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节贞固，患难不能迁其心。——柳宗元
清乾隆皇帝南巡，两江总督黄廷桂借机大显威风，一切需求都要立即办妥，下属们谁也不敢违背他的旨意，只有丹徒县有一个姓熊的县令不理他这一套。
在为乾隆皇帝过此开辟御道时，熊县令不愿为此毁人家的冢墓，让御道绕弯约一里路。黄总督知道后大怒，说皇帝出巡不顺直道走，是大不敬，如不赶快改过来，论罪当斩。
熊县令不慌不忙地说：“走的是不是直路皇帝怎么会知道？难道皇帝驾前会有人拿着指南针？难道从京师到丹徒就没有拐一个弯？再说，当今皇上又不是秦始皇，他要是听说江南有人为他南下的行程而发掘冢墓，暴人尸骨，一定会大为震怒。这样一来，恐怕有罪的是您而不是我。”
周围的官员听了熊县令的话十分惊恐，有人拽着他让他给总督赔礼谢罪。熊县令没有接受那个人的“好意”，他高声说道：“不过就是罢我官而已，还能杀我吗？”
有一次，江苏的一位按察使通知熊县令将丹徒县的一个特别奸狡的人押解来省。当熊县令了解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憨厚朴实的农民时，便马上把这个农民放了。
后来，熊县令去省城见到按察使时，这位大人仍旧怒气未消，斥责他说：“你看他是好人就把他放了，我难道就分不出好人坏人吗？”
熊县令说：“由丹徒县送到按察司，中间还有胥吏们层层的敲诈勒索，您纵然有皋陶（传说为舜的大臣）那样的明察之力，但审讯之后也得放他回家。而那时他早已破产了，诬告的人却得意了。”按察使听后，无话可说。
故事感悟
熊县令处处为民着想，替百姓鸣不平，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是少有的好官。他维护了百姓的利益，为百姓伸张了正义。他的事迹也将被后人所牢记。
史海撷英
乾隆下江南
乾隆下江南是仿其皇祖康熙。康熙下江南目的之一是为了探访民情，毕竟古代信息不发达，皇帝要想了解民情，就得多到民间走走。其二是为了加强中央政权与江南地主士绅的联系。江南是明朝起家之地，当地居民对明朝最拥护，清军入关后反抗最激烈。而江南经济发达，国家财赋又大半来源于此，所以康熙下江南为的是加强与江南地主士绅的联系，以巩固统治。其三是为治理黄河。康熙虽然是下江南，但每次都在黄河地区停留很长时间，为的就是治理黄河。乾隆帝下江南也有康熙前面的两个原因，只是第三条不一样，因为乾隆时黄河已没有大的水患，乾隆下江南的第三条原因就是游玩。
康熙下江南，动机比较单纯，就是为了国家，所以不是很讲排场；而且康熙本人比较节俭，也不想干扰地方，但是即便这样也花销了不少。而乾隆本人好大喜功，南巡的队伍声势浩大，每次都在万人以上，所到之处极尽奢侈糜费，地方供给极尽华丽壮观，百姓的财富经历巨大的浩劫，其花费远超康熙数倍。江苏学政尹会一曾上奏章说南巡造成“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看后大为恼火：“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乾隆从此开始对尹会一怀恨于心，后来找了个借口处死了他的儿子尹嘉铨，“父债子还”。
乾隆除了下江南游荡猎奇外，还花费巨资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经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这里凿池、那里叠石，此处栽林、彼处莳花，繁丽之中，点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作为皇帝家常的供玩。
文苑拾萃
御制文初集
《御制文初集》，30卷，目录2卷，清高宗弘历撰，于敏中等编，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武英殿刻本。
卷前有乾隆甲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御制文初集序，序末钤“乾”、“隆”联珠印；经筵讲官户部左侍郎于敏中奏请编刻是书折。卷末有刘统勋、刘纶、彭启丰、董邦达、裘曰修、于敏中、钱汝诚、观保等跋。
《御制文集》所录之文据称均为清高宗弘历自作，词臣代拟之作不载。此集收录乾隆元年至二十八年（1736—1763）间高宗所作各体文570余篇，分为19门，以经筵御论冠首，其次为论、说、祝文、记、序等，均按年代编次，所涉题材广泛，天文、地理、政事、经史、人物、艺术、经济等无不加以阐述。如经筵御论《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其难其慎惟和惟一》、《汉光武论》、《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以及《太祖高皇帝圣训序》、《太祖高皇帝实录序》、《大清一统志序》等，详尽而形象地反映了高宗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感情，为研究清帝和清史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
除此本外，另有《四库全书荟要》本、《四库全书》本、清乾隆年内府抄本、清光绪五年内府铅印本、清乾隆年内府汤萼联抄本、清乾隆年王杰抄本。