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
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铜头钢牙，决不言败，还是那个倔犟不屈的陈独秀！
出狱后的陈独秀，突然又成了香饽饽。
于国民党来说，此人乃一代青年领袖，独立于中共之外的思想巨子，坚决反对斯大林的民族主义者，而且只是一代青年的精神领袖，不是暴力斗争的鼓吹者，故出狱后可供奉高位以招揽人心。蒋介石遂通过陈的学生辈的政府高官周佛海、朱家骅、段锡朋等出面，有意聘请陈独秀出任新成立的国防参议会议员，甚至属意由他出任国府劳工部部长。
在党国要员们为他举行的宴席上，陈独秀闻此美差，非但不识抬举，反倒正色回答：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两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客人铿锵一席话，满座高官莫敢答。陈仲甫，伟丈夫！
于共产党来说，此翁乃本党创建人、早期的领袖，还是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群体的思想导师，况且其坚持反对国民党政权，故敦促其回归党内，于公于私，都更为有利。所以，陈出狱后，叶剑英、博古就衔命登门造访。之后，叶剑英还曾同陈独秀单独会谈。远在陕北的张闻天、毛泽东联名发来电报，提出允许陈独秀回到党内的三个条件，其主要内容即陈要承认加入“托派”的错误。
倔犟的陈独秀，此时已抵武汉，他对前来催问结果的中共驻国统区二号人物董必武说：
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遵命。
中共党内，凡在陈独秀手下工作过的人，谁都知道“老先生”的执拗。所以，此事只得作罢。
国内“托派”组织当然更来找他。服刑期间，“托派”与他的联系就没有中断，胆大心细的潘兰珍女士充当了秘密信使。但他已经厌倦了国内各“托派”组织的无休无止的宗派纷争，复函正式回绝了小团体的邀请：“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
旧友胡适为他联系好到美国写传记，还有朋友劝他去香港定居，以摆脱国民党的监视。然而，他都没答应，理由很简单，也很感人：“既然我拥护国民党领导全民抗战建国，就不能离开内陆。”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与灾难中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为此，他孤傲地留在了“国统区”。
随着战局的恶化，国民政府由南京退到武汉，又由武汉退进四川，长江三峡成了天然屏障。陈独秀带着叔母谢氏（陈衍庶的第二任夫人）及潘兰珍先在“陪都”重庆落下脚，后又退到距重庆百余里水路的江津县定居。彼时，国民政府将各省公立学校都迁到了巴山蜀水，安徽流亡学校被安排在江津复课。为此，陈松年也在江津的学校里找了份工作，与父亲隔江而居，经常探看。潘女士则始终与陈先生同居一处。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25日上午，也许是个日照江花红胜火的时辰，住在距江津县城二十华里外的鹤山坪石墙院“杨氏山庄”的陈独秀，却如深秋之落叶，摇摇欲坠。患高血压和胃溃疡多年的他，自知生命之旅将终结，便艰难地喘息着，把松年、潘氏及追随自己多年的北大学生何之瑜、邓纯以及专程从广东赶来的包惠僧召到病榻前，分别作了遗嘱。
他告诉松年的是，日后将其棺木带回故土。
两天后，斯人长逝矣！江津故交将其安葬在了长江边的康庄墓园。
五年之后，陈松年将亡父的灵柩起出，雇船顺长江而下，漂泊几天几夜后，在安庆怀宁城郊的亡母墓旁，将父母埋在了一起。尽管陈独秀一生漂泊，四海为家，直至病逝他乡，但他还是魂归故土了。此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的事。
让人深感庆幸的是，经历了漫长的动荡岁月，尤其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滔天浊浪的冲决，这座“无名”的名人之墓竟然保存下来了！
陈独秀归葬家乡两年后，江山易主，他手创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把宿敌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岛上，他的学生毛泽东在世界东方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沧海桑田，万象更新，但陈独秀的后人的生活却一如旧时代。因生计窘迫，在安庆窑厂工作的陈松年甚至不得不将父亲在北京的一处房子卖了。在共和国时期，“叛徒”、“汉奸”、“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遗族的日子可想而知。
然而，到了1953年春天，情况突然有了变化—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三十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且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也不过三十元啊！年复一年，在普遍困厄的年代，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陈松年及其子女一直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这笔钱究竟是给陈独秀的儿子的呢，还是给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遗族的？
他们当然更不知道，这风雨无阻的关照竟然来自最高层！
那年早春二月，毛泽东乘从国民党海军手里接收的“洛阳”号炮艇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奉命登舰迎接主席。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多次乘船经安庆往返于上海和武昌，却从没在此登岸。
这一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坐定安庆城，见傅大章等拿出厚厚的笔记本和各种文字材料要汇报工作，他大手一摆：今天不用你们汇报工作，随便谈谈。随即，毛便打听：陈独秀家在安庆什么地方？
傅大吃一惊，没想到主席竟然会问起本地一向讳莫如深的人来，便谨慎禀报：在独秀山下。
毛一怔：安庆有个独秀山？
傅实话实说：独秀山是怀宁县内的一座小山，离这里有三四十里地。
毛再问：是独秀山以陈独秀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得名？
傅答：原来就有独秀山—先有独秀山，后有陈独秀。
毛颔首，释然。俄尔，问起陈的家人情况，当得知陈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颇不以为然，说：“陈独秀的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最高领袖一言九鼎，陈松年一家遂有了固定补助。
毛泽东与陈独秀缘分极深。
早在西北的窑洞里时，毛泽东就对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言：青年时代与陈独秀的结识“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他还说起早年在长沙读书时：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对陈独秀的崇拜竟让这位湖南学生领袖在自己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喊出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的口号！
成为职业革命家后，毛泽东更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昌等地与“老先生”有过亲密接触。
且看毛泽东与陈独秀同在一地时的概况—
在北京时，陈乃堂堂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和威名赫赫的《新青年》主编，毛是该校图书馆里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助理员；在上海时，陈是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即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长，毛为中共中央秘书，就等于是陈的秘书；在广州时，陈是国共合作时的共产党首脑，毛乃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过该党中宣部代理部长的高级干部。
苏联人在中国大力推行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以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差一点被赶尽杀绝而告结束。斯大林恼羞成怒，乃让曾在莫斯科喝过洋奶水的青年干部瞿秋白等取代了陈独秀。彼时的毛泽东只是中央委员，尚不具备竞争领袖的资格，但代表斯大林领导中共的马林同志对这个从湖南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共农委书记很有兴趣，所以，在清算陈独秀“错误”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擢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尽管几乎中外的传记都称毛泽东在那次重要的换班子会议上作过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长篇发言，且有会议记录为凭，偏偏当时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身份列席会议的郑超麟不这样说。郑老生前在他的那本弥足珍贵的《怀旧集》里另有说法。
郑文道：
1927年8月7日上午，主要是十几位与会者听瞿秋白念了由共产国际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之后，几个人发言？？
最后，毛泽东从床沿上站起来发言，他只说了几句，我忘记了说的甚么，但罗亦农制止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现在很不安全，今天的会已经开得太久了，要快点散会。于是毛泽东坐下来。八七会议就此结束了。
郑超麟老人特别补充道：
多年来有一种传说，说毛泽东召集和主持八七会议，在会议上长篇大论批评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最后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传说与历史事实有多大的出入！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以前好久便已自己辞去总书记职务了。
至于那份明明有毛泽东发言内容的“八七会议记录”，郑超麟老人认为，那不过是在场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让人补记以向共产国际交差的材料罢了。郑说，那个年代，会后补记的事并不稀罕。
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他不一定知道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们的具体过节，但就其刚强的个性与敏感的民族自尊心而言，他又与下台的陈独秀何其相似乃尔！
随着陈独秀的被迫辞职，茫然登上黄鹤楼的毛泽东，无比悲凉地吟着自己的心境：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谁说那首悲情四溢的《菩萨蛮·黄鹤楼》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强烈控诉”？或者，是对大批牺牲的革命烈士的缅怀？不！分明是作者面对党内骤变的形势的一种极大的困惑，是对被赶下台的“老先生”的深沉的凭吊—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酹，就是把酒泼在地上以缅怀故去者的一种古之习俗。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在武昌的毛泽东，面对即将被轰下台去的政治导师，能不“酹滔滔”欤？
是的，在“倒陈”的那段时间里，善于独立思考的毛泽东不会人云亦云，他也许猜得出，陈独秀的出局恐怕是斯大林在找替罪羔羊罢了。性情耿直的“老头子”的观点有什么错？“中国的事只有靠中国人来办！”—“老先生”痛彻肺腑的喟叹理应一直回响在毛泽东的心壁。只不过，一直被共产国际当面领导并监督着的陈独秀成了斯大林错误决策的牺牲品，而毛泽东则利用长征途中与“远方”失却联络的一段宝贵时间，成功地把中国共产党引上了胜利之途，让苏联人不得不接受毛泽东领导中共的现实。
毛泽东在遥远的大西北悄然执掌中共之时，正是陈独秀被国民政府提前释放之际。
然而，有谁知道，当毛泽东在党内有了话语权以后，中共对“老先生”的态度反倒开始产生变化！
陈独秀提前出狱后，毛泽东欲将本党创始人接至延安养起来，但因陈拒绝公开声明悔过而作罢。
毛泽东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从天而降后，他仍想着陈独秀呢—“神仙”乃毛泽东对被苏联飞机送来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的称呼。尚未被“远方”正式认可的毛泽东对王明的出现正心怀忐忑，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把目光转向了“天外来客”，所以，王明一时也就真把自己当成了斯大林派回来当家的人。由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成了毛泽东忍让王明的一次非常会议。会议上，一共有三个人作了报告：总书记张闻天同志理所当然要发言，他的报告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接着开腔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他神气活现地给长期留在国内的同志们指点迷津—《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最末一位作报告的是项英，未参加长征的他向中央汇报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显然，这是一个必须要向党内交代清楚的汇报。毛泽东在这个重要的会上，没有发言权！过后，毛曾多次发牢骚，称王明回国后的那段日子，“没有人理我”！
时任政治局委员兼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记下了他叛逃去国民党前所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共高层会议的情景：
他（毛泽东）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时任总书记）也只好遵照实行。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在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似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斯大林的这条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员们谁还能说什么呢？张国焘继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