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的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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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明朝值得细说(4)

英雄墓屡毁屡修,前赴后继,这也是中国的国格。佘家十七代人为英雄守了三百七十年墓,古今中外闻所未闻,这也是中国人的人格。北京文物局曾想派专人清扫袁墓,被佘幼芝婉拒,他们宁愿自己继续守下去。老人的女儿焦颖和儿子焦平都表示会成为第十八代守墓人,接力棒从佘家交到了焦家。佘女士说:“不为别的,就为忠义两字。”这样的民气,恐非马悲鸣之流夸夸其谈者所能知。袁崇焕一介书生,投笔从戎,战无不胜,保家卫国,死而后已,以其伟大的人格征服了全军将士,被捕时全军痛哭,弃城东走,袁崇焕自狱中寄信命他们回来继续抗敌,遇害前面对千刀万剐仍念念不忘民族存亡,临刑口占云:“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这是忠义。暴君奸臣腐儒愚民残杀了本民族的英雄,佘家以世代守墓这种方式报英雄知遇之恩,以一家之力替全民族向英雄赎罪,这也是忠义。华夏族外祸内乱,历尽苦难凡四千年,未像所有其他的文明古国那样灰飞烟灭,而生生不息、一息尚存,靠的也是一股忠义之气,至今不绝。忠义之气之所以能够流传不息,是因为现实虽然总有缺憾,历史却大体还是公正;现实中得不到的,可从历史中探求。这是我们民族的仁人志士的坚定信念。袁督师《入狱》诗云:“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又云:“心苦后人知。”表达的就是这种信念。我们可以告慰袁督师的是,他的清白已在身后一百年被还清,而他的苦心,后人也终于能够知道。斯人已去,浩气长存,只要这个民族不成为马悲鸣所捏造出来的那个民族。

注:佘家近况据冯武勇《为袁崇焕守墓——一个延续三百多年的故事》一文。袁崇焕祠、墓目前已修缮,并正式对外开放。

1999年4月3日

人生舞台上的海瑞

“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道也。惟公亮之!”

这是万历五年(1577),已在家赋闲了七年的海瑞写给大学士吕调阳的一封信。这一年,当国首辅张居正(号太岳)次子张嗣修将参加会试,海瑞便给身为次辅的吕调阳写了这封信,旁敲侧击,提醒他不要徇私舞弊。也许在他看来,要让嗣修落第才能显出公道吧。结果呢,却是嗣修高中廷试第二名,赐进士及第。张居正为此向万历皇帝神宗谢恩时,神宗回答得挺坦率:“先生大功,朕答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其后张居正尸骨未寒,神宗即剥夺张的儿子们的功名,逼死的逼死,充军的充军,对先生的子孙是这么看顾的。赐进士及第的是他,连张居正请求回避都不许;剥夺功名的也是他,连奉旨行事的主考官都要追究责任。若说徇私舞弊,皇帝才是正主,海瑞这封信,完全寄错了人。就算吕调阳真能操纵会试结果,海瑞大约也不至于天真到以为从天涯海角寄一纸短笺就能让当朝大学士听退休官僚的忠告。这一封信,与其说是写给吕调阳看的,不如说是写给众人看的,更是写给后人看的。

海瑞自己却不是进士出身。他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了乡举之后,会试落第,就未再参加会试,而以举人出身踏上仕途。明朝对官僚的出身极其看重,举人只能做做小官,非进士出身万难挤入高层。海瑞从福建南平县的儒学教谕开始做起,一步步往上爬,竟当过总管江南鱼米之乡的钦差大臣应天十府的巡抚,最后又死在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的任上,追赠太子少保,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他的仕途的转折点,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骂皇帝”事件。在两年前,海瑞从兴国县知县任上上调进京,在户部云南司任主事。名为主事,其实什么事也不用操心,大事有尚书、侍郎在管,小事有吏在做。无所事事了两年之后,他给嘉靖皇帝世宗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在这封空前绝后的奏疏中,海瑞只字未谈本职工作,从头到尾只是在攻击世宗屠戮大臣不是个好皇帝,父子分离不是个好父亲,乃至夫妻分居不是个好丈夫,“盖天下不直陛下久矣!”一个大臣上奏疏告诉皇帝说天下人早就认为你不配当皇帝,可真够骇人听闻的了。然而还有更激烈的话,为《明史》所不敢录,虽然一篇《海瑞传》,有一半的篇幅倒用于抄这封奏疏:

“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罄,十余年来天下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比之武宗之胡闹,神宗之贪婪,熹宗之昏庸,世宗还算不上大明最糟的皇帝。但我们一谈到明朝的昏君,想起来的首先就是这位家家皆净的嘉靖帝,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归功于海瑞这一骂。我们读这样的骂文,确实如听人骂街一样痛快,但不要忘了,骂的乃是当朝皇上。即使换上以纳谏出名的唐太宗,恐怕也无法容忍如此进谏。据说世宗读了这封奏疏后,气得全身发抖,把奏疏摔在地上,大喊快去把他抓来,不要让他逃跑了。旁边的一位宦官劝他说,这人是个出名的书呆子,上奏疏之前已告别了家眷,遣散了仆人,连棺材都准备好了,不像会逃跑的样子。实际上在两年前海瑞进京前就把家眷都送回了琼州故乡,不可能在这时候又来告别家眷,这或者是这位宦官编造了一番话为海瑞求情,或者这整个戏剧性的一幕,根本就是编造出来的。虽然被一本正经地写进了正史,但中国的史书,本来就是史实和小说不分。

海瑞没有家眷可告别,但上了奏疏之后,倒是去找过同乡王宏海托付后事,可见他自己也明白上这样的奏疏,只能招来杀身之祸,并不能让皇帝幡然改悔。既然如此,又何必干这种无成效的蠢事呢?用后来神宗评言官们的话说,这是“讪上卖直”,以诽谤皇上来卖弄自己的正直。果然,“公是疏一出,而直声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刚峰海公行状》)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举人出身的小官僚,一夜之间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真可谓一骂成名天下知了。

世宗虽然大叫“快去把他抓来”,却并不相信一区区主事敢上这样的奏疏,还想放长线钓大鱼钓出幕后的黑手,派特务跟踪了海瑞一段时间,实在摸不出别人,才把他抓进了锦衣卫让刑部问罪定刑。该给海瑞定什么罪,却颇使刑部为难。《大明律》虽有“骂人”一条,对各种各样的骂人的处罚规定得非常详细,但制定《大明律》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还有人居然敢骂皇帝,最高只定到骂公侯,对此只是处以枷号一个月的惩罚,而世宗的意思,当然是要定成死罪。刑部人马翻遍了《大明律》,也翻不出该给骂皇帝的人定什么罪。最后是刑部尚书想出了解决办法,比照“子骂父”律,属十恶不赦之罪,判处绞死。“子骂父”罪属于告诉乃论,在这一案中,皇帝成了原告了。

海瑞既然已直声震天下,若被处死,就会青史留名;如果大难不死,就有了升官的资本。他很幸运,世宗还来不及处死他就自己先走一步了,连牢中的主管都知道这下子海瑞该高升了,办了一桌酒席来讨好他。海瑞还以为这是死前的最后一餐呢,从从容容吃喝完毕,才知道原来世宗驾崩了,于是哭得死去活来,把吃下去的酒菜都吐了出来,晕倒在地。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不是说世宗早就不配做皇帝了吗,现在换了别人来当皇帝了,海瑞怎么又如此难过呢?但不这么一哭一晕,又如何能显出其先前的骂乃是忠心耿耿?

海瑞在出狱后的两年间,换了六七次官职,连升四级,从正六品主事一直升到了正四品的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誊黄,其升迁之快,无以复加。这固然是大难不死的后福,却也是因为在当时内阁的党争中,他投靠首辅徐阶排挤次辅高拱,被徐阶一手提拔。隆庆元年(1567),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阶的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这本是当时尽人皆知的事实,以后海瑞巡抚应天十府时也对该如何处置徐阶的儿子而伤透了脑筋。但当时的言官都是徐阶的亲信,他们一口咬定齐康是受高拱指使,乘机对高拱群起而攻之。这时担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着起哄,上了一封《乞治党邪言官疏》,谩骂高拱是小人,齐康是受高拱指使的鹰犬,这二人乃是奸党,请求穆宗“罢斥高拱,将齐康重加刑治”,以其骂皇帝的天才来骂大臣,不过是小菜一碟。十几年后海瑞整理文集,重读此文,自己都觉得脸红,加了个附注说:“一时误听人言,说二公(指徐阶和高拱)心事俱未的确。”但高拱终于因此去职,而海瑞也就连连升官,官至四品,身披红袍了。

京城天子脚下,高官多如牛毛,中不溜秋的四品官除了跟着起哄骂街,也没什么用武之地,我们的英雄仍然感到寂寞。海瑞披上红袍的这一年(隆庆三年,1569年),刚好是六年一次的京察之年。所谓京察,就是由吏部和都察院对五品以下的京官作出考察,而四品以上的则做自我鉴定。海瑞在自我鉴定中便称自己无所事事,不称所职,请求把他革职。内阁和吏部的大臣们自然很明了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他们既然不敢当真把这位名满天下的忠臣革职,就只好委以重任。这一年六月,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让一个举人担任钦差大臣,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更不用说巡抚的是全国最富庶的应天(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太平、宁国、安庆、池州这十府了(还兼理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的税粮)。

新官上任,照例要发布一个安民告示。海瑞颁布的《督抚条约》洋洋洒洒三十六条,所津津乐道的是地方官员该如何参见、招待巡抚大人,当然是要求一切从简,连一顿饭该花多少钱(物价贵的地方,费银不过三钱,物价贱的地方,费银二钱,烛柴俱在内),该吃什么(鸡、鱼、猪肉三样和小瓶酒,不用鹅及金酒),都定得清清楚楚,使人觉得这位巡抚大人未免也太婆婆妈妈。最奇的有这么一条:

“各官参见手本用价廉草纸,前后不着壳,后不留余纸。别事具手本亦然。凡册用稍坚可耐久而价廉纸,不许如前用高价厚纸。申文纸亦然。册用白纸裱褙为壳,封筒用单纸,内先用一草纸护封防弊,不用裱褙纸。凡文册俱指顶大字便览,防洗补。申文供招等项,不许重具书册。”

联想到他还在担任淳安知县时,就规定衙门用纸“先用后偿”,“用过纸一张,则给与一张,用过四五张,则给与四五张”,真是惜纸成癖,始终如一了。要是让他担任首辅,说不定也会下一条全国惜纸令。我们也许会误以为明朝的纸张是什么贵重东西,其实他所规定不许留空白的廉价纸,不过是每百张银六至八分,高价的永丰纸,每百张也就值银二钱,相当于他的一顿饭钱。他对此的解释是“毫厘皆民脂膏,损之毫厘,莫不有益”。要提倡节俭,就从每一张纸抓起,而且唯恐人不知。他在巡抚任上主持疏浚吴淞江这一“万世功”,公布的预算是银七六一零二两二钱九分,真正是把毫厘都算在内了。而这花费了几万银两的疏浚工程,没过三年就又堵塞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七册引耿橘的话说:“海公之役,计费四万有奇,不三年而旋淤,说者谓稽查无法,委任欠当之故,是非卑县之所敢知。”)

巡抚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审案,对此,海瑞在《督抚条约》中一面反反复复地说“江南刁风盛行”,喜欢告刁状,一面又宣布“本院法之所到,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则又等于是在鼓励告状。据他说,应天巡抚衙门每月初二、十六放告的这两天,每天来告状的有三四千人之多。每月要由他一个人处理这么多案子,没有神仙的本事,绝无法一一都能公正地处理。何况他在办案时,遵循的是伦理、道德高于事实、法律的原则:“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其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则不知有多少弟、侄、富民、刁顽、乡宦乃至小民遭受其冤屈,才织成了这顶“青天”的高帽。

海瑞巡抚应天半年之后,有给事中舒化弹劾海瑞不通人情世故,这是针对其种种条约的;另一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导致“种肥田不如告瘦状”的民风,这是针对其办案的。这时候高拱东山再起,也不会容忍一个政敌位居要职,海瑞终于因“志大才疏”被免去应天巡抚而专督粮储,愤而告老还乡。临走前上疏把朝中大臣骂了个遍,“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告养病疏》),当时的首辅李春芳看了哭笑不得:这么说来,我岂不是老太婆了吗?连这位宽厚的首辅,海瑞也失去了他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