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嬴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书屋》1996年第4期）
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二
余氏在1991年8月为《〈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写的跋语中，推测他的揭发刺着了《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的痛处，引起了郭的反弹，如此说道：
“《十批判书》的作者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几年之后《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第122页）
摘完了以后又总结说：
“此文特别强调《系年》是‘剽窃’而成，又刻意把《系年》的考据说成一无是处，而《十批判书》则处处精到，充满创见。在我看来，这两点似乎正是针对着我的文章而发。否则也未免太巧合了。我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我的推测，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推测大概是虽不中，亦不远。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但是我所引的还是属于比较‘文雅’的，至于更精彩的样板，只好请读者去通读全文了。”（第124页）
余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言《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是谁，但根据上下文关系，一开头就说“《十批判书》作者”，再说“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录时又加上“不打自招”之类的按语，读者读了，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郭沫若未免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余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过郭的失态证明自己当初揭发得正确吗？我虽然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却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也只是觉得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不疑有他。但余氏在引文时有一处用了省略号，而根据我阅读余氏多篇辩论文章后所得来的经验，他省略的部分却往往是关键之处，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时究竟省略了什么。于是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却还是找不到这篇文章。幸好余氏在引文时，注明了出处是“《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91—292页。原书出版于1962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于是根据书名去找，一找就着。一看文集和文章的作者，大吃一惊，原来并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位历史学家，仍然健在、刚刚编完了《中国通史》的白寿彝先生！
有没有可能是余氏记错了，把作者搞混了呢？绝无可能，因为，余氏引文时连哪版哪页都写得清清楚楚，显然是拿着书照抄的。有没有可能余氏或者编辑是因为不想让白先生“出丑”，所以才隐去作者的名字呢？也绝不无能，因为文中不仅无一处点明此作者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反而从头到尾处处暗示这是《十批判书》的作者的反弹。更恶劣的是，虽然余氏自称是“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然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作者就是郭沫若本人，在抄的时候，余氏又偷偷地做了改动。不信让我们也来一段“互校”：
余氏引文：
“《系年》第一三零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是《十批判书》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
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英时按：这一段话似乎承认《系年》据《盐铁论》考据出了稷下的史实，则《十批判书》有关稷下的史实取自《系年》已不打自招了。）……他自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英时按：此处忽然破口大骂，也特别值得玩味。）”
原注该引文出自《学步集》，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5页。我核对原文，是：
“《系年》第一三零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是郭沫若同志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
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郭沫若同志在《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都可以说跟先秦诸子学术没有多大关系的烦琐的废话，就更不必提起了。他自己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
余氏故意略去“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一句，使得下面的“他还直嚷嚷”一句变成了“忽然破口大骂”，以便让人“玩味”作者的恼羞成怒，这是余氏惯用手法。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的作者是郭沫若，余氏竟然在抄引时一概隐去原文中的“郭沫若同志”，甚至干脆改成“《十批判书》”。在另一段有关《老子》的引文中，他也如法炮制悄悄做了这样的改动：
“〔钱穆〕曾把关于老子的考据辑为《老子辨》专书，由大华书局出版。他费了很多力气拼凑出来的论断，经不起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老聃本人，在秦以前是没有发生过问题的，无论《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以至儒家本身，都承认老聃有其人而且曾为孔子的先生。’‘《老子》其书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人又是一个问题。’（原注：《十批判书》，第155页）话虽不多，已很可以破钱穆的‘老子不得在孔子前’的妄说。至于《老子》这书的著作年代虽不能最后确定，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显然比钱穆之说更为可信。（原注：《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231-244页）《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对钱穆是具有照妖镜的作用的，很值得在这里称引：‘道统观念很强的人如韩愈，认为老聃是道家的人们所假造出来，想借以压倒孔子的。这是为了争道统，要想维持孔子绝地通天的尊严。’（原注：《十批判书》，第156页）这正说破了钱穆的心事。”（原注：《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97页）
我们如果仅读引文，又怎会怀疑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但是如果我们核对原文，发现“经不起轻轻一击”原作“经不起郭沫若同志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原作“郭沫若同志说”，“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原作“但郭沫若同志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原作“郭沫若同志曾说了一段话”，在“很值得在这里称引”之后原来还有一个“他说”，又怎会认为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
余氏后来发现了郭沫若书中的一处无关宏旨的引文小错误（把“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抄成“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是抄错还是异文，待考），如获至宝，为此又写了一篇跋语，一口咬定郭沫若不是粗心，而是公然篡改，如此评论说：“……而且还公然改易文句，正是因为自负是古史‘权威’，相信读者决不敢怀疑他的论据。即使像我这样怀疑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妄诞至此，所以两次都被瞒过了，可见陈垣论考寻史源的两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确颠扑不破。但是史料俱在，学术欺诈终究不能行之久远，我写此节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太平《览》、《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第130页）
这段评语，简直就是余氏的自我批判。他自负是“著名学者”，读者会被他所布下的“为了存真”“文字没有改动”“请读者去通读全文（指《钱穆和考据学》）”之虚张声势所吓住，而决不敢怀疑他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他的跋语已发表七八年，《钱穆与中国文化》在大陆也出版了四五年，不就从来没有人去查核原文吗？连我这样早就不齿余氏文风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下作至此，一开始也被他蒙骗了！他竟然还一再援引陈垣先生的告诫“引书非亲睹不可也”“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教训已故沫若先生和读者，套用白先生的话说，“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我写到此，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