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北，是一排新建的平房，灰瓦红檐，还原了北京四合院的风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题写的“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红匾悬于檐下，门两边挂着四块红底白字的铁牌，分别是北京市政府、民政部、共青团中央颁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巧的是，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陈列室的大门锁了。
我伏窗而望。
室内是四壁展览的图片和几方有题词的石屏，有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和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等领导人的题词。在活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中，只有邓颖超与彭真二位见过李大钊—学生时代的邓颖超是天津学界女杰，曾与同窗兼同志周恩来等一道在天津的“觉悟社”面聆过大钊先生的教诲；而青年时的彭真曾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工作过。
除了四壁的题词外，正中地上的一块旧石碑让人瞩目。我睁大眼睛，仔细瞅着，看清墓碑上首刻着一颗红星和黑色的镰刀斧头图案，碑中央镌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落款是“北平市各革命团体”。
这一定是那块随大钊先生的灵柩一起下葬的石碑。
公葬那天，灵柩抵达这里后，有人用骡车载来一块以棉被包着的墓碑，正面如我所见，背面有一通情绪激昂的碑文。为避免招来当局的毁坏，众人将此碑与棺木同时下了葬。不料，迟至共产党人坐定天下后的二十多年，这块碑还是未被刨出并堂而皇之地立起。原因何在？那位看过绞死李大钊的刑具的离休干部赵先生告诉我，只是因为挖出来会对后来的党史叙述添麻烦，所以才一直深埋地下。我听得似是而非。
其实最早的墓碑也不是这一块，而是烈士生前同事刘半农教授撰写的，碑上只有死者的名讳与生卒年月。本来碑后要刻铭文的，因张作霖的长子、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正是驻节北平的第一把手，所以碑文才未敢采用。
后来，我查到了《教我如何不想他》词作者刘先生撰写的碑文：
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城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以同游六十余名，而令何丰林（时任安国军政府军事部长、“党人案”之军法会审审判长—笔者注）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呜呼伤哉！怀着凄怆的心情，我走出这座陵园，沿墙西拐，去找烈士原先的墓穴。
紧傍砖墙，两块小石碑竖在地上，上面标着：
此处为李大钊烈士1933年4月23日公葬地址原貌，灵柩于1983年3月18日移葬于李大钊烈士陵园。
在万安公墓的四五千座墓中，李大钊夫妇的原墓地并不特别显赫，水泥方圹，寻常旧墓。附近是与他同时罹难的邓文辉、路友于两座烈士墓。
李大钊墓也曾遭劫，不过，并不是北洋丘八，也不是“国军”士兵，而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红卫兵所为！万安公墓被破了“四旧”，李大钊夫妇的墓碑也未能幸免。那个年代，从李大钊的《狱中自述》里找出点乞降的嫌疑不是太费力的事儿。瞿秋白不就因遗书《多余的话》而被掘了在八宝山的墓吗？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二年，李星华女士来此祭祀父母，看到的还是一片横七竖八的残碑呢！
李大钊谢世之后，与之有关系的几位在华的苏联使者悉数被调回苏联接受批判，后来多数遭难。
李大钊谢世七个月后，越飞先生在莫斯科被宣布死亡。据他当年与托洛茨基在国外共同编辑过的《真理报》称，他系在医院中“自杀身亡”。
首任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回国后，即遭到批判，后曾出任驻土耳其大使，但在李大钊诀别人世整十年后，还是被斯大林下令枪决了。
来华建立中共的“吴廷康”维经斯基，回国后倒是保住了性命，只被罢黜了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从一个在远东大都市“发踪指示”的头号钦差，速降为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任，后调往教育部门工作，直至1953年逝世，不知是否正常死亡，斯大林也是这一年命丧黄泉的。
与维经斯基轮流坐镇中共中央的荷兰人马林，也是在1927年夏季不得不返回“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但却因同情托洛茨基而被斯大林所不容，遂自行脱离苏共，返回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参加抵抗运动而死于纳粹德国之手。
对了，还有那位最早认识李大钊的俄籍汉学家伯烈伟教授，此人似乎人品有点问题，后来卷了一笔钱跑到美国专心做学问去了。
鲍罗廷夫妇的结局该好好说说。
李大钊殉难后的第四天，即5月2日，鲍妻和三位同案犯（苏共信使）就被从张宗昌驻节的济南解往北京。7月12日，京师高等审判厅审理此案，那位亲睹过李大钊等人被处决过程的法官何隽，正是主审此案的刑事庭庭长！何庭长竟然援引张作霖日前对政治犯颁布的大赦令，当庭下令将四人释放，之后，便挂职而遁。两天后，张作霖才闻报此事，勃然大怒，下令将鲍妻等俄人重新捉拿归案！但遍寻京城，已不见其踪影。一气之下，张大帅把老资格的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沈家彝免职，并全城搜捕不知所终的何隽。时有《顺天时报》披露，何某曾获俄人二十万元巨款之贿。近年解密的苏联档案，也提到曾以重金活动法官以使鲍妻等人获释，但具体钱数未提。何氏流亡百余日后才返回家乡，在山中藏匿多日，至张作霖死难后，才敢返回京城，与被羁押一年余的家眷相聚。
鲍罗廷本人在这个血腥的暮春初夏时节结束了在华的特殊使命。他先是被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头号“共党首要”所通缉，后被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辞退劝归。忠于党的事业的鲍氏颇不甘心，经郑州时还鼓动冯玉祥应用兵武汉，不过冯氏却将他礼送出河南，后送其经陕甘、蒙古返回苏联。因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失败，鲍氏成了众多替罪羊中比较大的一只。他先被分配到苏联新闻出版部门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后终没逃脱被斯大林惦记着的厄运，1951年死于苏联集中营。
十六
天色越来越暗，深秋的暮气来得很突然，尤其在旧房密挤的曲巷里。在即将被拆的原京师看守所一带，此时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一直走到了胡同头，我和同伴也没找见那堵禁锢和窒息过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的灰墙。想必它早已被拆除了。腐恶遗存消失了，连诅咒它的机会也没有了。
忽地一阵冷风掠过，似吹开了我的心扉，令我对那堵业已消失的高墙有了新的认识：它不仅是北洋军阀们从封建王朝那里接收过来的囚禁人身的建筑物，也是前西方强邻借用中国知识精英的爱国热情而偷偷铸就的一道思想牢笼。
早该拆除了，所有囚禁思想的牢笼！
想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久已不唱了的《国际歌》，想起那段“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悲壮旋律，想起李大钊的一段警世名言：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刚想到这儿，就到胡同口了。
高碑胡同外，横着南北向的兵部洼胡同。旧王朝的兵部当然早无影无踪了。在卖菜、卖饭、卖烤地瓜的商贩的吆喝声中，日子又生动起来。往南一拐，即是车水马龙的前门西大街。
1999年12月5日完稿
2005年8月13日修订
2011年7月14日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