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会儿，该说说陈独秀的个人问题了。
民国九年（1920年）从北京回到沪上后，陈独秀与第二任夫人的关系也未恢复到昔日在杭州时的融洽，后来竟不在家住了！高君曼不得不带着两个子女去了南京。陈独秀在那里购置了一处面积挺大的空地，出钱盖了几间房子，让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到了那里，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寄去，再将此钱从陈的版税里扣除。
铁石心肠的陈独秀甚至没给前后两位高夫人送终，高家姊妹先后在南京与安庆谢世时，他都没到场，都是亲友帮助料理的后事。前面说了，他连一首怀旧的韵句也不肯留下，尽管他留给后人不少非常有功底的旧体诗。
高君曼走了，成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成了无拘无束的男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一个多月里，他居然失踪了！党内所有的人，包括单线与他联系的党中央秘书兼会计任作民都不知道他的下落，连其长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前来党中央汇报工作时，也见不上当总书记的老爹一面。任作民只能以暗语在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却仍未有回音！于是，大家悲痛欲绝，都以为领袖已惨遭反动军阀的暗算。
万不料，就在陈延年离开党中央机关去往客轮码头以后，捂得严严实实的总书记却出现了！
陈独秀一脸轻松地告诉同志们，前段时间，他因患伤寒病住院了，见了报纸上的寻人启事，就来了。
在哪家医院住过？出院后又住在哪里？有人服侍吗？面对同志们的询问，“老头子”却不再言语—尽管彼时陈独秀只有四十七岁，但中共早期重要干部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所以他们当面称总书记为“老先生”，背后却全都昵称为“老头子”。倒也是啊，你想，连他大儿子陈延年都已经二十八岁了，他能不老吗？有人在党的会议上记录陈的讲话时，干脆只写一个“老”字。
对了，赶紧派人叫回已经登船的陈延年同志！就这样，陈延年才见到了本以为已横遭不测的父亲。
那时，已经有人隐约知道陈独秀似与一位神秘女士同居，但那位女士姓甚名谁，却从来没有人知道。若想打探总书记的口风？嘿嘿，老头子鬼着呢！愣是不肯向小伙子们泄露片言只语！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深得陈独秀信任的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郑超麟才意外地获知，那位女子叫施芝英，是一名有地位有身份的青年医生。但大伙儿不知道的是，这位施医生是何时出现在“老头子”生活中的。是否与前阵子老闹胃病的老先生频频去医院看病有关？高君曼带孩子离沪是否与此事有关？他和她在一起多长时间了？为什么最终没走到一起？这一切，因追随陈独秀而受尽磨难的郑超麟老人，与他同时代略知此事的极少数党内同志一样，永远不知道了！
施芝英与陈独秀的地下恋情，隐瞒得实在太久！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得到确认。起因是有在新疆工作的两男一女向中共中央写信，称他们是陈独秀的外孙，因为三人的母亲陈虹是陈独秀与其外婆施芝英所生的唯一女儿，但其母与外婆已经先后于“文化大革命”前后病故，请求落实政策，云云。中央遂安排有关部门调查落实，查明陈独秀在上海期间确曾与一位叫施芝英的女士同居数年。但原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陈虹与陈独秀并无亲缘关系。早在1937年9月，陈独秀出狱后，就对到汉口找过他求助的陈虹说过：“你不是我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在那个时代，养女通常是花钱买来的使唤丫头。当时的国民党报纸还曾借机讥讽前中共领导人是“屙屎不揩屁股”。
据说，施女士一直住在上海的某条弄堂里，丈夫先她而亡。有与她为邻的老太太在她家中见过挂着的女主人年轻时的大幅照片，是一位相貌美丽且气质高雅的美人。据有心人考证，施女士也是安徽人，比陈独秀小二十二岁。人们考证不出的是：她与中共最高领导人长期秘密同居，知道这位老病人和老情人的真实身份吗？最后为何分手以致陈独秀没了住处？她嫁了别人以后能把真情告诉丈夫吗？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龄段的一段恋情，告诉过养女陈虹，而陈虹又传讲给了自己的儿女们。于是，这才有了思想大解放时期的那次信访与调查。
陈独秀从神秘女人那儿搬出来后，仓促间挤住在年轻的同志家中凑合，后又找了住处搬了出去。某次，郑超麟去那幢秘密住处时，意外撞见“老头子”屋里竟有一个舞女模样的人！陈独秀难耐寂寞又一证也。
被中共开除后的陈独秀，依然待在上海。尽管已年近半百，他又把后楼邻居的一个二十岁的小女子潘兰珍发展为生活伴侣。见过潘氏的人称，潘很摩登，是“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的时尚女性（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当今上海的年轻女子）。陈独秀面对比自己小二十九岁的小潘，倒是坚持组织原则，一直没告诉人家自己的真实姓名与身份。直到某次两人吵架，小潘一气之下跑回浦东娘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了被捕的“共党魁首”照片时，才极为惊愕地获悉：原来，夫君即那个久被国民政府通缉的大名鼎鼎的共党领袖陈独秀！
你说，像陈独秀这样的大思想家，这样不肯为世俗改变自己的奇人，和哪个女人能有长久的共同语言？莫道“旧派女人”大众女士高晓岚最终被弃，就是在京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小众女士高君曼不也一样吗？更何况之后的那个连大字也识不得几个的像女儿一样的潘兰珍呢？
对了，陈与潘的结合曾令他的“托派”同志大惑不解，他们背地里议论“为何此女愿嫁老倌，更惊叹陈猎艳技术之高明”（濮清泉语）。罢！罢！莫以俗念论英雄，燕雀安知鸿鹄心？陈独秀乃时代之超人，旷古之狂才，哪里是传统道德观念所能旌表的良人？
因失去自由，陈独秀结束了对异性的追求史，上海英美烟厂女工潘兰珍成了这位总是骇世惊俗的人的爱情终结者。
潘氏从来没得到妻子的名分—陈独秀对最亲近的人也只称潘为“女友”，而且，潘氏长年不识郎君真面目。按说，被骗也久，幽怨深矣！况且家里被抄，私物尽失，何不借机离去？可这位时髦少妇，偏偏忠贞感人，不顾陈的劝阻，频繁赶往南京探监，后干脆从上海搬到南京租一处陋室住下，以便每天白天进狱中照料陈独秀—对外就称她是陈的“学生”，可见陈氏人格魅力确实非凡。
而受到南京模范监狱优待的陈独秀也真叫“本色”，尽管身陷牢狱，却依然精力充沛，不光读书看报赋诗题字，而且还频见访客，当然见得最多的是潘“学生”。潘氏被特许天天入监送饭并照顾陈独秀，朝九晚五，像上班一样。于是，老夫少妻相逢，便有了极为罕见的“狱中春景”被看守窥见。典狱长闻报后，左右为难，只得把陈的同案兼亲戚濮清泉提来，大发牢骚：“陈先生近来忘了他是在坐监，把我们这里当做旅馆了。此事传出去，岂不要叫我同他一样坐牢吗？”末了，这位先前崇拜过陈
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在南京第一监狱中留影，仍是一副“龙性岂易驯”（陈诗）的轩昂气宇。照片旁的字为他亲笔所题。独秀，“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的“党国”牢头大为感慨：“现在看来，陈先生文章虽好，道德有限。”而陈独秀听到濮的相劝后，竟“毫无赧颜”地反问道：“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
喏！这就是陈独秀，一个我行我素，绝不肯委曲自己的伟丈夫！
人们已知的陈独秀的三任妻子均与他共同生活了十余年，她们一个比一个年轻，却没有一个善终的。
受苦最长的属元配高晓岚。她二十一岁成为陈家的媳妇，二十二岁即开始常态性地独守空房，三十五岁那年夫君带着自己的妹妹一去不回！五十一岁那年长子陈延年被国民党政府处决，第二年小儿子陈乔年也惨遭枪决，五十四岁那年她寂然辞世。生前，这位苦命的将门之女在安庆城外的叶家冲购置了茔地，临咽气前，嘱咐身边唯一的儿子松年说：我与你父，生不同林，死要同穴，待他百年之后，务必与我合葬一起。于冥冥阴间等了十七年，亡夫的游魂才被小儿带回故土。
高君曼二十四岁与陈结合，不到四十岁时成为弃妇，四十五岁那年因肺病辞别人间。
潘兰珍二十岁与陈同居，三十四岁为陈送终，后不得已与一名国民党的伤残小军官结婚，不久又守寡，20世纪50年代病逝，年不及五十岁。
寿限最大的是最鲜为人知的施芝英了。她与陈独秀开始同居的年月不详，终止于1927年3月，时年二十六岁。在陈独秀的女人中，她是唯一活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一位，享年七十二岁。
俱往矣！
历史将感谢陈独秀的幺儿陈松年，因为正是这个陈家唯一没投身政治的人平安地活了下来，把父亲和祖母（即陈独秀的叔母谢氏）的遗骸带回了故土，把动荡而诡谲的历史风云埋在了安庆城外，也把解析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完整答案埋在了这长江岸边的青山下—只要挖开它，仔细看透了，就一定会明白我们走了多么长的一段冤枉路啊！
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1990年过世。
有亲历者回忆过，20世纪30年代初，二十岁的陈松年在南京模范监狱里初次见到陌生而苍老的父亲时，禁不住哭了。孰料第一次见到幺儿的陈独秀居然把眼一瞪，来了句：“没出息！”仅此一句，即可窥知陈独秀性情之刚烈。
那位坐了一辈子监的郑超麟也回忆过：某次，陈延年自外地来沪，郑陪他往见陈独秀。原以为阔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感动人，但爷儿俩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正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一张椅子坐下，一句问候也没有，就谈起了工作。
对亲生子女没表现出应有的慈爱，但对年轻的同志，如赵世炎、郑超麟等自欧洲回国的晚辈，却表现出了由衷的父爱。不知陈独秀“内外颠倒”的亲情，是否与他对两任前妻的嫌弃有关。
人生有情泪沾衣，硬汉也有恸哭时。同样在监狱，同样为儿子，他也爆发过山洪般的忆念，只不过，那时，长子与次子已经先他而为共产主义殒命。后来关在共产党狱中的“托派”骨干濮清泉在交代材料里写过，当初，“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的大墙里—
陈独秀对这件事，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璠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你看，他还是有骨肉之情的。
“有出息”的儿子已经先父母而去，留下了“没出息”的儿子照料起陈独秀的晚年。此后话也。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敌当前，国共二度合作，中共提议“释放一切政治犯”。尽管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庐山上向蒋先生提交的释放本党在押者的名单上并无陈独秀及“托派”诸人，但谁都知道，陈先生才是全国最大的政治犯，理应在释放之列。经旧友胡适、张伯苓的积极活动，蒙汪精卫说情，蒋介石终于同意开释陈独秀。
然而，要把一个重量级人物提前释放，国民政府总得给自己台阶下呀！于是，狱方便通知陈写个悔过书。
兴许陈独秀想起当年在北洋政府警察厅里写过的“悔过书”，顿时暴怒道：“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陈独秀说这句后的数日，日军飞机果真夜袭南京，大肆轰炸，监狱也挨了炸弹！
不悔也罢，反正要放人。8月21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
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
该犯入监以来，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因为陈独秀从被捕至眼下，已经被囚近五年矣，将其刑期减为三年，就等于无条件放人。
非常时期，当局“依法”办事的速度也突然非常地快了—国民政府当天就发出指令：
呈悉。应予照准。
第二天，“国府明令”即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出。
第三天，陈独秀这个令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深感恐惧的思想巨兽便从笼中踱了出来。
迎接他出狱的，除了潘兰珍与陈松年两位亲人之外，还有国民党中央统计局的处长丁默邨。数年后成为汪伪政权大特务的丁处长，奉命请陈先生住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以示国民党对前友党一把手的善意。但陈独秀不愿再与国民党有染，他宁可住进原北大学生领袖、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的家中。
到底是斗士，陈独秀出狱后的头一件事，就给《申报》写了一纸声明：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三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