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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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失去的灰墙(13)

1998年9月24日下午,我第一次去看万安公墓。

那时,无论在北京地图上还是在海淀公路上,万安公墓都没有标志,是穿行在一片苹果园中的柏油路上时意外看到了“李大钊烈士陵园”的牌子,我才确信,此即安葬了众多名流的万安公墓。

资料告诉我,“党人案”二十位同案犯被处绞刑后,安国军政府还是给了首犯以特殊的礼遇。

官方事前对李大钊特预嘱买一上等棺木成殓。其余十九人则用中等。闻李之棺木,价洋七十元,其余则四十元上下。

法院将遗体送到宣武门外的长椿寺,由家属们认领、处理。数日后,亲友们为李大钊遗体改殡,并迁灵于邻院的浙寺停厝。

这一停,就是六年。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初,李夫人赵纫兰从故乡回到北平,求北京大学代办丧事。北大同事们义不容辞,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等十三位大钊先生的生前好友发起公葬,并各自捐款二十银圆,未参与发起公葬的梁漱溟和在外地的鲁迅等故交,每人捐了五十银圆。当政者对国共合作时的北方领袖也表示了悼念,当年与他同时被北洋政府通缉的现政府部长级人物也赶来参加公祭仪式,汪精卫派人送来一千银圆以志慰唁。北大故交和国民党人都不知道的是,表面上看,公葬仪式由民间慈善机构—河北互济会在操办,但实际上是中共地下组织—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北平市委在掌控。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既要对本党的第一先烈表示最大的敬意,更要借机向国民党当局宣泄无比的仇恨!北京长椿寺里的南厢房。据工作人员称,此即当年李大钊遗骸停厝之处。现已辟为革命先驱展览馆。

于是,4月23日清晨,赫然出现在北京闹市的那副巨大的挽联,才让许多人触目惊心:

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

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头一天下午在浙寺如期举行的公祭仪式尚波澜不惊,但送葬日越加入越多的人群则让当局感到了忧惧。跟在那具簇新的暗红色棺材后面的,不光有教师和学生,也有工人,甚至还有士兵!人们胸佩纸花,臂缠黑纱,默然无语,自发加入,而每到繁华路口,都有群众团体拦灵公祭。送葬队伍越来越长,到西单时,“马路上已有人满之患”。

送葬队伍行至西四时,忽然唱起了《国际歌》,而且,空中飘起了写着“打倒国民党”、“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等标语的纸钱。一时间,军警大骇,鸣枪示警并逮捕了四十多人。过后,驻北平的宪兵三团还追捕了数百人,罪名是“扰乱治安”。纷乱之后,大钊先生的灵柩还是安抵万安公墓,并与西山的落日一道下放进冥冥之中。

万安公墓原为私营墓地,1956年“公私合营”后才收为北京市民政局所有。这里虽不比八宝山尊贵,但四五千座墓中,可以一说的历史人物也颇不少,像民国的段祺瑞、韩复榘、马占山,像1954年自杀身亡的共和国副主席高岗,像著名的文艺家朱自清、王雪涛、刘继卣、王力、萧军等。但众多名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李大钊了。军阀可以通过战争来建立大小政权,文艺家可以通过笔墨创作来陶冶人心,但谁能比得上思想家对社会的影响深远呢?

李大钊的归宿很好找,陵园入口处即有明显标志。从一方方规整得十分有序的坟地间的阔路上走进公墓深处,一座被松柏包围着的院落立即让我心头释然—石雕的李大钊就站在迎面的中央空地上。雕像前的“一串红”摆得很满,红花前一束黄花开得正盛,显然是有人刚献的。

我曾在北大校园里见过李大钊的雕塑,那一尊半身塑像很符合我想象的老成持重的模样。但这一尊立像,却令我暗惊,虽也是两撇大胡子左右横扫,但容颜却十分年轻!因年轻而富有了朝气,因朝气而具有了活力。这一个李大钊像真的一样!

是啊,他蒙难时还不满三十八岁,凭什么要把他刻画得那么老?

字典中的“老”字条下,有“老实”、“老成”、“老到”、“老练”等词条,也许,正是这些似乎都能体现李大钊之特点的词条让人每每忘了死者的真实年龄。

真实的李大钊到底什么样儿?我梳理着他的生平,觉得与其说这位以授课写作为业的导师是坐而论道的鸿儒,倒不如说他是一位轰轰烈烈的实干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中央公园发表过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过后又把演讲稿登上了《新青年》。从字数上看,该文不到两千字,若空口念,几分钟即完。但他不善言辞却是大家公认的,陈独秀、鲁迅等都在回忆文章里提到这一点,章士钊更直接说他“木讷”。可见大钊先生不是健谈的人,甚至还有点大智若愚的书呆子相(有林伯渠诗“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为凭),只不过为了“铁肩担道义”,他才一次次登高疾呼。

绕着沉默的烈士雕像走了一遍,我仰望着神色平静的先驱的脸,不由得心底隐痛起来。

雕像后,是李大钊与赵纫兰的墓,双冢并列,均称“同志”。

赵纫兰死于李大钊下葬后的三十几天,无疑是忧悒而死。她与本村富家子弟李大钊结婚时,丈夫还是个未发育的儿童哪!她跟着丈夫受了一辈子的苦:从当媳妇起即长时间独守空房,靠艰苦度日来供应丈夫在外地和外国上学;来京后也跟着担惊受怕,数次逃难,直至最后随之被捕。丈夫殉难后,她“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她死后的第二个月,即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认为中共党员。所以,对她也称“同志”。

李大钊是忠贞之士,这不光表现在他对认定的主义决不动摇,还表现在他对自己的妻子也忠贞不贰。在近代的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里,如大钊先生这般对政治理想和个人生活都忠贞如一者,实在稀罕!

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这是后来在狱中的陈独秀对同案犯回忆起李大钊时说的话。陈先生夸得很由衷。说完这番话后,陈独秀颇羞愧地喟叹:

“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但是,北斗一样光芒照人的李大钊,怎么就总是不被苏俄人信任呢?

墓后,即墓碑,一方横卧着的黑色巨碑,泛着幽幽的光。金字碑文是邓小平先生题写的: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背面,是一篇宏文墓表,详尽介绍了烈士的生平。落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这是世界上仅有的以这个名义立的墓表吧?我大概地数了数,墓表长达两千多字,字写得很耐看,后来得知,这是书界名家杨萱庭所书。再后来又知道,之所以长文中没有出现关于“绞刑架上的演讲”等广为人知的文字,是因为早在1983年10月建李大钊烈士陵园时,中共中央已经调查清楚“最后的壮烈”之真伪,故未采信既定北京万安公墓里的李大钊墓原碑,现依然安置于原墓址。为不引人注目,墓主名写成了“李先生”的说法。

碑后,是四株青松和四面翠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