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李白与情圣杜甫
天宝三载（744），李白被唐明皇赐金放还，由长安来到了东都洛阳，时年四十四岁。而三十三岁的杜甫自从十年前考试不第后，就一直在外游历，恰好也在这时漫游到了洛阳。这两位大诗人的相遇，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刻，或许只有老子与孔子的相遇可以相比。但老孔相遇不过是于史无证的传说，李杜相遇却是史有明文：“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中的这段话，其实是从杜诗《遣怀》中抄来的：“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观平芜。”我们现在对李杜相遇情形的了解，也全都来自号称“诗史”的杜诗。
闻一多曾把这一次的相遇，比之为太阳和月亮的相碰。那么谁是太阳谁是月亮呢？这时候的李白，虽然已丢掉了御用诗人的宝座，却仍然是钦定的桂冠诗人，诗名满天下，正如日中天。而杜甫却出道不久，诗名未就，《新唐书》说他已与李白齐名，是完全不确的。李杜齐名，是杜甫死后的事。年轻的杜甫能与这位大名人论交，其受宠若惊的心情可想而知。李白的相貌大概是很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所以杜甫对他的第一印象，也像贺知节一样，惊为谪仙人，也学着求仙访道，“相期拾瑶草”（《赠李白》）了。当年的秋天，他们连同高适一起漫游梁、宋。第二年，高适南游楚地去了，李杜又同游齐、鲁。“余亦东蒙客，怜君（李白）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如此亲密无间，倘搁在今日，就有同性恋之嫌了。到了秋天，杜甫西上长安再求功名，李白则南下漫游，一个定居成了“渭北春天树”，一个漂游犹如“江东日暮云”（《春日忆李白》），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现传一千多首李诗中，只有四首与杜甫有关。其中《戏赠杜甫》不见于集中，从内容、文字上看，定是伪托无疑。《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中的“杜补缺”是否就是杜甫也很值得怀疑（杜甫当时并无官职，也非“补阙”），所以可以确定的，其实只有两首。
李杜同游齐鲁时，李白暂到鲁沙丘城小住，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诗云：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写到了最后一句，才算是表达了一下思念之情，但我们如果多读几首李诗：“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就会发现“思君若汶水”云云，不过是李白赠诗所惯用的套路，对谁都可以顺手来这么一下。这样的思念，也就像“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海誓山盟一般，不由得变得廉价起来。
另一首，则是杜甫西赴长安时，李白敷衍了事的赠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面对着离别，他所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酒，一杯又一杯，干了这杯再说吧，此外就没有别的意思了。郭沫若辩解说“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也就是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所说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但杜甫强调的是“细论文”，“一樽酒”不过是佐料，而李白却是为酒而酒，何尝提及其他？原来杜甫在他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酒肉朋友而已。果然在离别之后，李白就把杜甫置之脑后，完全忘怀了，在他以后的诗中，再也无一字提及杜甫。
相反地，杜甫对这段仅一年多的交谊的记忆，却是历久弥新。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中，与李白有关的有二十来首，其中直接寄赠、思念李白的，就有十首，大多作于李杜分手之后。这些都是呕心沥血、情真意切的名作。这些诗中，有对李白的绵绵思念：“终朝独尔思”“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乃至于“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有对李诗的具体评价：“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有对李白成就的极度推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虽然他此时的诗艺其实已超过了李白；有对李白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遭遇的惋惜、同情：“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浑然忘了自己其实更为憔悴。
天宝十五载（756），李白从庐山下来，参加了永王起兵与肃宗争夺皇位的行动。事败后他说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乃是被胁迫的，忘了自己曾经得意扬扬地吹嘘过“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作《永王东巡歌》达十一首之多，告他鼓吹、协助反叛，也并不怎样的冤枉。谋反乃是最大的罪名，但也只有在这样的患难中才能见出真情，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杜甫却尽力为之开脱：“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是说李白之下山从永王，乃是为生活所迫要讨碗饭吃，并非有什么野心；“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说的是如苏武欲归汉，夏黄公不事秦始皇一样，李白也并非心甘情愿地追随永王；乃至于愤怒地喊出了“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李白能有这样的“酒肉朋友”，乃是三世修来的福气。
李白被判罪流放夜郎，走到巫山时，遇赦放还。杜甫只知他被流放，却不知他已遇赦，音信杳无，积想成梦，于是就有了收入《唐诗三百首》的那三首名作：《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诗中处处为李白的安危设身处地地着想，如此知心之作在诗歌史上很是罕见。以后打听到李白的住所，又写了长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对李白的一生经历做了概括，乃是一篇具体而微的李白评传。我们不知道李白是否收到了这首赠诗，但杜甫没有得到李白的回音却是肯定的，因为之后不久，他又因“近无李白消息”而做《不见》，这时李白也许已经病故了。即使在李白死后，杜甫仍在《昔游》、《遣怀》二诗中回忆着当年与李白的交谊，这一份情谊，超越了生死。
李白就像一个浪子，往好处说是超脱豁达，说难听的则是无情无义。他对君王不忠：唐明皇待他不能说不薄，但在唐明皇落魄丢了皇位的时候，他却作《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极尽讥诮挖苦之能事；对家乡不愁：“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作》），有酒喝就好，管它是哪里；对妻子无情：“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别内赴征》），“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南陵别儿童入京》）；对情人呢，想的不过是“何由一相见，灭烛脱罗衣”（《寄远》）的肉麻。对这样的人，我们实在不能指望他对朋友能有什么深情厚谊。有这样的人格，也很难留下多少能与其天才相符的作品。所以李诗只宜读那几首名篇，倘若不幸捧着全集来读，就难免要越读越失望。龚自珍就是因为失望，而断言现存李诗中只有一百多首是真的，其他的全是伪作。那些“集中十句，九句妇人与酒”（王安石语）的华而不实、空洞无物的诗，别人确实也作得、模仿得，而无须仰仗太白的高才。
杜甫却是个多情种子。同样对落魄的唐明皇，李白是讥诮挖苦，杜甫却是寄予深刻的同情：“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哀江头》）对落难的王孙（《哀王孙》）和受苦的百姓（如三吏、三别），即使从不相识也都抱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仁者情怀，对于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自然更是无不爱得一往情深，最沉痛的如《同谷七歌》中“有弟有弟在远方”和“有妹有妹在钟离”两首，其真情至性的流露，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前人但知他“每饭不忘君”，不知他每饭不忘亲，不忘友，不忘人，乃至不忘物，且听他说“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再读读他的《缚鸡行》、《义鹘行》、《观打鱼歌》、《又观打鱼歌》，其对草木鱼虫鸟兽的一片爱心跃然纸上，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仇兆鳌说他“爱物几于齐物”了。所谓的忠君爱国，不过是对天地万物的大爱的逻辑结果，梁启超封他为“情圣”，恰如其分。没有如此多情的心灵，绝写不出那般抑扬顿挫的作品。一千四百首杜诗，大都是发自内心的血泪相迸的产物，每一首都是老杜生命的一部分，别人作不得也模仿不得。“药裹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酬郭十五受判官》），写诗写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就此而言，杜甫乃是诗界热烈的太阳，而李白却是冰冷的月亮。
1997年1月
杜诗解读二首
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老杜前面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简”是信件，这一首诗也是一封信，所以题为“又”。从前面一首诗可知，吴郎是来自忠州的一位“司法”（州政府的军事参谋），是杜甫的晚辈姻亲，暂住夔州，与老杜关系很好。老杜在夔州有两处住宅，一处是靠近市区的西草堂，一处是在东屯农庄的茅屋。平时他居住在西草堂，此时是秋天，为了照看庄稼，便暂时搬到了东屯茅屋（有《自西荆扉且移东屯茅屋四首》记其事），空出来的西草堂便借给吴郎居住。从这一首诗可知，草堂前有枣树，西邻是一贫穷寡妇，老杜在时听任她打枣。吴郎搬入后，在枣树周围围起篱笆，其用意自然是防止寡妇再来打枣。寡妇到东屯茅屋告诉老杜此事，老杜便以诗代简，写了这封信替寡妇求情。因有求于人，所以题为“呈”：
“草堂前的枣树向来听任西边邻居随便打，她是一位没有饭吃也没有儿子的孤单寡妇啊。如果不是因为贫穷困苦，她又何至于打别人家的枣呢？现在草堂新换了主人，她对你不了解，怕你不让她打枣，你就更应该对她亲切些，消除她的恐惧。她防范你这位远方来客虽然是多虑，但是你插了篱笆，却要让她当真了。她向我控诉横征暴敛让她穷得只剩一把骨头，而我也正想起现在连年战乱，天下百姓也都和她一样，不由得泪湿手巾。”（按：“只缘恐惧转须亲”一句一般解做老杜在介绍自己以前是如何对待寡妇的，不确。“转须亲”，说明其实不“亲”，显然不是老杜的自况，而是在劝吴郎。）
这是发生在一千两百多年前的一件生活小事，到今天我们读了这样一封诗札，却仍然深深感动。令人感动的不仅是诗人对一位穷人的无比同情，竟然为让她打自己家的枣而向客人求情，更感人的还是那份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不仅是对贫穷寡妇的体贴，“只缘恐惧转须亲”，更是对吴郎的体贴。因为怕当面说他让他觉得不好意思，便去信提醒，而为了说得委婉、含蓄，特意采取诗的形式。虽然吴郎插篱笆的用意很明显是防备寡妇打枣，老杜为了不让他难堪和易于接受，故意将之当成误会，把“不要不让她打枣”的本意改成了“不要让她在打枣的时候感到不便”。告之寡妇的贫穷困苦，这是动之以情，又提醒他在天下百姓都在受苦的战乱年代，更应该富有同情心，这是晓之以理。“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一件生活小事因此成了天下大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这首本来只是用于解决纠纷的诗札也因此成了既打动人心又胸怀天下的杰作。不是至情至性的情圣，绝无法做到如此情真意切、细致入微，而没有诗圣的如椽大笔，也写不出这样以小见大的崇高诗作。
这种人人能体会到的深情厚意，腐儒却一点也不懂。面对如此崇高的诗作，清末民初“大儒”王闿运竟骂之为卑下的叫化腔：“叫化腔，亦创格。不害为切至，然卑之甚。”（《湘绮楼说诗》卷一）近代另一“大儒”马一浮也把这首诗当做杜诗的一大污点，不仅说这种事“叙述琐细，不合入诗”，而且怀疑杜甫和寡妇有仇，故意要让后人都知道她有“窃枣”的恶行：“世之寡妇而窃枣者必自不乏，幸而不遇少陵（按：少陵是杜甫的号）。使人人遇少陵，则千载下皆不免从邻翁诗中知其有窃枣之事。吾不解少陵与其西邻寡妇何怨而必记其扑枣以示人也。”（见其手稿《杜诗瘢》）虽然历来注者多说西邻寡妇“窃枣”，但她扑枣是得到杜甫允许甚至鼓励的，如何谈得上“窃”？杜甫不认为她是窃，自然也不觉得她的所作所为是恶行，后人读之，也只觉得寡妇可怜，不觉其恶。杜甫写作此诗，纯粹为了实用，写时未必当成文学作品来写，信笔为之，所以毫无雕琢痕迹，恐怕也没有想到会流传后世而不朽，既不是要显示寡妇的恶，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善。王闿运之流名为大儒，实为腐儒，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不知天地之大，心胸之广，岂能领会诗圣“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真儒本色？
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