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洋人交际，讲究礼节，不含讥讽，不占便宜，整齐严肃，行迹疏淡，处处谦逊而足以自立，这就是曾国藩说的柔远之道，与自强之道。换句话说，对外国人的推诚为用，其本质还是自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彼若讲信修睦，吾不稍开边衅；彼若弃好败盟，吾亦有以御之。”（根本的目的、立足点还是落在了自强御侮至上。）
曾国藩强调浑含，但注重度。“大抵与外国交际，和而不昵，防而不迕，固无分东西也。”讲究中庸、和谐、调和，但不是毫无节制，不是过分亲昵；讲究防范，但不能产生触逆、忤逆。浑含而不失原则，防范而不致冲突，这是最好的境界。它充分体现了曾国藩“自立为本，推诚为用”的领导艺术。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个人的眼界等等方面的原因，曾国藩推诚为用的领导艺术，也有相当的局限性，把握不好度，就可能滑入妥协、过柔，导致处置外交事务失度，造成国家、民族、百姓利益的损失；甚至滑入迎合洋人或假洋鬼子的胃口，忽视关税、厘金、金钱等方面的争斗，使国家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比如1862年5月22日，“定茶厘、茶捐新章，亦因奸商挟借洋势，百计绕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惩奸宄，故姑就彼所乐从而立之制。”奸商借洋人的势力，提出过分的优惠政策要求，曾国藩拿他们无可奈何，只好迁就俯从。当时的中国，和西方列强讲究诚信，讲究忠敬，是一厢情愿的事情。阿斯本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不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崛起的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对于中国都怀着狼子野心，其目的就是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1872年，曾国藩去世。法国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占领东三省与台湾；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所不及。这是曾国藩没有看到，甚至没有想到的。这足以说明，和他们讲忠、信、敬、笃，简直就是“对牛弹琴”、“与狼共舞”。这是曾国藩的悲剧，是曾国藩领导艺术的缺陷，也是曾国藩那个时代的悲剧。我们不能用今人的标准来衡量古人，更不能苛求古人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因为那毕竟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时代。
曲意和好的策略
天津教案发生在一八七零年农历五月。当时，天津四处有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传闻。法国天主教仁慈堂出现瘟疫，堂内收养的弃婴有三四十名相继死去。按照天主教的习惯，死婴要在晚上秘密埋葬，不让外面的人发觉。这种不公开的埋葬死婴的做法，让天津人民产生怀疑与猜测，一些谣传随之出现。有人说看见仁慈堂在某日半夜将三个裹有童尸的白布包运出城外；郊外野狗拖出义冢里的童尸，没有心肺，有人指认是仁慈堂弃婴。这些谣言一传十，十传百，愈传愈真。这时，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卖儿童罪犯被天津官府拿获，经拷问，招认迷拐药为教民王三供给。消息不胫而走，天津群情激愤，不可抑止，商人罢市，书院停课。
6月21日，天津地方官带同拐犯前往天主堂对质，天津市民不期而至者近万人。他们聚集在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闻讯，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派了几个官弁去劝阻。丰大业大怒，直奔崇厚的衙门，咆哮辱骂，开枪恫吓，捣毁器物。出门后，遇见天津知县刘杰。天主堂附近发生殴斗，刘杰特来维持秩序。丰大业不问青红皂白，横蛮纠缠刘杰，并开枪射击刘杰，打死刘杰随从高升，丰大业的秘书西蒙也鸣枪威胁。看见打死了人，天津人民怒不可遏，像泛滥的洪水，拉毁法国国旗，焚毁法国领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波及英、美的几所教堂，打死外国传教士和经商者二十人、中国教民三四十人。领事丰大业被当场打死。
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天津归辖直隶，处理教案的重任理所当然落到他的肩上。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身体状况很差，左眼失明，患有严重的眩晕症，每天头晕眼花，上吐下泻，精力衰竭。当他接受这个重任时，他感到压力巨大，特别的棘手，给曾纪泽、曾纪鸿写了一封遗书，以明必死心迹，“所自信者，年老病躯断.不吝于—死，虽危骇之际，当不至迷乱失据。”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曾国藩前往天津，参与处理此案的有通商大臣崇厚、工部尚书毛昶熙和江苏巡抚丁日昌。8月4日后，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但直到处理完案件离开。经过调查、取证，曾国藩先后共逮捕了无辜群众八十多人，于8月23日和9月13日分两批结案，共杀天津市民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同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革职充军，还付给法国“赔偿费及抚恤费”共五十多万两银子。朝廷令崇厚为钦差大臣，12月赴法国道歉。
教案发生后，国内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朝廷的态度，曲意求和，一种是清议派，主张借机驱赶北京、天津一切外国机构与外国人。法国态度非常强硬，要求杀凶手、杀天津府县官员。面对这样的形势，曾国藩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如果采取强硬的措施，与法国针锋相对，可能引发战争，造成更大的损害。如果对老百姓采取过硬的措施，就会得罪清议派、得罪中国人民；如果坚持“与民请命”，那么又与清廷的和好态度相冲突；如果像清议派所说的“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宣战、驱赶所有在京领事、外国人、停止通商、传教等，那么得罪的不只是法国，而是在华的所有外国人，全面战争在所不免。处于这样境界的曾国藩左右为难，遵循了清政府曲求和好的基本策略。他说：
纵令要挟百端，止有曲求和好之一法。惟所以曲求和好者，终不外严办正凶、厚赔巨款二事，深恐求和愈急，要挟愈多。
他认为，只有“曲求和好”是唯一的办法，要做到“曲求和好”具体的途径是两个：一个是严肃处理杀人凶犯；一个是赔钱。天津教案中打死外国传教士和经商者二十人、中国教民三四十人，焚毁法国领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波及英、美的几所教堂，不惩办正凶、陪巨款，要想平息外国人的愤怒是做不到的。这样的事情，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也很难做到。然而难道曾国藩真的就想拿国人的头颅去祭奠法国人的旗帜？曾国藩一直主张为民请命，拿百姓的头颅去祭奠外国人的旗帜，也是他不愿意做的。他说：
辈身在局中，岂真愿酷虐吾民以快敌人之欲？徒以边衅一开，则兵连祸结，累岁穷年而未有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