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缴上了答卷，过后，愣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在野的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
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广东人梁士诒！数日后，他和梁士诒等人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
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禨时，意外听说，参加此次考试人员，多有“新党”混入其间！这个老瞿，真是“大义灭亲”，他就是湘乡人，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太后很郁闷，诏令缩小录取范围，只收前三十名。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焘两次电奏朝廷，点名道姓地举报杨度等考生曾与上海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正为录取的头一名的名字而生气呢—有多事的官员上奏说，“梁士诒”这名字竟是“梁头康尾”，即老佛爷最痛恨的梁启超的姓、康有为的名（康氏原名康祖诒）。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谕：将梁、杨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仓皇亡命的杨度，哪里会想到，是次远航，不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
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缉捕而名声大噪，那首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并刊发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的。早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曾以长文《少年中国说》打动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杨氏的《湖南少年歌》，算是对梁之呼唤的应答。杨氏以韵句详说湖南人文地理，历数本土先贤名流，讴歌湘军血性精神，警醒同乡奋起救亡。尤其是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一句，更是沸腾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 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发起成立湖南新民学会的萧子昇，晚年在乌拉圭回忆过，当年，毛“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
《湖南少年歌》虽为杨氏的经典之作，但却不易流传。倒是他创作的一首歌词，传回国内，乘着歌声的翅膀，让其大名“杨子”四处飞扬：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
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本来，中国式的课堂教育，只有摇头晃脑的吟诵而没有委婉悦耳的歌唱，“音乐”登不上大雅之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第一次在《钦定学堂章程》里明确规定，今后各学堂课程中须设“乐歌”，即音乐课。翌年，清廷又为此事颁诏督促。于是，中国的第一代音乐教材便应运而生。此为杨度主动撰写《黄河》歌词的小背景。
大背景则是沙皇俄国正于我西北边陲上蹿下跳，鼓动外蒙独立。祖国的边关之危，让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度不肯缄默，遂在异邦创作了这首讴歌华夏儿女母亲河的歌词，以寄托对祖国命运的忧思与祝福。此歌词也是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传回国内，多位音乐家为之谱曲，尤以沈心工氏所谱的最为悦耳。慷慨悲壮的歌词，加上深沉大气的曲调，使《黄河》成为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回肠荡气的爱国歌曲。茅盾晚年就曾说，他那一代人都记得少时唱过的《黄河》。令人扼腕的是，此歌从清朝唱到民国，传唱了二十一年之后，1924年，词作者期盼“饮酒乌梁海”的我唐努乌梁海地区，终被已经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维埃俄国策动独立了，成了附属于苏俄的“乌梁海共和国”，即现今的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好在，又过了七十多年，20世纪末，中国音乐界评选“二十世纪经典歌曲”，杨度与沈心工合作的《黄河》赫然入选。此歌虽不若李叔同从美国人那儿挪来曲调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影响那么广，但意义却更加深远，被评委们列为排名第一的经典之作。迟来之首肯，堪慰词曲作者的在天之灵乎？
当年的杨度，能写一流的歌词，更有一流的政见。
在留学日本的中国“少年”们那儿，自“泰西”传来的这主义那主义的，风生水起。但特立独行的杨度，经对东西各国的人文、政治、经济乃至国民性等深刻研判之后，毅然独创了自己的主义，即“金铁主义”，他认定，只有金铁主义才能救中国：
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
对内的—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政党。
对外的—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国会。
说得够明白了吧？别忘了，那会儿还是大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大臣们只会说“皇上（或太后）圣明，臣（或奴才）罪该万死”的君权时代。老大帝国，历来君主一个人说了算，哪有什么“政党”、“责任政府”和“国会”的概念？更遑论“民权”（即人权）！早在那时，不及而立之年的杨度即对国家未来体制有了如此清醒的架构，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等清朝统治者终于被迫组成责任内阁时，却已是1911年5月，距龙旗坠地只剩下半年时间了，晚矣！
悠悠百年，杨氏的主义早被人们忘到了爪哇国。读其旧作，竟每每被其思想的光芒刺得眼痛！
比如他说：
民权不昌之国，其政府必为专制之政府。夫专制政府之行为，决未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意，即或口为保护之言，亦不过虚伪以欺人，不旋踵而自相违反矣。
再比如他说：
政府非以人民意思所组织而成者，故对于人民不负责任，而无以国事为己事之心也。故今日之政府，对于内而为偷钱之政府，于外而为送礼之政府。以国权寄托于此等政府，其所余者有几何矣？
即使论及两年前在中国领土上结束的日俄战争，他也没人云亦云地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于两国战略与军备的对比上，而是将结论下在两国的政治体制的优劣上（时俄为专制国体，日本为君主立宪制），最终，板子却落在吾国落后的“专制政体”上：
如今世界，论最野蛮之国当首推俄。俄宜居于优胜矣，然而与日本之军队遇，遂将数十百年来执牛耳于欧亚两洲之雄威，一败涂地而不可复振，则纯粹之野蛮国其不足以居优胜也必矣。何也？彼之国内组织至不文明，宗教上、政治上、种族上阶级至多，人无平等自由之乐。其治内力既如此之弱，其对外力之决不能强者，此自然之理也。
世界各国之内治上，其尚为专制政体者，惟俄与中国也。俄既如此，宁可复肖之欤？
将吾国衰败的所有症结都归诸专制体制，真是超人一等，入木三分！甚至对本国何以屡遭列强欺凌，杨度也大有“反潮流”的卓然见解：
由家族而成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至成国家而政府立焉。政府者，所以为国民谋公益者也，所以拒他民族之妨我民族之权利者也；故各国之政府，无不以国民利益之所在，而为举动之方针。？？
夫各国政府，孰不思夺他国国民之利以自利其国民？我国民若以此而怒人，不如其求自立也！
在国运式微，朝野一片哭天抢地的抱怨声中，他的声音颇有些刺耳，但平心而论，却极有道理。
知否？杨度还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人。就在其《金铁主义说》中，他写道：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族名？？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
在此之前，最先把“中华”与“民族”联缀起来的梁启超只把它当成了“汉族”的同义词，是杨度第一次将其定义为文化上而非血统上的概念。杨氏版的“中华民族”问世后，马上得到吾国知识精英的认可，口口相传，最终演进成现在的一个全球华人认同的政治概念，一张属于中国大地上各民族的最光亮的名片！这实在是原创者始料未及的。
令杨度始料未及的还有，就在他风头正健时，清廷的通缉要犯广东香山人孙文竟找上门来，拉他这个坚信要以立宪改造中国的青年领袖加入革命队伍。
杨度的老乡兼好友章士钊曾于六十年后写过当时的情景：
中山孙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
不过，有“孙大炮”谑称的孙文说了三天三夜，愣是没说动有“骡子”之谓的湖南人中最特立独行的杨度。到头来，反倒是杨度很认真地告诉孙先生：
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橐鞬随公，窃愧未能。
“橐”乃口袋，“ ”指马上的盛弓器。饱学的杨夫子用文言文告诉前香港西医孙逸仙：对不起，政见不同，我不能随您出征。不过嘛？
杨度想起了一个与来客志同道合的同乡来，于是，话锋一转：
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
喏，这就是杨度，恃才傲物的杨度，促成孙、黄两大革命领袖相识的子。
此时的他，已经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汪精卫同班学习政法基础课程。其间，他发动湘鄂粤三省学生，发起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的运动，被留日学界推为总代表，已经是颇负盛名的人物。不然，比他大九岁的孙文也不会屈尊登门拜访并苦苦游说他几天几夜。
雄辩的“孙大炮”最终也没能轰开杨度的心扉。分手时，杨度对孙中山说了这样一段很不客气的话：
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末一句，实在刺耳。
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确实不认同，他认为，革命—暴力推翻满清—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难以承受。若让中国康复，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为此，他反对革命。
杨度之政见，后来公开发表于他创办的《中国新报》上。他认为，清廷本不是人民所托付才组成的，凭什么要责难它不为国民谋利？若改造中国，只能从每个国民自己做起。他很不赞成孙氏利用外国人以及苛责本国政府的做法，指斥那样做是放弃了国民的天职。
其原话如下：
至我政府之甘为人所用，或为人所愚，吾以为皆不必论之。何也？我国民若又以此而咎之，谓其不为国民谋利，而转夺其利以利他国国民，为了不足受国民之托付，是则是矣，然而，何责之之高也？况此不自咎而咎人之心，已自损失其国民之资格，放弃其所以为国民之天职。
分手后，孙中山与黄兴在章士钊住处相见，孙、黄结盟，广东人的兴中会与湖南人的华兴会结盟，随后，在日本人的参与下，留学日本的反清志士大结盟，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孙氏被推举为总理，黄兴成为二号人物。而死活不肯做革命党发起人与领袖之一的杨度，则凭其政治才干和雄辩能力继续赢得中国留学生的信服。就在同盟会成立之后，他以七百四十余票的高票当选清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会长），可见人气之高。
对了，这一年，他还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请人把辫子剪了！彼时，即使革命党人，剪辫子的也是少数，毕竟还要回国，还要面对全社会。而他，一个君主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居然去掉了大清国臣民的标志，确实令人刮目。
因悉心研究并奔走宣讲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1905年12月21日，奉旨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的五大臣中的两位—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团经过日本。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为该团随员，他正是当年湖南时务学堂的总理。熊希龄找到杨度，请他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以供五大臣回国后写“考察报告”时作参考。对杨度来说，此番受托代笔，实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于是，他奋笔疾书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篇重要文章。1906年8月，五大臣回京后，杨氏的“答卷”获一致颔首，润色成官样文章上报后，深得坐在养心殿里的那位老妇人之心，9月1日，清廷即颁旨：“预备仿行宪政。”
在内忧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清政府终于小心翼翼地走上宪政的道路。杨度成为清国倡言宪政第一人，他的两篇文章，成了清廷立宪的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