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诗》种种
最近迪斯尼电影制片厂改编中国“木兰代父从军”的传说推出了动画片《木兰》，在海外华人社区掀起了一股木兰热。笔者近日为本地中国文学读书会讲解《木兰诗》，为此翻查了近十几年来国内一些研究《木兰诗》的论文，发现有几个问题在学界仍悬而未决。在此试图在众说纷纭中理一头绪，一孔之见，就教于高明。
一、《木兰诗》的创作年代
现在可以确知的《木兰诗》的最早版本录于唐人吴兢的《古乐府》，此书已失传，但南宋曾慥所著的《类说》辑有佚文三十一条，包括《木兰诗》的全文，题目作《木兰促织》。其后此诗录入北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归入“梁横角鼓吹曲”；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官修的《文苑英华》，题为唐人韦元甫作（韦元甫曾续作《木兰诗》，题为《木兰歌》，见《全唐诗》）；差不多同时流行的《古文苑》则把此诗归入汉魏乐府，南宋节樵编注《古文苑》时，改题唐人作。
前人大多以此诗为唐人作品。现在的文选、文学史著作则普遍认为是北朝民歌，除了因为此诗风格有北朝民歌特点外，最重要的依据是此诗篇目曾收入南朝陈代僧人智匠所纂的《古今乐录》。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齐天举①②③、唐长孺④、黄震云⑤等人则根据此诗的风格、用语重新提出该属唐诗，齐天举更力证此诗并未录入《古今乐录》。笔者只见过赵从仁先生反驳齐先生的说法⑥⑦，但着眼于考据《木兰诗》版本的源流，多猜测之词，难以服人。经过这场争论，目前学界似乎认为唐诗说也可并存。《辞海》“木兰诗”条在1980年版时还说：“北朝民歌……后人或疑为唐人作，不确，因篇目曾收入南朝陈光大二年僧智匠所编之《古今乐录》中。”但在1989年版则改口说：“北朝民歌。后人亦有疑为唐人作者。”不再提《古今乐录》，承认疑得有理了。
风格、用语见仁见智，难有定论。即使《木兰诗》有唐人用语，也可说是经过唐人改动，并不能断定即为唐人作品。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木兰诗》是否曾录入《古今乐录》，如果未录入，固然并不能就定为唐人作品；但如果曾录入，则可断为南北朝的作品。可惜《古今乐录》早已失传，认为《木兰诗》曾录入《古今乐录》的依据是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在“木兰诗”题下有如此注解：“《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乐府诗集》共收《木兰诗》二首，后面的五言“木兰抱杼嗟”大家都认为是韦元甫拟作的）这句注解，历来被标点为：“《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中华书局所出的标点本《乐府诗集》即是如此标点。但后来发现《古今乐录》乃是南朝作品，而韦元甫乃中唐时候人，《古今乐录》不能未卜先知，所以大多认为只有“木兰不知名”一语才引自《古今乐录》，后面那句话乃是郭氏所加的按语，即应该标点为：“《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齐天举很正确地指出这种标点法乃是主张《古今乐录》录有《木兰诗》的人的一相情愿，并不符合古文习惯。古汉语因无标点，为避免混淆了引文、按语，习惯在按语前加一“按”字，《乐府诗集》的其他地方凡是郭氏按语即都有“按”字。而且，后世称前人官号，若不冠朝代，应用简称（如“韦中丞”），若用全称，必冠朝代，“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乃是唐人口吻，不可能是郭氏按语，而只能是引文。既是引文，就不可能出自南朝《古今乐录》，因此齐天举认为郭氏在此错引。这是齐天举认为郭注不可靠的一个主要理由。另一个理由是：《古今乐录》一书至少在南宋还存在，两宋都有人讨论过《木兰诗》的写作年代，却除了郭氏，无第二人提及《古今乐录》，大都认为《木兰诗》是唐诗，若《古今乐录》真录有《木兰诗》，同时代的人除了郭氏无第二人知晓，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因此齐天举认为郭注是靠不住的孤证。
其实郭注不孤。河南虞城原有一木兰祠，1943年被毁，现存有《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石碑，立于元元统二年（1334）⑧。碑文为侯有造所撰，载清修《商丘县志》卷十四《艺文·杂著》，主要论证当地原来朝拜的“昭烈小娘子”应为“孝烈将军”魏木兰，穿凿附会，合该被学者们所忽视。但此碑文提及《木兰诗》时，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况此辞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始得于民间，可汗之称始自突厥。今辞有可汗等语，意韵殊古，当是隋初所作，信斯言矣。又我元秘书监《古今乐录》亦云元甫续附。”
“此辞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始得于民间”云云，显然抄自宋黄庭坚的说法（见黄庭坚《题乐府木兰诗后》），一样弄错了韦元甫的官职（韦当过淮南节度使而非朔方节度使）。“可汗之称始自突厥”也不确，最迟鲜卑君主即已自称可汗。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侯氏用来作为旁证的那句话：“又我元秘书监《古今乐录》亦云元甫续附。”这句话，传达了三个重要信息：
一、《古今乐录》在元时还存在（元朝编纂的《宋史·艺文志》也列入此书）。
二、他若只说“《古今乐录》亦云元甫续附”，我们还可怀疑是转引自《乐府诗集》，但既然强调“我元秘书监”，就没有道理如此怀疑，只能认为他或同时代的人的确在秘书监查过《古今乐录》，这是郭注准确无误的一个旁证。
三、既然“元甫续附”引自《古今乐录》，“木兰不知名”也当引自《古今乐录》，也就是说《古今乐录》原来的确录有《木兰诗》，附入的是韦元甫的续作。
但是为什么唐人韦元甫的名字会出现在陈代的《古今乐录》之中呢？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释。唐代重刊《古今乐录》的时候，校注者把韦元甫的续作也附进去，并给加了一条注说明：“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既然说“附入”，就可见得原来就有《木兰诗》的。由于这一条注，使得黄庭坚误把《木兰诗》也当成韦元甫的发现，又使得宋人都误把此诗当唐诗，千百年来为此喋喋不休了。
二、木兰的时代
《木兰诗》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可汗”“天子”混用。古代注家，多认为可汗、天子为两人。当代主张《木兰诗》作于唐代的学者也赞同此说，认为天子指隋、唐皇帝，而可汗指受其指挥的突厥或吐谷浑部落首领，中国皇帝指挥得动可汗，只在隋、唐才有可能，故这被当成此诗作于唐代的一个证据。主张《木兰诗》为北朝民歌的学者，则认为可汗、天子应为同一个人，反映了北朝之时异族当皇帝的情形。但对可汗、天子为何不该视为两人，是否有史料证明北朝皇帝天子、可汗并用，则未见有说服力的说明。
从语气上看，可汗、天子当属同一皇帝的不同称呼。“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由“天子坐明堂”而策勋、赏赐，由策勋、赏赐而“可汗问所欲”，语气连贯，中无转折，问所欲的可汗也当是坐明堂的天子。若把可汗当成突厥或吐谷浑部落首领，有三点不妥之处：第一，诗中描述木兰家族生活在集市繁忙的黄河以南，居城郭，住楼阁，杀猪羊，理红妆，着裳衣，贴花黄，称北方敌人为“胡”，诸如此类，都反映了木兰家族该属汉族或完全汉化的少数民族，而不可能是居住在北漠、汉化程度相当低的突厥、吐谷浑族人；第二，“尚书郎”未必是特指，但若泛指，至少也该是指朝廷高官，突厥、吐谷浑的可汗显然是无权封绶的，只有天子才有可能；第三，“尚书郎”这种称呼，只见于隋以前。《历代职官表》引《通典》说：“（隋文帝）开皇三年置员外郎，今尚书员外郎自此始，以前皆谓之尚书郎，或谓之侍郎。”若此诗作于唐、叙隋唐事，就不可能用已过时的官称。杜诗说“老儒不用尚书郎”，《杜诗镜铨》就注说这是用《木兰诗》的成语（老杜在《兵车行》“耶娘妻子走相送”之下自注云：“古乐府云：‘不闻耶娘哭子声，但闻黄河之水流溅溅。’”可见杜诗的确受到《木兰诗》影响。）
既然可汗、天子指的是同一个人，那就只能是由可汗而变为天子的异族皇帝，这只见于拓跋鲜卑所建的北魏。有没有史料依据呢？1980年在大兴安岭发现了鲜卑石室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四月所刻的祝文⑨。这篇祝文，《魏书·礼记》曾有摘录，此次出土，始见其全貌。文中魏太武帝拓跋焘自称“天子臣焘”，对其先祖则称“皇祖先可寒”，天子与可汗（寒）混用，恰与《木兰诗》相印证。魏道武帝在公元386年（登国元年）建魏国，公元398年改号天兴，始称皇帝，自称天子当在这个时候。但民间可能仍习惯称可汗，只在正式的场合才按官方说法称天子。《木兰诗》在木兰与家人问答（“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以及与皇帝问答时都称可汗，而提及明堂大典时则改称天子，可以说正是这种由可汗变天子的过渡时期的反映。以后魏孝文帝改制，实行全盘汉化，禁用鲜卑语，可汗之称，想必无人敢再用。这首诗，该是作于魏道武帝与孝文帝之间的七八十年间。
当时北魏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北方的蠕蠕（柔然）。就在这七八十年间，双方发生了多次战争，正史（《魏书》卷一零三、《北史》卷九十八）上查得到的，就有二十次：天兴五年（402）、天赐三年（406）、永兴元年（409）、二年（410）、神瑞元年（414）、始光元年（424）、二年（425）、神元年（428）、二年（429）、太延二年（436）、四年（438）、五年（439）、太平真君四年（443）、五年（444）、十年（449）两次、太安四年（458）、和平五年（464）、皇兴四年（470）、太和十六年（492）。其间为正史所不载的边境上的摩擦想必更多。《木兰诗》所述的行军路线包括黑山、燕山，这两个地点究竟在哪里，说法不一。有的说在河北，有的说在蒙古，但不管是在河北还是蒙古，都在当时的蠕蠕境内，可见此诗是以北魏与蠕蠕的作战为背景的。也正因为战争如此频繁，需要长期守边、征战，木兰才会一去十二年。［齐天举说：“到延和三年（434），北魏即与蠕蠕和亲。此后至公元449年以前两国间并无战争。”不确。］
认为《木兰诗》作于唐代的学者的一个依据，是“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乃府兵制的写照，而这个制度，备于隋、唐。其实隋唐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只实行于汉人居住区，从未实行于突厥、吐谷浑，说《木兰诗》反映了隋唐府兵制，正与说木兰属突厥、吐谷浑部落相矛盾。府兵制的关键，在于从军者自备兵器，倒不在于自备鞍马。府兵制起自西魏、后周，“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北史·李弼等传附录》）只说兵器，并未说到马。唐代的府兵制制定得非常详细，不仅要自备甲胄、兵器，还要自备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至于马，则是“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新唐书·兵志》）十人六马，也并非人人必备。再来看《木兰诗》的描述：“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不厌其烦反复叙说，却全都说的是备马，无一句说及自备兵器。因此光凭买鞍马，不能断定就是府兵。所谓“南船北马”，当时北方人出远门，马为必备，何况是从军。西魏、后周的府兵制未规定备马，想必就是认为在北方从军备马是理所当然的事，无须硬性规定。以后的隋、唐府兵制实行于全国，才需要规定备马。
三、“扑朔”“迷离”
就诗论诗，《木兰诗》用语通俗晓畅，少有争议，只有最后一段是例外：“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扑朔、迷离究竟是什么意思，历来有不同说法。汉语这类叠韵形容词，往往语义模糊，并不奇怪。幸好诗中用了“脚”“眼”字样，使我们知道，不管扑朔、迷离具体是什么意思，都是分别形容脚和眼的。撇开了扑朔、迷离的具体意思不谈，这一段诗的意思，本来也不难理解，不过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因为雄兔的脚和雌兔的眼各有特征（是否真的如此，是另一回事），容易分别，但如果雄兔雌兔在一块儿跑，脚、眼不易看清，雌雄也就无法分辨了。用来比喻在一般情况下男女有别，在战争的时候就难以分清，可谓巧妙。杂剧《女状元》第四折换一种说法，把这个意思表达得更清楚：“双兔傍地，难迷离扑朔之分。”
但余冠英在《乐府诗选》中注解此诗时，却认为“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乃是互文，也就是说，雄兔既脚扑朔又眼迷离，雌兔既眼迷离又脚扑朔，所以才雌雄难辨。以后的注家，也大都采用余先生的说法。按这种说法，扑朔、迷离不是分辨雄雌的特征，反倒是雄雌一致的标志。人们一般并不通过脚、眼来分辨雌雄，如果雄兔、雌兔的脚、眼无别，又何必特地提出，作为雄雌难辨的证据？而且，按这种说法，兔子在任何情况下都雌雄难辨，以此为喻，岂不是说男女在任何情况下也难以分清呢？这样的注说，真是“扑朔迷离”，越注越让人糊涂。
1998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