的党史专家为澄清历史烟云而有所作为。
再回到“吴廷康”的登门造访。现在想来，李大钊介绍柏烈伟来北大，没过几个月，柏烈伟又介绍维经斯基给李大钊，这或许是一个事先谋划好了的路线图。
李大钊应客人要求，在自己的图书馆里为其操办了几个座谈会，把热衷于社会主义的弟子们都喊来，甚至把章士钊也请来了，让“吴先生”很是开心地介绍了苏维埃政权的先进理论和伟大实践。会上反响热烈，于是，奉命来华觅找合适的政治伙伴的俄共特使先生一激动，当场宣布：在座各位都是共产党员了！
维经斯基操之过急的宣布，暴露了俄共（布）对中国问题的焦虑。若不是当时在场的罗章龙的回忆文字，我们还真不知道当年俄人居然上演过这么一出小小的闹剧。
“吴廷康”冒失地宣布完了之后，想必座下一片愕然，继而哗然，尤其那位早就发誓终身不入政党的大名士章士钊。好在李大钊清醒，觉得不妥，便请客人南下，持他写的介绍信去上海，与更具资格的陈独秀先生会商建党事宜。
那时，陈独秀已经回到上海。
进入民国九年（1920年），陈独秀在北京已经待不下去了。他因与别人争妓一事被人揪住不放，蔡校长不得不提前进行人事改革，免了其学长的职。而陈氏主持的《每周评论》又早被政府查封，近期更传来政府又要缉捕他的消息。无奈，陈独秀只得暂时躲在安徽怀宁籍的同乡、理科教授王星拱家里，伺机南归—三年前，他本来就是从上海来北京为《新青年》募捐的，只因被蔡元培先生强留北大，才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
在全国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中，有当事人王星拱老先生写的回忆文章：
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
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人雇了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
两位转向革命的思想家，漫漫旅途，一路倾谈，直至陈独秀登上了南下上海的客船。不过，陈、李一路所谈，并无别人在场，内容也无纪录，后来却成了中共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的由来。
当年，李大钊的办公室，是个热闹非凡的去处。晚年寓居加拿大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一九二零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
红楼里的李大钊，其实岁数并不大，不过三十岁刚出头，只比手下当年的北大红楼，一层现已辟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二、三、四层依然是国家文物局的办公处的毛泽东大四岁，比在校的大学生领袖张国焘也不过大八岁。他的思想裂变，他的政治能量，也正是在这红楼里发生和积攒起来的。六年的图书馆主任生涯，对一个而立之年的思想者来说，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