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回头再来看正文。
让我猜得一点也不错，一篇政治宣传文章耳。文中自我辩解说：“我这篇文章有没有学术价值是另一问题，但绝不是政治宣传。”（第93页）此地无银三百两罢了，若没有政治宣传的动机，又何须特地做此说明？其写法，则是比较两部著作中的十几个段落的资料引用，说明郭著对钱著的抄袭是“全面的、根本的”；而其宣传的目的，则是要“我们便不能不对他（指郭）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这篇妙文的原貌了，因为文章在1954年发表后，作者自己“不喜欢”，一直没有收进各种文集中，直到1991年作者要编一部纪念钱穆的集子，才把这篇少作又翻了出来，做了改动，删去了“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第121页），而为了避免“刺激性”，连题目也改了，至于原来是怎样一个有刺激性的题目，是连作者自己都不好意思提了。37年前作者写作此文，其动机大约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史学权威。37年后在纪念钱穆时重提此文时，该权威早已是墙倒众人推了，其动机恐怕已经不同，主要是为了用以说明先师之高明远胜于政治和学术对手了。总之都不纯。
《批判》和《系年》是属于完全不同的著作，这一点，余氏自己也承认。《批判》是以唯物史观说明先秦诸子流派的演变，论证社会对思想的影响，属史论性著作。而《系年》则是考据先秦诸子的生平，基本上只是罗列、堆积史料，加一点按语，属资料性著作。钱穆本人的史观，则是唯心的。如此相对的史观，如此不同的著作，竟然会存在“全面的、根本的”抄袭，真是匪夷所思。一般来说，如果作者有抄袭的恶习而又能得逞，就不会偶尔为之尝到点甜头就洗手不干，也许正是据于这一原因，余氏才要我们对郭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大有发起一个全面清算郭的抄袭行为的群众运动之势，可是四十多年过去了，除了余氏的这篇文章，又何曾有人揭发郭的其他抄袭行为？也许这才是余氏对自己的文章不满意的真正原因？
《系年》毫无疑问是一部研究先秦诸子生平的重要著作，其价值主要在于它是一部有关先秦诸子生平的“史料大全”，也不断地补充进去新发现的史料。同时代的人，要找到该书所不收的史料，是很难的，所以，一部研究诸子的著作，所引用的史料如果也见于《系年》，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郭自己在《批判》的后记中说他一篇论文的写作的起因，乃是读了《系年》后而要加以批驳，他当然是仔细读过《系年》的了，《批判》中批驳《系年》之处也非常多，当然也不可能事事作对，见解相同的也不少。有的史料，或者是从《系年》得知，有的见解，或者是从《系年》受到启发，这也是很正常的事。郭在《批判》后记中介绍其写作《批判》和《青铜时代》的经过：“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50年3月版第475页。按：这是余氏用于互校的版本，故用之。以下凡引用郭文，若未特别注明，均出自此书）如果我们读过《批判》和《青铜时代》，就知道作者所言不虚，特别是以考古学和文字学为据，更是作者的特色，而《系年》的资料，基本不出文献学的范围，即使郭抄袭《系年》，也仅限于文献史料这一方面，又哪来的“全面的、根本的”？余氏文风之轻佻，还不只这一点。郭在后记中，不过是说读了《系年》的公孙尼子一节，觉得“论据实在是薄弱得可笑”，对《系年》全书如何，当时并无评论，而余氏一面承认公孙尼子只是全书附录的一条，一面却又想当然地以为郭是对《系年》全书故示不屑，则未免为袒护师门而神经过敏了。但如果我们去读《系年》自序，也会觉得余氏之神经过敏也是事出有因。钱穆在自序中自我吹嘘说：“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卷，1994年版第21页。以下凡引钱文均出自此书）如此海口，也难怪钱门弟子一见有人驳其一子有错，就觉得是全书皆错，便要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了。
余氏的论证逻辑是，如果《批判》所引的史料和结论都与《系年》相同，自然是从资料到见解都抄袭，而如果《批判》所引的史料相同而见解有异，则是抄袭资料而“故示立异”（第99页），“攘为己有，然后加以推演和穿凿”（第104页）。如果二书所引史料的引文相同，自然是抄袭，如果引文有异，那也是“欲盖弥彰”（第101页），“〔引文〕虽稍长，但其为阅《系年》后所查，实无疑问”（第105页），“有意无意之间企图掩饰抄袭之迹”（第130页）。连《批判》在批驳《系年》的见解时，不指名道姓而以“近时学者”“有人”暗指，余氏也不认为是在给其恩师留面子，而是故意隐去其名以掩饰抄袭了（其实《批判》中的“近时学者”并不专指钱穆，见后）。我就不明白，果真如此，何不把焚尸灭迹做得彻底点，在后记中也不提及自己读过《系年》？真是一旦认定了你是贼，怎么看怎么都像是贼了。
余氏在论证时，又不断地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余氏自己承认“一般典籍《史记》、《战国策》之类，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其是抄袭”（第112页），然而他所举的例子，却几乎全都是属于这种常见典籍，而且毫无根据地断言“其为阅《系年》后所查，实无疑问”（第105页），“亦皆转引自《系年》，或因《系年》之指示而引用者”（第106页），“所用资料亦全依《系年》的线索”（第108页）。诸子事迹的史料本来就很缺乏，某人某事的史料大家反复引用的也不过那几条，前人已做过大量的挖掘工作，史家都不会陌生，并不是事事都是钱穆的发现。然而，在余氏的笔下，郭沫若却成了连《史记》《战国策》《孟子》《荀子》《韩非子》这些名著都未熟读的不学无术、欺世盗名之辈，事事都需要捧着《系年》按图索骥，回头再从这些名著摘引史料了。幸好郭的著述不只《批判》一书。他著述极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甲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名著，洋洋洒洒旁征博引，不知又是拿了谁的著作按图索骥的？郭首先是一个古文字学家，需要对先秦文献极熟，记性又极好，郭之才学既然被余氏说得如此不堪，他又是怎么当的古文字学家？更不用说是公认的“堂堂堂堂，郭董罗王”（陈子展语）四堂中的一大家了。
余氏自己也知道“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是抄袭”，所以还要证明论断也是抄袭才算是铁证。我前面已说过，郭、钱二人史观大相径庭，二书宗旨也大异其趣，论断是绝无可能是“全面的、根本的”抄袭。余氏自己就举了几个《批判》批驳《系年》的结论的例子，白先生也举过这样的例子说明《批判》比《系年》高明。那么余氏所举的那些他认为属于连论断也抄袭的例子呢，我看可分为三类：
第一，余氏以为二书见解完全相同的，其实有所不同。
余氏自称他揭露郭沫若抄袭所用的方法是“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其实是抄《批判》一两段，再抄《系年》一两段，不详加分析，就下抄袭的断言，颇有点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意思。我们且举“漆雕开”一条为例。余氏在分别抄了两书后，诘问道：
“试看《十批判书》作者除了把《系年》中的资料做了一番‘新’的排列之外，曾经增加过半分新的资料吗？除了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袭用了钱先生的几项结论外又几曾有过丝毫自己的意见吗？这样的抄袭是一望而知、无由辩解的。”（第96页）
其实两书所引史料排列次序不同、引文详略有异，“这样的抄袭”并不是一望而知的。读者如果看到先秦古文就头疼，不愿仔细比较两书引文而被余氏的气势所吓住，那是很容易接受其断言的。但是如果我们细心一点，一句一句地比较下去，即使手头无原文可对照，仅就余氏所引而言，就会发现《批判》并非没有增加半分新的资料，也并非不曾有过丝毫自己的意见，“形与刑通”、“盖原作启，与后字形近。抄书者于字旁注以啟字，及啟刊入正文，而则启误为后，更转为后也。”“这一派既尚勇任气，藐视权威，自然是有遭受‘刑残’的充分可能。”“孟子又说：‘北宫黝似子夏’，大约这位北宫黝也就是漆雕氏的后学，是一位儒家了。”这几点，就都是《系年》所无的资料、意见。而如果我们熟悉余氏的文风，知道他引文省略的部分往往倒是关键之处，去查核原文，把那些省略处给补全，就会发现《批判》的新资料、新见解就更多了。比如在此处，《批判》有几句要读者特别注意的话：
“尤可注意的，初期儒家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近于任侠的别派而为墨家所反对。近时学者，每以为侠出于墨，或墨即是侠，有此一事也就是强有力的一个反证。任侠之轻死虽有类于墨氏的‘赴火蹈刀’，但他们的反抗权威却和墨家的‘尚同’根本相反，我们是须得注意的。”（第86页）
作者一连说了两个“注意”，余氏却偏偏用省略号代替这一段，原因很简单：这是《系年》所无的新见解。至于《系年》中所引而《批判》未引的史料，余氏自然也是以省略号代替了。就这样，把不同之处剔除（还剔得不那么干净），而把相同之处列出，然后指出这是重新排列过的抄袭，用这样的论证法，自然可以证明任何两部相同题材的书抄袭！《批判》中举“漆雕形残”这一条，本来是用来说明“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第87页），这样的意见，又岂是《系年》所能有的？
又，余氏说《批判》涉及当代学者的意见时，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是指名道姓的，唯有对于钱，即使在反驳时也故意隐去他的名字，而称为“有人”“近时学者”等，“这正是作者有意攫取《系年》的研究成果为己有的证据。”（第118页）但我们上引这一条，却正好有一个“近时学者”，不知何指（可能是指郭研究墨子的朋友杜守素），却不会是钱，足可见余氏的这一“证据”是多么薄弱得可笑了。也许这是他省略这段引文的另一原因？
第二，二书都袭用前人说法。
比如“不韦非始皇之父”条，《系年》已自己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前人已有这种说法，其论证就是把这几个例子列在一起而已，而余氏却仍把这当成《系年》的发现，《批判》也这么说，自然也就成了抄袭了，而且还是最严重的抄袭：“更明显的是《系年》援据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两说，而《十批判书》也恰恰同引此两书，这便决不是‘巧合’了。”（第112页）《史稗》和《读书后记》的确不算是常见文献，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博学如郭沫若者就没先看过，当然也许真的是从《系年》知道这两条文献的。然而，从别人的著作中获悉了自己不知的史料，是不是一定要注明发现过程？不注，是否就算抄袭？如果这也算是抄袭的话，许多史家也都要顶这项罪名了，谁敢保证自己引用的史料都是自己首先发现的，而不是从别的著作辗转得来的？钱穆自己就那么清白？钱在《系年》自序中说：“盖卷首考订孔子行事，前贤论者已详，折衷取舍，择善而从，其为己说者最鲜。”（第48页）但我们翻检考订孔门的第一卷（占全书五分之一），又何尝一一注明哪条史料、哪点论述是从哪位前贤那里得来的？
第三，属于常识判断。
比如，“荀子年十五之齐”条，不过是《批判》中的一个小注。（余氏连这种不起眼的注解都不放过，搜刮“罪证”到了这种地步！）《批判》在正文中说荀子“十五游学于齐”，小注说：“此据《风俗通·窃通篇》，‘齐威宣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史记·荀传》及刘向《序录》作‘五十’。荀子晚年及见李斯相秦，‘五十’失之过早。且‘五十’不得言‘游学’矣。”（第218页）《系年》也断定该是十五，但它列举的三条理由，说的都是“五十不得言游学”，并未提到“五十失之过早”，然而余氏仍然断言郭抄袭：“在这一条中，《十批判书》作者不过约钱氏的考证原文为足注而已。”（第99页）其实这该是根据常识就可以得出的相同结论，都说“十五”是正常的，如果有主张“五十”的倒有趣了，虽然胡适曾如此主张，但学界向来很少有人赞同的（见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页）。其实远在钱之前，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就已指出《史记》所说荀子“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误，《系年》对晁只字不提，按余氏的标准，是不是也属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