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的鲁迅
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对鲁迅的评价，后来成为大陆对鲁迅的盖棺定论：“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时候，在他看来，鲁迅首先是个文学家，其次才是思想家、革命家。到了毛泽东最后岁月的一次谈话中，他却说：中国几千年来只出现过两个圣人，古代圣人自然是孔夫子，现代圣人不是我，是鲁迅。既然称之为圣人，那么敬佩的自然是其思想。
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思想的价值，大概与我们认识的并不一致。但是，自从1981年海内外的鲁迅研究者轰轰烈烈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以来，他们越来越多地把研究重心从鲁迅的文学成就转入其思想价值。在今天，鲁迅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还是思想家，已经很难说了。文学的影响是会逐渐消失的，鲁迅思想的价值却可以是永恒。
因此，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西方现代思潮开始涌入中国渐渐打开的门户，中国学者以谈论叔本华、尼采为时髦的时候，他们才忽然发现，其实早在七十年前，非理性主义才刚刚开始在西方流行，鲁迅已经努力要把它引进中国了，这就是写于1907年，备受今日学者重视的《文化偏至论》。
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迷惑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立宪国会，欲以西方文明变法图强的时候，鲁迅却指出西方文明早已产生了“偏至”。这些仁人志士想要引进的“物质”和“众数”（即民主）这两样“新文明”，其实正是在西方已经走到了末路的“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不过是“由旧梦而转入新梦”而已。这在当时是怎样的眼光和胆识！即使是在现在，也是怎样的眼光和胆识！
然而此处的所谓“物质”，指的并不是科学。鲁迅从未反对过科学，在同一年写的《科学史教篇》中，他盛赞科学道：“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予拿破仑之战将云。”他所反对的，是由于科学的发达而导致的物质主义，或者说，本来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芸芸众生只知追求物质享受，不知精神为何物：“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
而他所反对的“众数”，确乎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他考察西方政治史的演变之后，认为以民主取代君主，固然是历史的潮流，“而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也耶”？西方民主到了当时，也已是百病丛生，“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使个性被扼杀，必然导致“全体沦于凡庸”。在西方已是如此，何况国民愚昧之中国？其结果，不过是以“千万无赖之尤”代替“一独夫”，“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而当时力主“众数”的“所谓识时之彦”，鲁迅认为多数是拾人牙慧而不自知的“盲子”，少数是借民主之名谋私利的“巨奸”。今日再读这段话，能不让某些民主斗士汗颜？
对此，鲁迅主张“非物质”“重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民主制度，在他看来，都不是救国之道，只有国民的素质是最重要的，所以必须“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之道，“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必须尊重发展个性，解放思想。“此所为明达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致，个性张，沙聚之帮，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这些思想的来源，就是十九世纪末开始在西方兴起的基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哲学。刘半农曾赠鲁迅一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上联说的是鲁迅思想的来源，下联说的是鲁迅文风，对此鲁迅自己也认可。“托”是托尔斯泰，指他的博爱主义；“尼”自然是尼采，指他的超人主义。博爱主义与超人主义本是水火不相容的，鲁迅却能把它们都拿来为我所用，“别立新宗”，并以博爱的精神，超人的姿态，对中国社会作最为深刻的分析和猛烈的攻击。即使到了现在为许多人所不满的晚年，他领导左联，与共产党同路，而托尼的影子仍然存在，又何尝丧失一丝一毫的独立人格？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外冷内热的诗人，卓然不群的战士。先生的一生，乃是博爱的一生，也是超人的一生。
1996年1月
李敖对鲁迅的“营营”
近日台湾作家李敖在凤凰卫视上接连攻击鲁迅，据说是要证明“鲁迅不是神”。世上本无神，所以鲁迅不是神，本来就是不证自明的。但李敖的用心，却在于证明鲁迅连作为伟人也是不够格的。大家都说鲁迅的文章好，他偏说鲁迅的文章不好，岂止不好，连文句都不通。鲁迅的文章写于七八十年前现代白话文草创之时，在今天要挑出其中文句不规范之处本非难事。但李敖可真会挑，把《战士和苍蝇》挑出来“营营”，大概是这篇名文刺激了他吧：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请问这是什么话啊？……‘营营地叫着’，苍蝇是营营描写的吗？……你看，‘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看到没有，又来了，你看营营，营营地叫，‘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你们不觉得这个句子念起来非常地不舒服吗？这是什么中文啊？你告诉我什么中文？用营营来描写苍蝇，苍蝇用营营来描写吗？大家看《红楼梦》好了，《红楼梦》里面，看到没有，薛蟠，薛蟠，最后‘两个苍蝇嗡嗡嗡’，为什么不用嗡嗡嗡叫描写苍蝇呢，为什么用营营来描写苍蝇呢？《红楼梦》这个例子摆在那里，为什么我们不学习呢？”
李敖的意思是既然能用“嗡嗡”描写苍蝇，就不能再用“营营”，这种逻辑，倒让人忍不住要问他一句：“请问这是什么话啊？”况且，用“营营”描写苍蝇，并非鲁迅的发明，其源头要比《红楼梦》古老得多，也权威得多：“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诗经·小雅·青蝇》）据朱熹的说法：“营营，往来飞声，乱人听也。……诗人以王好听谗言故，以青蝇飞声比之，而戒王以勿听也。”鲁迅在文中用“营营”描写讨厌的苍蝇，真是贴切不过了。李敖如果没有读过《诗经》的这首名篇，难道连“蝇营狗苟”这句成语也没有听说过吗？
李敖自谓“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自大成狂，自然容不得别人的文章比他好。对这种狂人妄语，本来也不必当真。但是李敖自诩国学渊博，还真被不少人当成了国学大师，岂料这一“营营”，倒泄了底，让人知道这位“国学大师”原来是连最基本的国学著作也没有通读过的。
其实鲁迅文章之好，主要倒不在于文句，而在于思想的深刻让人常有百读常新之感。比如李敖现在对着鲁迅“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不正是恰恰印证着鲁迅这篇写于80年前的文章之不朽？
2005年8月15日
北大教授从来不难当
现在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满大街都是，连北大之类的所谓名牌大学的教授也不例外，于是就有人回忆起“过去的好时光”，认为过去的教授是何等的难得。一篇题为《教授与大白菜》的文章说：
“中国教授真多，像蝗灾一样。最近，北大季羡林先生感叹说：当初，梁漱溟、鲁迅这等人在北大都难弄个教授当，如今北大教授则可以成把抓。”
这个感叹是否真是季先生发的，不得而知，但这样的感叹，并不符合事实。在鲁迅的时代，北大教授并不难当，他在北大是“讲师”而非“教授”，与难易无关，而有别的原因。
当时要当北大的教授，容易到什么程度，只要看看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成为北大教授的经过就知道了：1917年1月，朱狄先（一说许寿裳）向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当时还在浙江的周作人到北大开设古英文和希腊文学史两门课，蔡通过鲁迅的关系，邀请周作人赴京。周作人4月份到了北京，因为学校已经开学，无法中途添加课程，蔡元培便安排周作人先去教预科的国文作文课。周作人大为不满，“他想，他倒是匆匆忙忙地赶来，又郑重其事地跑去接洽，结果却是说课程在学期中间无法添加，这成什么事儿呢？说不定蔡元培并不看重他，只因朋友之托才勉强安排他呢？那样的话，他何苦要去勉强别人呢？”（见雷启立《苦境故事·周作人传》第一版第三节第一节）于是坚决辞职，后蔡元培改聘他担任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才勉强留了下来。同年9月4日，周作人就正式成了北大文科教授，在中国文学系开设欧洲文学史和希腊罗马文学史两门课，每周6小时的课程。“那工作无疑是极繁重的，而周作人心里又很没底。好在鲁迅还在他身边，周作人吃不准的东西，可以与鲁迅商讨，请鲁迅帮忙。于是，周作人总是白天把草稿起草好，待鲁迅晚上回来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誊清。”（同上书）
当时周作人不过33岁，只收集过一些古书，翻译过一点外国文学作品，并无学术成就，也毫无名气，完全是靠朋友的推荐和其兄鲁迅的关系，就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当上以后又学力不够，还得靠鲁迅的帮忙，才勉强能应付教学工作。这样的北大教授，当起来何等容易，又何等好混！
鲁迅是迟至1920年秋才开始担任北大的讲师的。这时鲁迅早已成名（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怎么反而不如他的弟弟，当不成北大教授？其实当时的讲师，并非比教授低级的职称，而是相当于现在的兼职教授。鲁迅当时的正式职务是教育部佥事，并非专职教员，到大学教书，只是兼差，所以称为讲师。在《我观北大》一文中，鲁迅就这么说过：
“据一位教授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
据《鲁迅全集》的注释，这位发表“名论”的教授是当时北大教授高仁山，其原话是：“各位专任及主任教授，顶好同学生联合起来，商议维持学校的办法，不要让教一点两点钟兼任教员来干涉你们诸位自己学校的事情。”与鲁迅的引言相比，就可知当时所谓讲师，也就是兼任教员之意。鲁迅当时也的确另外与几个学校有关系，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和世界语专门学校教书，而他在这些学校的职务，也全都是讲师。后面几所大学除了北师大，都已无存，不知为何现在的北师大不也学北大吹个牛皮，自恋一把：鲁迅这等人在北师大都难弄个教授当！
如果鲁迅要专职教书，弄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当当有何难哉！他后来辞官南下，不就先后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当教授吗？退一步说，如果鲁迅曾经想过到北大当教授，而北大将之拒之门外，那是北大的耻辱，而不是北大的光荣，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呢？就像阿Q，其实祖上也并没有阔过。
2001年8月14日
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一
最早知道已故“国学大师”钱穆的门生余英时揭发郭沫若著《十批判书》（以下简称《批判》）抄袭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一事，是两年前从丁东评论郭沫若的文章《逢场作戏的悲哀》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