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几轮经济周期中，中国经济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投资和出口这两台引擎，它们本身也高度相关。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生产过程的“去物质化”进程同步的，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快速崛起以及与此相关的重化工化。世界市场的主要商品生产活动向中国的转移，给中国带来了走出贫困的重要推动力，也直接推高了中国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与此相适应的，则是中国国内行政力量主导下的快速城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热潮。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根深蒂固的GDP主义，则不断为这股热潮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把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高物质化倾向推向极端的另一个关键变量，是我们发展模式的粗放和低效。作为看得见的政绩，硬件投资建设项目在各级地方政府大受欢迎；作为近乎免费获得的资源使用权，无论是国企还是私营企业，首先关注的都是如何把它们快速变现，很少顾及它们的开发效率和长远发展。
这是一个巨大的失去平衡的经济体，而它对生态环境的冷酷无情、对能源和自然资源消耗的速度及规模，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以如此之高的激情加速折旧自己的环境未来，义无反顾地展开一场生态自杀。2008年6月，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发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在评估中国的生态资源消耗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概览。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因为人文发展指数快速增加，尽管生物承载力也在不断增加，但中国消耗的资源还是已经超过了其自身生态系统所能提供资源的2倍以上，平均每10年增加0.2公顷。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出现生态赤字，即每年需要的生物承载力大于其自身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大部分生态赤字来源于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不断发展的能源需求，迫使中国只能通过以自然资源的形式进口生物承载力来弥补部分生态赤字，到2003年，中国进口的自然资源几乎等于德国全国的生物承载力。这一年，中国的消费需求加上排放的废弃物，需要两个中国的生物承载力才能满足。
2003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为1.6公顷，在147个国家中列第69位，尽管低于全球平均生态足迹，但乘以13亿之众的庞大人口，仍使得中国的总生态足迹毫无悬念地冲到了世界的前列。2005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进一步增加到2.1全球公顷，资源消耗是承载能力的2.3倍。而在《2008地球生命力报告》里，中国的生态足迹总量已经和美国相同，约为全球生物承载力的21%，人均足迹也已接近全球平均人均生态足迹。
知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2006年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里指出，近30年来，年均增速高达10%的中国创造了一场经济奇迹，但数量空前的中国工厂毫无顾忌地将废弃物排进江河，将废气排入天空，同时也带来了一场环境噩梦，今天在设计、运输、生产和发电等所有环节，中国必须进行根本变革，摸索出一条更具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弗里德曼援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丹尼尔？罗森的话说，中国著名的“猫论”应该进行版本升级了：“现在这只猫最好是绿色的，否则还没等捉到老鼠它就死了。”
工业文明赋予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能力，上天、入地、登月、下海均无所不能，地球上几乎已经没有人类无法到达的地区，只要我们愿意。农耕时代的人们只能在几公里的范围内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巨大的自然环境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永恒；而今天，我们的生活足迹已经可以扩展到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在征服了地理限制的同时也让自己从此远离了永恒，因为我们实际上把属于后世若干代人的资源都提前预支了。从地球资源消耗的代际分布角度看，我们已经把人类时代大大缩短了。
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所带来的副产品不但改变了地区土壤和水的成分，还显著改变了地球大气的构成，由此改变了亿万年来太阳能在大气圈、水圈、地圈和生物圈中的均衡分布。这是一种无比巨大的能量，而它的反作用力也同样巨大，今天已经开始通过融化的冰川、上涨的海水和变幻莫测的气候显现出来了。如果说美国人过度的消费透支引爆了全球经济危机，那么在人类过度的资源透支之后，等待我们的又会是什么，其实已经不难想见。在震怒之日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尽快转换航道，避开大自然即将对我们展开的环境清算。
低碳革命的大幕拉开了。
四、什么是低碳经济
自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开始，人们开始系统谈论低碳经济，2003年英国在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率先在政府文件中提出“低碳经济”概念。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社会经济模式，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构建的一个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体系。低碳经济的核心内涵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政策创新及制度设计，提高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建立低碳的能源系统和产业结构，它包括生产的低碳化、流通的低碳化、分配的低碳化和消费的低碳化四个体系。
生产的低碳化
生产的低碳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低碳化；二是人口生产的低碳化。物质资料生产的低碳化就是要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注重科学的统筹规划，避免盲目地扩大再生产和资源浪费；注重新科技的运用，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注重废旧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人才是这不竭动力的智力保障。人口生产的低碳化就是控制人口发展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使人口的再生产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承载力相适应。
流通的低碳化
要使生产要素和生产的产品能够自由流通，就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方面要实现流通硬件设施的低碳化，发展现代物流业，建设节能、环保、高效的立体交通体系，水陆空和地下轨道交通综合平衡利用；另一方面要实现流通软件设施的低碳化，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构建数字物流信息平台，转变政府职能，为经济转型的生产提供组织和制度上的保障，实现生产要素配置的高效化。
分配的低碳化
指政府在对要素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过程中，通过法律和税收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手段，对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产业进行倾斜和优惠，而对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产业给予限制，从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实现产业的低碳化。
消费的低碳化
在消费的过程中形成文明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反对铺张浪费的消费观念；在消费的结构上更加注重精神消费、文化消费，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低碳化的消费不仅有利于节约有限的资源，而且可以减少废弃物的排放，是一举两得。
“低碳”，英文为low carbon，意指较低的温室气体排放。“低碳经济”英文为Low-Carbon Economy或者Low Fossil-Fuel Economy，其字面的意思是指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的经济，也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低碳经济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但作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经济理念，现有的有关低碳经济的定义和解释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低碳经济是指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低的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二氧化碳这一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有效控制。推行低碳经济是避免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保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之一。这种观点可称之为“方法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量、生态环境代价及社会经济成本最低的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也是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形态论”。第三种观点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上是对现代经济运行的深刻反思，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能源经济革命。这种观点可称之为“革命论”。
综合以上观点，低碳经济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减少以二氧化碳为表征的温室气体排放，走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业已被确认是不争的事实。
低碳经济的先声可以追溯到1992年150多个国家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低碳经济的理论体系则是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R.布朗首先提出来的。1999年布朗在《生态经济革命——拯救地球和经济的五大步骤》中指出，面对地球温室化的威胁，应当尽快从以化石燃料为核心的经济转变成为以太阳、氢能源为核心的经济；2003年在《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中，他又明确提出地球气温的加快上升，要求将“碳排放减少一半”，加速向可再生能源和氢能经济的转变。这些思想奠定了低碳经济的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