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格里菲斯还认为，电影不应该只是用于娱乐，还可以有严肃的主题，可以用于表达影片作者（导演）的价值观、理想追求和对现实进行批判。这样，格里菲斯不仅是电影的第一位技巧大师，也是电影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和诗人，不管他的社会、道德观念是何等的肤浅、幼稚、落后乃至反动。
这样，格里菲斯就从各个方面为电影艺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用于表达这个体系的是具体的创作，而不是理论论述。他所受的教育也不可能使他把这个体系诉诸笔墨。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的爱森斯坦等人通过对格里菲斯电影的具体分析，才最终建立了电影艺术的经典理论体系。
然而，电影的艺术地位要得到认可，不能光靠十几分钟的小打小闹，还必须有足以与戏剧相抗衡的长篇杰作。这时候的欧洲已开始流行拍摄一个小时以上的所谓“正片”，特别是意大利，拍了不少以古罗马为题材的历史巨片。但是这些正片，仍然只是戏剧的翻版。格里菲斯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必须用新的电影语言拍出长篇巨作。电影公司的董事、经理们出于制作成本等因素的考虑，反对拍正片。到了1913年，在格里菲斯的坚持下，公司的负责人勉强同意他拍一部四盘约一小时的圣经故事片《贝斯利亚的朱迪丝》（Judith of Bethulia）。这部影片的拍摄成本创下了纪录，共花了两万三千美元，是原预算的两倍。公司的董事、经理们大为不满，决定把格里菲斯提拔为制片主任，想用明升暗降的办法阻止他参与具体的拍摄。格里菲斯马上辞职，带着一班演员和技术人员去了一家小公司。格里菲斯离开后，白渥格拉夫公司很快就倒闭了。
1915年，格里菲斯终于如愿以偿，推出了史诗性巨片《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这部影片，以南方卡米隆和北方斯东门两个家族的悲欢离合，描写美国内战以及战后南方的重建。其有关南方重建的下半部分，大体改编自当时一部流行小说和戏剧《族人》（Clansman）。在洛杉矶首映时，用的也是《族人》的名字。但原著作者看了以后，觉得这个片名不足以体现这部电影的史诗性质，建议改叫《一个国家的诞生》，表示经过内战，美国各州丧失了独立地位，而融合成一个新的国家——在影片中象征这个融合的，是在最后卡米隆家的长子本和斯东门家的女儿埃尔西的结合。
这部电影，在当时创下了一连串的纪录。制作时间是闻所未闻的九个月（在不久之前格里菲斯还在一周拍两部影片），演员阵营是闻所未闻的几千人，放映时间是闻所未闻的三个小时，制作成本是闻所未闻的11万美元，但它的收入也是闻所未闻的，虽然缺乏精确的统计，估计至少在一千万美元以上，成为历史上回报率最高的一部电影。尽管门票卖到两美元一张，人们还是蜂拥而来一睹为快，其后它的种族主义思想所引起的争议，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来看个究竟。
这部电影，乃是格里菲斯对电影语言的一次全面的展览。当时一部正片一般也就用百来个镜头，格里菲斯却在这部影片中总共使用了1544个不同的镜头。他把所有的这些镜头都装在脑中（他拍电影从来不用剧本，这次也不例外），精心构造每一个镜头的构图。为了真实地重现历史，他按原尺寸重建了内战时期的历史建筑。他甚至想让演员们直接穿内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服装，结果发现50多年来营养的改善使得美国人变得高大健壮而穿不下父辈们的衣服，只好依样新做。格里菲斯和摄影师比泽研究了大量的内战时期的战场照片，力图准确地再现内战战争场面，而他们也达到了足以乱真的地步。这些战争场面，是这部电影最成功的部分，以后经常被拆开来单独放映，其壮阔、精确，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威力。格里菲斯还以细腻的笔触，试图营造一幕幕温馨感人的日常生活场面，为以后美国电影中多愁善感的流派开了先河。
格里菲斯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仔细地对这些镜头进行剪辑、组接。最容易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追逐、营救场面的处理。在他以前所拍的电影中，这种场面已一再出现过，为他赢得了“格里菲斯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的美誉。在这部影片中，这种场面一下子就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一队北方黑人士兵进攻卡米隆家，第二次是卡米隆家最年轻的女儿在一位黑人的逼迫下跳崖身亡，最后的两次是在同一时刻发生的，黑白混血的州长试图强奸埃尔西，以及卡米隆一家人被北方士兵围困在一间小木屋中。而最后的一分钟营救，本带领三K党徒击退北方黑人士兵，同时救出埃尔西和卡米隆一家，构成了电影中最激动人心也是最令人难堪的一幕。影片中对黑人的诬蔑和对三K党的颂扬，上映伊始就引发了一波又一波抗议的浪潮，不久就在北方各州被禁演（当时电影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一直到五十年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对象才扩展到电影）。
格里菲斯断然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他说，他从来就不歧视黑人，恰恰相反，他最好的朋友之中，有的就是黑人。他在《一个国家的诞生》中所表现的黑人的恶行，都是有根有据的，并非凭空捏造。而且，他也并非一味地给黑人抹黑，在这部影片中他不也塑造了黑人的正面形象吗？（“汤姆叔叔”式的忠厚老实的黑人）格里菲斯在该部影片中所体现的，其实是当时美国南方白人，甚至是开明的南方白人的典型思想。在他们看来，战前的南方是和平、安宁的乐土，是一群贪婪、野心勃勃的北方政客以战争摧毁了南方的和谐社会秩序，强迫南方人接受北方人的价值观。以确保南方黑人的公民权为主题的战后重建，更给南方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劣等的黑人一旦手中有了权力，就会变成无法无天的歹徒，更可怕的是，他们会侵犯白人妇女，而黑白混血的后代，几乎就等于邪恶的禽兽，甚至比黑人还不如。格里菲斯这位艺术的巨人，令人遗憾的却是思想的侏儒。
面对这些非议、指责，格里菲斯变成了保护言论自由的斗士，为此写了一本题为《美国言论自由的盛衰》的小册子。这场争辩，刺激着他在1916年出品了另一部史诗巨片《党同伐异》（Intolerance）。
这部影片，用四个独立的故事来控诉党同伐异（片名直译是“不宽容”）的罪恶：公元前539年不宽容的巴比伦宗教领袖由于忌妒巴比伦国王而把巴比伦城出卖给波斯侵略者；不宽容的法利赛人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公元1572年，不宽容的法国天主教徒屠杀了胡格诺派教徒；最后，在当代，不宽容的社会改革家把善良的人们赶到冷酷的城市，把妇女变成娼妓，把母子拆散，又差一点把一无辜的人送上绞刑架。即使是挨个儿叙述这四个横跨两千年的故事，也已够困难的了，格里菲斯却决定把这四个故事搅在一起叙述，起先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时，还用一位少妇在摇摇篮的画面为过门，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越来越紧张，故事的变换也越来越快，连过门也不要了。影片的尾声是一连串的最后营救：一位姑娘（“山姑娘”）奔跑着去向巴比伦国王报警；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向刑场；一位胡格诺教徒赶着去营救家人；母亲和州长赶着去营救就要被送上绞刑架的她的丈夫。镜头就不断地在这四个场面之间快速切换，从这个世纪跳到另一世纪，从这一奔跑跳到另一奔跑，最后每个镜头只持续不到半秒。按格里菲斯自己的比喻，这部影片一开始就像四条从山顶流下的小溪，慢慢地平静地各自流着，后来越流越接近，越流越快，最后汇合成了一条大河。
格里菲斯努力要使这部影片超越《一个国家的诞生》，把《一个国家的诞生》刚刚创下的纪录全都打破了。这部电影的制作总共花了18个月的时间。格里菲斯把从《一个国家的诞生》赚来的钱全部投入了《党同伐异》的制作，还不够，又去借了一大笔钱，公布的制作成本是575000美元，实际上可能花了近200万美元。他雇用了6万名演员（号称12万人），包括雇了一些妓女表演巴比伦戏中的裸舞（当时美国还未设立电影审查制度。1942年这部电影重新发行时，这些场面即被剪去）。他按原尺寸营建了所有的建筑，最令人惊叹的是占地254英亩的巴比伦城，城中的塔高达300英尺，城墙宽到可供同时行驶两辆战车。影片的放映时间长达四个小时，又是一个纪录。对电影语言的运用，这部影片也比《一个国家的诞生》更成熟、更完美，特别是巴比伦部分，向来被视为驾驭壮观场面的典范。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权后，列宁把这部影片引进了俄国，在俄国持续放映了十多年。列宁看中的是这部影片的现代部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但苏联的电影导演们却对这部影片的艺术技巧佩服得五体投地，挨个儿镜头挨个儿镜头地分析这部影片，从而提出了蒙太奇理论。这部影片后来也一再被评为历来最伟大的影片之一，与《战舰波将军号》、《公民凯恩》等片同垂不朽。
但是这部影片也首次证明了，艺术的成功并不就等于票房的成功，事实上，它在市场上完全地失败了。一般的观众无法接受这部影片那种跳来跳去的叙述方法，而且，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激烈，美国虽然还未正式参战，全国上下却已经洋溢着好战的气氛，这部影片呼吁宽容、反战和平的主题，也就显得不合时宜。为了减少损失，在发行22周之后，格里菲斯收回了这部影片，抽出其中巴比伦和当代的部分，改成两部影片《巴比伦的陷落》（The Fall of Babylon）和《母亲与法律》（The Mother and The Law）重新发行。他没有制作拷贝，而直接在底片上动剪刀，其结果，使这部杰作受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害。现存拷贝的放映时间为三小时十分钟，缺了五十分钟。
这部影片在市场上的失败，使格里菲斯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以后再也无法拍摄这类巨片，而只能拍一些比较小巧的正片，包括以一战为背景的爱情故事《世界之心》（Hearts of the World，1918），美国小镇的爱情故事《真心的苏西》（True-Heart Susie，1919），乡村姑娘被城市无赖拐骗的悲剧《走向东方》（Way Down East，一译《赖婚》，1920），描写法国大革命的《暴风雨中的孤儿们》（Orphans of the Storm，一译《二孤女》，1921），描写美国独立战争的《亚美利加》（America，1924）。其中，最重要的是1919年出品的《被摧残的花朵》（Broken Blossoms）。
这是两个绝望的灵魂相遇而后又被毁灭的故事。一个名叫陈欢的中国青年（巴塞雷斯扮演），曾经梦想到西方用佛教教义教育野蛮的西方人要热爱和平，残酷的现实毁灭了他的梦想，他龟缩到伦敦石灰房区的一家店铺当伙计，在鸦片中寻找安慰。另一个名叫露西的15岁的私生女（莉莲·吉许扮演），其父是职业拳击手，一喝醉了酒就毒打她。直到有一天她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离家出走，瘫倒在陈欢的门前。陈欢收留了她，使她康复，并又恢复了传播和平的理想。“他的爱一直是纯洁和神圣的，”字幕这么说，“甚至连他最坏的敌人也这么说。”他的最坏的敌人显然不这么认为。露西的父亲发觉露西躲在陈欢家中后，破门而入抢走了露西，并在家中将她打死。陈欢追踪而来，枪杀了露西的父亲，背着露西的尸体回到自己家里，在那里他用一把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格里菲斯只花了六万美元，用18天的时间拍成了这部电影，而且一反常态，极少实地拍摄，基本上在摄影棚中拍摄而成。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部电影的艺术成就，与《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它被称为电影史上的第一首诗。这指的是它通过巧妙地使用灯光而造成的视觉效果，比如露西和陈欢的脸看上去总是朦朦胧胧的，给人以圣洁的感觉；又比如露西的家的光线总是清晰明朗的，而陈欢的家则明暗对比强烈，有一种神秘感，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是黑暗、潮湿的街道。这种风格，影响了德国的“街道电影”（以表现社会环境为主题），以后又传回美国，产生了所谓“黑色电影”（film noir，阴暗压抑的犯罪片）。
制片人看了这部影片后，大发雷霆：“你拍了这样的电影还想要钱？还不如直接把手伸到我的口袋偷钱。里面人都死光了，这样的电影没有商业价值。”结果格里菲斯花了三倍的钱买下了自己的电影，自己当制片人发行，票房却也并不坏。但是格里菲斯与制片人的矛盾却并没有因此结束。这时候的美国电影界已从导演制度过渡到制片人制度，制片人对影片制作拥有绝对的权威。为了能自由地创作，格里菲斯在1920年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尽管此后拍的几部电影（特别是《走向东方》）都很受观众欢迎，却始终无法还清银行贷款。到1925年，格里菲斯终于向制片人制度屈服，去了派拉蒙公司当导演。但在该制度的约束下，他再也没能拍出像样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