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为了跻身于体制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惜“纳赀”，让自己成了正五品的候选郎中。“赀”音与义同“资”，“纳赀”即花钱买官。有清一朝，花钱买官是进入国家官吏体制的一条正当途径，是科举入仕的重要补充，与当下行贿上司为自己买官有本质的不同。
翌年，杨度再接再厉，创办了《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员。
有了自己说了算的报纸，他就把自己的“金铁主义”从从容容地公之于世了。之后，他又创立了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所、宪政公会，以会长和常务委员长的身份力推国内“宪政之实行”。他的中心目标很明确—“设立民选议院”。
秋风起时，杨度不得不返回湖南，为恩重如山的伯父杨瑞生奔丧。灵堂前，他留下了一副词、字双绝的挽联：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
回到家乡，孝服在身的杨度仍念念不忘宪政大事。他发动成立了湖南宪政公会，以全省士民名义发起入京请愿运动。他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老师王闿运改定后领衔发出。
今天，于这篇“宪政倡议书”问世百年之后，我认真阅读杨氏的激扬文字，犹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击力：
国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国家之强弱，恒与人民之义务心为比例，断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尚可立宪者也。
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屈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几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即其当兵、纳税，亦纯出于强力之压迫，并不知人民对于国家之职务应如是也。
东西各国，人思自救，举国一心，其忠君爱国之忱，我国人民实多逊色。然彼何以至此而我独不然者？即纯以民选议院之有无为之关键也！盖有民选议院，则国家对于人民，既付以参政之权利，故政治之得失，上下同负其责，而彼此无复隔膜，且利害与共，意志自通，关系既深，观念自切。
今惟有利用代议制度，使人民与国家发生关系，以培养其国家观念而唤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后宪政之基础确立，富强之功效可期。否则，政府独裁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国家成为孤立，君主视若路人，虽日言立宪，亦安有济乎？
多么发人深省的思想启蒙课本！
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被一个年轻气盛的著名“执不同政见者”指着鼻子数落并很具体地教导了一顿后，清政府却并没恼羞成怒，反倒将其直接调入朝廷，让他专管宪政的普及和实施了—在接到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名保荐杨氏“精通宪法，才堪大用”的上奏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908年4月20日），慈禧太后传谕：
候选郎中杨度著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国运式微，当国者首先着急啊！显然，慈禧原谅了与“乱党”有染的杨度。
宪政编查馆，是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初名考察政治馆，由军机处的王大臣领衔，级别虽高，却一直没有得力的人手具体办事。把杨度调来“行走”，正是人尽其才。“行走”虽非专任官位，但却等同于后来的秘书，名义不高，位置却很重要。
然而，调入中央机关的杨度，依然像流亡在异国一样的“不老实”，而且，利用职务之便公然“以权谋私”，到处传播他那套宪政理论。
同样认定中国必须走宪政道路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期间，请杨度前来回答官员们的相关质询。现在看来，这显然是足智多谋的袁氏为杨度摆下的一个挺不错的讲坛，他要让朝中那班守旧的大臣们明白，“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一天，杨度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越说越勇，到后来，竟胆大包天地宣称：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真是掷地有声，响遏行云！百年前，杨度即有如许之见解，并有如许之勇气，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杨度的政治设计方案是，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即由国民代表们参与表决国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里的极少数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诺诺地称“皇上圣明”来决定国运。显然，这是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形。这位宪政公会常务委员长甚至与部分清宗室在京成立了宪政公会北京支部，一只脚在体制内一只脚在体制外，疾呼起离经叛道的政治主张。
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认定“国民会议”为灵丹妙药，仿佛这个会一开，南北就统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国就民主了，列强就知足了。从清末杨度开了头，直到整个北洋政府时代，此“会”成了朝野有识之士的一个心病。无论是在朝的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也无论是在野的孙中山还是李大钊，当然更包括跨在朝野之间的杨度，都一直在为开这么个会而孜孜矻矻地奔走，结果直到“北洋”像老妪一样被凶悍的新妇国民党赶下台来，这个难产的“会”也没能降生。
入京出仕的杨度，一跃而为新政中枢的“大秘”，难免得意忘形。按常规，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没个十年八年，是很难走到正四品位置的。杨子寓身京华，名满天下，虽早有家室，但终禁不住男人的贪欲，纵情于八大胡同。不料，几度销魂之后，竟被一雏妓迷得不能自拔，遂以两千元的超高价格买回为妾！中国传统社会，容许官吏纳妾，却不容其嫖娼，尤其看不上你假戏真做娶妓为妾。况且你杨度正是一向高喊“伸张民权”的新派人物，怎么能像没有文化的暴发户一样，不惜豪掷千金买个小姑娘来家蹂躏呢？岂但蹂躏小女子，简直就是蹂躏人权嘛！如此心口不一之人，何以担当大任？一时间，议论汹汹。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之事，母仪天下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还都在世。
杨度吓出一身冷汗！他赶忙在一次集会中公开申明，已将此女转赠友人，以示本人从善如流—本来就是花钱买来的一件尤物，自己不能把玩了，还不兴送给好友收藏吗？发泄情欲事小，耽误正事儿事大。他忍痛割爱后，又回到了吁请立宪的正道上来。半年后，太后与皇上相继驾崩，他才暗自松了一口气。
在全社会一片催促声中，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责任内阁终于问世了。不过，令人恼怒的是，内阁里竟多是皇室成员！自大清入关以来，便是满汉并重的格局，此“皇族内阁”非但不符立宪规则，更是集权于满人的倒退行径！
6月，在全国绅商对“皇族内阁”的滔滔骂声中，杨度被任命为内阁统计局局长。令立宪派人士失望的是，杨子竟没拒绝！曾经风骨铮铮的杨氏，此番恋栈，让人看到了中国士人在得到统治者青睐时的另一面。
正是“皇族内阁”的成立，大清国为自己的坟坑挖完了最后一锹土—两个月后，武昌起义的炮声隐隐传到京城，紫禁城摇晃起来。非常时期，三十六岁的杨局长没坚守工作岗位，却私下坐火车到了河南彰德站下来，找他佩服的下了台的袁世凯去也。
三
朝中不少人知道杨度与老袁的特殊关系。
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老袁用人，不问籍贯与家世，真正的五湖四海唯才是用。当年，正是袁世凯联手张之洞保荐，杨度才一跃而为朝廷命官。不料，仅过了一年，风云突变，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过世，主持国政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极想用老袁的头来祭哥哥载湉（光绪帝的名字）—他总怀疑“戊戌变法”时是老袁告的密，才让哥哥倒了大霉。幸好于最后时刻，在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劝说下，这位少年摄政王犹豫了，才将原定的“交法部拿办”改为“开缺回籍养疴”，即撤掉袁的一切职务令其滚回老家去。
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仓促带着两房姨太太与仆人们惨淡登上南下的火车。随行的还有步军统领衙门派来负责其安全的军官袁得亮。没有满月台的“红顶子”来为这位曾位极人臣的河南矮胖子送行—满官场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众多军政界故旧门生即使想来道别也因避嫌而不敢。世态炎凉，令老袁伤感不已。
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气弥漫处，却有两位内阁高官公然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一位是学部左侍郎严修，一位即统计局局长杨度。老袁感动得落了泪，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副部长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局长则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创办《青鹤》杂志而著称的陈灨一在其《新语林》书中的一段记录。
官场上，鲜有如此不避嫌的从政者。
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但偏偏在国运危难的极敏感的时期，中央政府的局级主官杨度却去了袁氏的洹上村。
在袁宫保的家里，杨度正好遇到了袁之老友兼旧部阮忠枢。阮氏带来了总理大臣奕劻的亲笔信。七十五岁的老臣奕劻一再向摄政王载沣请辞而不得，只得以私谊恳请袁氏出面挽救危局。因原湖广总督瑞澂已被撤职，正在前线戴罪立功，故清廷匆匆将袁世凯任命为湖广总督，令其指挥“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但对南下平叛的“水陆各军”却只授其“会同调遣”的权力。
谁都能看出来，朝廷对起用老袁疑虑重重—该省新军已成了叛军，全省巡防营和绿营哪够老袁指挥的？而中央军队，无论其旧部冯国璋统率的北洋陆军，还是萨镇冰统率的水师，他只有当副手的份儿，这明摆着是不信任嘛！
杨度力劝老袁不要应命，以观事态发展。老袁深思熟虑了一番后，果真复电清廷：
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
病成这样，哪能出门工作呢？所以，谢谢啦！
载沣明知老袁耍花样要权，却一筹莫展，只好把前线指挥权全部交给老袁；在政府军攻克汉口后，又授其内阁总理大臣之职，将其调回京城，主持全局。当然，那会儿，杨度早回京城上班去了。
老袁重组的内阁里，杨度成了学部副大臣。副大臣，即新政前的各部侍郎，是正二品的高官。非常时期，对人才的提拔也非常迅速。杨度从一个无“品”之人，以花钱买五品候选郎中开始起跑，一步正四品行走，再即正二品副大臣，整个一“三级跳”，“噌噌噌”几步，就跃为国家重臣了。
不过，杨度对副部长的高位并未看中，他与汪精卫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即为北南双方说和。他忙那件事去了。
也幸赖他的介入，南北双方互相瞄准着的炮口才提前低垂下来。辛亥年（1911年）12月9日，他得到时任南方独立各省代行大元帅职务的黄兴的回电，电称：只要袁氏促成清廷逊位，即可举袁为民国大总统。只不过，当时还没想好今后的国家元首是什么名义，黄兴说的是“大统领”：
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袁氏闻此言后，马上加派杨度为南北议和代表，并鼓足干劲，施尽招数，促成了清王朝的垮台。
杨度有功于老袁，固自不待言；然更有功于国家，此亦不争之事实。
杨度忠心于老袁，既有钦敬其“经济”手段高明的原因，更有借袁氏成就自己为“帝师”的夙愿的因素。晚清时期，他选中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
袁世凯如愿成为民国大总统，醉心于“帝王学”的杨度自然兴奋不已。不过，老袁乃公认的治世之能臣，布局之高手，知道哪颗棋子儿应该下在哪个位置。他并未如杨度所愿将内阁总理的位置留给年轻的杨子，而是派人到青岛请回了前清军机处的同僚徐世昌为宰辅。无奈，嘴上无毛的杨度只好悻悻地和一把胡子的徐世昌换了位，跑到青岛做寓公去了—在男子以蓄须为时尚的中国上流社会，杨度一生不留胡子，也是其特立独行的一小佐证也。
那时的青岛，乃德意志帝国的远东租借地，非中国政府所能管辖。民国既立，逊清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前军机大臣那桐、徐世昌和一大批总督、巡抚、大臣们，便纷纷成了胶澳租界的寓公。在众多寓公里，杨度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毕竟也有过自己的房产。只是，前些年，青岛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一座大杀风景的高楼大厦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式洋房，现在剩下的寥寥几幢“原装楼”，哪有属于他杨度的寸砖片瓦！
不过，虽不是前朝重臣，但杨度的才干还是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换地的人的共同尊重—这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文、黄兴引他为知交。民国元年（1912年）夏秋，袁世凯邀请国民党两大领袖孙文、黄兴相继入京会晤，杨度即因与双方均有密切关系而应邀从青岛赶回北京。
尽管国民党已是国内第一大党，但面对人家的邀请，杨度却很不客气地拒绝了，而且，拒绝的原因很难听。他告诉黄兴：贵党只有“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度方有可效力之处”。他反对由某一党派操纵内阁，哪怕其党魁是自己的同乡好友。正努力谋求组阁的国民党人闻此恶言，对他恨之入骨。难怪早就有湖南人宣判其为“汉奸”了，不是孙文专电湖南都督谭延闿，令其保护杨度之家属与财产，杨氏一家没准儿早就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