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遇」杨度
一
杨度，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个谁当政也不能小觑的清客。回眸北洋时代，视线躲不开杨度。
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杨度生于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本名杨承瓒，字子。这位少时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这位执政者的座上宾，这位黑白两道都能摆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多少国人的视线。得意时他出入京华豪门，失意时他避居天津、青岛，按说，无论湖南还是北京，也无论津门还是岛城，都总该留有一两所杨氏遗址才是。可是，翻遍这些城市的相关图书，已经找不到一处杨度的故宅了。
也许真的没有了。当年，为了搭救在北大任教的“过激党”朋友李大钊，杨度把京城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及同案烈士们的遗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前德国租界里的洋楼卖了。失了私宅的杨度只能做权势者的门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所以，我虽生长于青岛，对清末民初寓居岛城的名人的宅第不太陌生，但从来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属于杨度。而且，我曾几度在天津探访旧时租界里的名人故居，也没有谁告诉过我杨度曾在哪栋小楼里落脚。
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曾有杨度的“悦庐”。数年前，我曾自西向东走过两遍此胡同，几百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出门倒垃圾的中年居民说，他家老辈就住这条胡同，不知道杨度是干什么的。至于老宅子嘛，没了，一个也没了，本来胡同西头儿的北边，还有几栋从前的大宅子，但现在都拆了。
回看“胡同西头儿北边”，正是一地残砖废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筑很快就会崛起，与太平桥大街西侧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隔路相峙。
丰盛胡同里，有几家中央级单位，而这几个单位，又都与曾经住在这里的这位奇人有着奇妙的关联。胡同南边有中央编译局—杨度乃清代最有名的宪政鼓吹者，他创办的第一本刊物，叫《游学译编》，是近代中国翻译介绍各国政治体制的最早期刊；胡同北边有中国法学会—杨度不仅是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的诠释者，还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彼时的大法学家；胡同东头有国家档案局—杨度担任过清廷内阁统计局局长，那时的统计局，兼有后世的档案局职能。你看，他的主要人生履历，都与丰盛胡同的三个“国”字号单位有关。可是，丰盛胡同，乃至整个京城，却没有给他保存一席之地。
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没能与这位奇人“碰面”。
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
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这微光一直走进20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弥漫的历史里。
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
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一天因与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著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
还有一次是2000年1月8日，那天是周恩来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无事，便请《新民晚报》记者高晨女士领我去看前朝的“周公馆”。
从幽静的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偶然看见一方嵌在里弄口墙上的小小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杨度故居。
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确乎与杨某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
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
市井有谁知国士？
是哟！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位北洋时代的国士呢？
二
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
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前几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用。
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时的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应运而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
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喏，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共认。
杨度确也不凡。他在那首名噪一时的《湖南少年歌》中，有几段说的是自家的身世：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
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
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
清代以前的“少年”，指的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绕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而是现今的“青年”。古代经典里的“少年”，说的都是青年男子，如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和岳飞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无不如是。民国初期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等人在巴黎郊外成立的“少年共产党”，也都是指青年而非幼童。对了，清朝那会儿，“幼童”大约与现在的“少年”相对应。
杨度用韵文昭告了他的家世与留学日本前的履历。
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世代务农，为乡绅之家。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杨度祖父杨礼堂入湘军，从哨长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战死疆场。杨度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即随祖父征战南北，官至正二品的总兵。父亲杨懿生在曾国荃营中做过文案，即连队文书。所以杨度说他家“数世皆武夫”。杨度年方九岁时，父亲病故，杨度与妹妹杨庄被伯父杨瑞生带到驻守地归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数年后回籍，一家人的生活仍由伯父照料。正是在将军府邸，他将名字改为了“杨度”。
杨氏兄妹时以“才男”、“才女”享誉乡里，被本省硕儒王闿运一并纳入门下。
杨子遇上王闿运，可谓一生最重要的人际相逢。王夫子号湘绮，人称“湘绮老人”，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素抱帝王之学，据说曾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以替代清王朝而未遂。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不问出身，与杨氏兄妹三人同窗的，有后来给袁世凯当过大秘书的夏寿田和乡间木匠兼人像画师齐璜（白石）等。本就自命不凡的杨度，遇上恃才傲物、洒脱无羁的老师，想不立大志都难。他以天下为己任，苦读经、史、子、集，并深研帝王学，时刻准备着，为成为一代帝师而努力打基础。
自有帝王始，便有帝王学，依附成帝成王者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仆仆于此途中？竭力辅佐光绪皇帝的康有为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康有为之后，最具“帝道”精神的，即数这位杨晳子了。此后话也。
十八岁那年，杨度离湘赴京游学。他在诗中说的“京甸”，指京城附近地区。第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很是少年得志。但两年后的会试，他却落第。彼时，甲午战争失败的悲愤氛围正笼罩着在京各地考生的心，他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拒绝与敌国日本议和，此为他参与政治活动之始。
返湘后，他回到王夫子的衡山县船山书院，又是数载寒窗。其间，维新派二号人物梁启超应聘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虽名满天下，却只比杨度大一岁。两位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政见相同的“少年”，虽学问上各从师说且每有辩论，却自此结为至交。转年（戊戌年，即1898年），梁氏被光绪帝赏六品衔，调往京城与维新领袖康有为主持变法大业，而二十三岁的杨度则二度赴京赶考。
是年，“戊戌变法”以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而流产，光绪帝被幽囚，康、梁潜往海外避难，杨度的同乡好友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京官则在京城菜市口刑场身首异处。
没有资料表明那一年梁启超或谭嗣同与杨度曾在京师相聚，但两位好友的悲壮从政经历，无疑会给志在救国的杨度以极多的启迪。
“庚子之乱”后，太后幡然悔悟，兴办新政。湘省一向领风气之先，巡抚大人便每与德高望重的湘绮老人相商派遣优秀少年留学东洋事宜。“因此杨有良好机会获知新政新学，对于他的思想甚多新启示，更形成他经世致用舍我其谁的壮志。”（台湾史学家吴相湘语）随后，湖南省有志且有钱的少年们纷纷东渡。已经不满足于坐而论道的杨子，为寻“今日夷务应付之方”，不顾恩师和妹妹杨庄（时已成为王闿运的四儿媳）的反对，毅然自费赴日本，入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班留学，成了黄兴、胡元 等湘省“少年”才俊的同窗。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杨氏二十七岁。
“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池中长大的杨度，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痛痛快快受到了西洋文明的浸润，终于一飞冲天，成了腾游于20世纪初中国上空的一条思想之蛟龙。
这个以“勤学”著称的师范生，学习五个月结业后，即三次与考察过清国教育的日本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辩论满汉关系、政治改革、教育方法诸问题，并敢于为日本人所著的一本教育专著作序，显示出极高的胆识与文采。结业后，他曾返回国内，在上海向苏松太兵备道袁树勋申办《游学译编》并获成功。当时，上海为松江府辖下的一个县，苏松太兵备道即分管江苏省苏州、松江、太仓一带的最高军政首长。在日本办一本期刊，需要向国内地方政府预先报批，这实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重返日本后，他即在黄兴等湘籍留学生精英的支持下创办了《游学译编》，此为各省留学团体的第一本期刊。卷首，是落款“湘潭杨度”的《叙》（今作序），他明确表示其办刊宗旨：要将被外国人蔑称为“老大之国”的中华“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此月刊存世一年，刊出大量思想性的编译文章和自撰的时评与白话小说。史家吴相湘称该刊“在当时严肃刻板的士大夫社会中实为空谷足音”，可见影响之大。
正是在日本，杨度开始了其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生涯。
“经济”的本意为“经世济民”，与治理国家意思相似，与今日盛行的从日本贩来的“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
杨度留学日本的第二年，即1903年，清朝统治者已痛感人才之匮乏，而正常的科举制度又无法为各级政权提供优秀的后备干部，于是，便接受了贵州学政严修等人数年前的提议，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此“经济”为我中华原版的“经济”，即专为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而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特别考试。经济特科的开考，绕开了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三品以上的各部、院官员和各省督、抚、学政，必须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晋京直接参加“殿试”（在紫禁城里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
已有“经济”名声的湖南才子杨度，入闱特科考场并不出人意料，让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总督锡良（满人）荐举给朝廷的。清时，湖南与湖北两省的一把手是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或湖南巡抚、湖南学政等本土大员没有向皇上推荐这位湘籍才子，而偏偏让异地的旗籍蜀督抢了伯乐之功，足见当时满族疆吏对国运之关切和对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总在告诉我们：皇权时代的大小官吏，个个是贪官，人人都昏庸，哪里还顾得上为国分忧与“培养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